（4）多提梁、多大壶、多无足宽平底的造型。周高起说：“赵梁，多提梁式。”赵梁与董翰、元畅、时鹏合称“四名家”，是供春以后时大彬之前的制壶名手，从事砂壶技艺时间应当在嘉靖、隆庆年间，所制属早期紫砂。提梁壶的提梁有硬提、软提之分。吴经墓所出为硬提梁，南禅寺所出为无把柄而有四系，可拴系的即是软提梁。
明末文震亨说：“（砂壶）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壶体较大无足宽平底是创始期砂壶的基本造型。上述诸多的特征是因早期紫砂工艺尚未成熟所致。明代后期由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积极参与和品评，提倡壶艺与茶艺，促使紫砂艺人的智慧和灵感得到充分发挥，使紫砂工艺全面进入成熟阶段。
成熟期明万历年间到明代末期，此时砂壶的制作名手辈出，千姿百态。时鹏之子时大彬是晚明最负盛名的紫砂大师，最初仿制供春壶。后来游历到江苏太仓，结识了陈继儒、王世贞等著名的书画名家和学者硕儒，共同探讨茶艺，体验品茶雅趣，深受启发而改制壶型，以便更加适应文人阶层追求淡雅超俗的审美风尚，同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一整套合理而完备的紫砂制作工艺和工具，奠定了中国紫砂名陶的地位。《宜兴瓷壶记》有详细的描写：
“所谓削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用木重首作椎，椎唯炼土作掌，厚一薄一，分听土力。……用木作月阜，其背虚缘易运……用钅需、廉首齐尾……用角，阔寸长倍五，或圭或笏……用竹木如贝……”这些工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木搭子、木拍子、木转轮、明针（用牛角做的薄片）等。
时大彬号少山，生卒年不可考，但许次纾撰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茶疏》中已提到他的名字，可知此时时大彬已非常有名。明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说：“大彬壶问世年代已知名海内。”
近代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考》的著录中，记载有16件大彬壶真品。时大彬如所有的古代艺术大师一样，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遇有不惬意，碎之”，绝不允许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这种对待艺术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奠定了时大彬在紫砂陶领域崇高的地位，因而大彬壶在当时已名重艺林，价若拱壁，只有极少数的文人墨客，林下隐逸能有幸得到大彬亲制的茗壶，且大都秘不示人，即使作为陪葬也不肯传之后人，可见其宝贵的程度。由于茶壶本身的使用率极高，极易损伤，使得本来传世稀少的大彬壶更如麟角。
目前被学界确认的没有太大争议的时大彬真品有如下七件，其中有六件是40年来的出土物，一件是故宫博物院传世的藏品紫砂胎雕漆壶。出土器分述如下：（一）1968年江苏省江都县丁沟公社曹氏墓出土的一件紫砂六方壶，现藏扬州市博物馆，通高11厘米，口径5．7厘米，壶腹、流均为六棱形，柄出五棱，器壁较厚，呈赫红色胎。平顶盖钮，顶上有对合的半弧线纹。底足内流与柄的对应线上阴刻楷字“大彬”。同墓出土的有砖刻买地券，书“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岁次丙辰四月庚子朔”。买地人是“扬州府江都县崇德乡费家庄居住民人曹文良”。墓主是曹的祖父、父亲、母亲三人。此六方紫砂壶如属曹文良使用最迟应不晚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如属其祖父辈的心爱之物则应更早。此壶砂泥陶冶的不够纯细，也缺少明润感，但整体造型匀称和谐，工艺制作技术与文献记载吻合，又有明确的纪年，当为大彬时代制品无疑，可作为一件鉴别断代的标准器。故亦有人将曹氏墓出土的这件六边形壶称为“大彬型”，可见它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二）1987年福建漳浦县卢维桢墓出土的一件紫砂鼎足盖圆壶，现藏福建漳浦文管会。
此壶通高11厘米，口径7．5厘米，壶盖的造型十分奇特，盖顶略平。四周弧收，圆形盖上出三戟足，如将壶盖翻过来平放是一个下承三足的浅盘，壶身丰圆，口底相当，浅圈足，曲流，圆柄。通体呈粟红色，略泛黄，器表布满白色砂点，状若梨皮。盖内沿有经久使用后的轻度磨损，壶中尚有残存的茶叶。底足部内有单行竖刻阴文楷书款“时大彬制”四字，刻痕深邃，颇见功力，字体结构匀称，遒劲有力。同时出土的还有万历四十二年（1612年）墓志和砚台及青花瓷器等物。墓主卢维桢夫妇殁于万历三十八年，据墓志铭和《漳浦县志》载，卢维桢，字司典，号瑞峰，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于隆庆二年25岁时登进士，官至户、工两部侍郎，因不满朝政，约于50岁归休，万历三十八年卒，享年68岁，两年后赠户部尚书，赐葬。（三）1984年江苏省无锡县甘露乡华涵伊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紫砂三足圆壶，现藏无锡市博物馆。壶通高11．3厘米，口径8．4厘米，壶身圆形，下承三乳矮足，盖面浅浮雕四出如意云头纹，盖钮如珠，中部尚有通气孔。此壶砂质温润呈猪肝色，器表满布“似石榴皮状的小颗粒”，抚之有凸凹涩手的感觉，柄与足空隙处横刻阴文“大彬”二字楷书款。同墓出土的有崇祯二年（1629年）墓志及晚明青花碗及锡质茶具、食器及妇女梳妆用品。
华涵伊生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卒于万历四十七年，终年54岁，其子死后10年下葬，与其父同葬华氏墓地。这件三足圆壶的砂泥中掺有不耐高温的小砂粒，经焙烧后呈现微凸小点，形成所谓“石榴皮”，这种隐现的小砂粒是时大彬壶的典型特征之一。
（四）1987年陕西省延安地区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知县杨如桂夫妇墓出土的明提梁壶，现藏延安地区文管会。此壶通高15．5厘米，提梁高8．5厘米，壶圆腹，短直颈，弯流，圈足，砂质湿润呈粟红色，腹正面以竹刀镌刻阴文“吟食干养浩然大彬”七字三行行书款。
（五）1972年四川三台地区晚明窑藏出土一件明长方形壶，现藏四川三台地区文管会。此壶高7．7厘米，底长9．4厘米，宽6．3厘米，腹长方形，原有提梁，现只留有残痕，盖已缺失。方形的弯流上细下粗，底部刻“万历甲辰年大彬制”八字二行楷书款。胎呈粟红色，质略粗。甲辰年系万历三十三年（1604年）。同窖出土的还有一批景德镇烧制的晚明青花瓷。（六）1985年山西省晋城市郊陡坡村张光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明圆壶，现藏山西省晋城地区文管会。此壶通高9．5厘米，口径5．7厘米，弯流，圆柄，腹丰满，浅圈足。圆形盖略突起，盖钮顶部留有通气孔。砂质呈肝紫色，器表光润出土时壶中尚残留有茶叶残渣。底部刻有“丁未年夏日时大彬制”二行九字，阴文楷书款。丁未年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据同墓出土的“明故大中大夫山东右参政赠光禄寺卿张公墓志铭”记载，张光〗，明山西泽州人，生于万历六年（1573年），卒于崇祯五年（1632年），终年59岁，官至山东右参政。明崇祯五年与其长子藏贞，次子茂恂均死于明末农民大起义战争中。与大彬壶同时出土的还有瓷器、琉璃器、锡器、铜器等物。
以上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明墓或窖藏出土的时大彬壶的情况。
那么传世器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据说，时大彬约生于明万历中期，卒于清顺治末年，即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左右。他是紫砂陶史上一颗璀璨的巨星，在当时已光彩照人，其作品不仅受到文人雅士、达官贵族的挚爱，而且已经出现伪做仿制品，致使数百年来终世品中鱼目混珠，真伪俱存。时大彬款的砂壶比比皆是，给人以无比的困惑。例如，重庆市博物馆有“时大彬款”的壶、瓶五件，香港的茶具文物馆也藏有五件大彬壶，其他散落于民间各处的成百上千、不胜枚举，但是都存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疑点，经不起行家们反复的推敲。没有争议的仅有一件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雕漆文物库房，此壶是清朝以前就收入皇宫的旧藏品，是一件刻有大彬款识的紫砂胎雕漆四方壶。壶通高13厘米，口径7．8厘米，腹、流、柄均作四方形，口及盖作圆形，方足四角承条形过底短足，朱红色漆层约3毫米之厚，四面开光，开光内剔刻人物、山水、树石、花草等多层纹样，漆质优良，刻工精细，展现出明代宫廷雕漆艺术富丽华美的制作风格，同时也映衬出紫砂壶造型曲线的顺畅和优雅。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壶的底部涂髹黑漆，漆层下阴刻楷书四字款“时大彬制”，字体工雅，隐约可见。时壶在当时已享有盛名，并且进贡到宫廷作为雕漆御用壶的内胎使用，这样即富有浑厚高雅的贵族气派，又充分发挥砂壶的优点，真可谓巧夺天工。这是目前宫内仅存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为文物界所公认的时大彬制作的紫砂壶。从漆层的厚薄、漆的呈色及雕刻工艺来看，应为万历晚期至天启年间制作。
以上所举几例仅是国内近30年来的出土物和一件传世品，在其他地方如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一些与出土物特征相近的时大彬款紫砂壶，但总数不会超过20件，也有人认为是15件。形制除上述列举，还有僧帽壶、印方壶、瓜棱壶等，但就壶体大小而言，没有一件是超过20厘米高的，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多属中型壶，而且多为光素无纹，以追求那种素面素心、厚重古雅的品味，体现紫砂器本身的天然质地美感。这几个例子，均为有明确纪年或出处的时大彬制品，即是出土于大抵相同的时代，又是同出一人之手，它们当中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的共性是人所共知的。其一，论其胎体而言，砖红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赭红色和肝紫色，泥质不纯，卢、华二壶砂中含有浅黄色小颗粒，如形容之“石榴皮”，其他几件泥质略细。其二，就制作而言，圆球形壶修饰打磨较润滑，四方或六方形壶用泥片镶接法，流与柄仍采用早期的“镂孔塞泥法”与壶身相接连，粘接得较为细腻，有时会以柿蒂形泥片装饰接痕。其三，款识以楷书居多，只有安地区杨氏墓壶是行书款，一律不钤印章，也无斋堂之名。平底器于底部刻款，也有乳足、圈足器腹下刻款的。刻痕有一定深度，下刀重而有力。
以上所举例是我们用来类比、辨别真伪大彬壶的明证，这些地下出土的标准器犹如一把尺子，符合尺度的尚可认为是时大彬手制，违背尺度的肯定有疑点，遗憾的是这种用来衡量的尺度、可参照的实物还不多，不可能概括大彬制品的全貌，这也是事实。但就仅存的实例，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紫砂壶创始于明中期正德年间金沙寺僧与供春，但完全成熟于晚明万历年间的时大彬。时大彬与同时代的诸多名手创造了紫砂茗壶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他的弟子和受其影响者有：李仲芳、徐友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陈信卿、陈光甫、陈俊卿、沈君盛、陈子畦、陈仲美、徐令音、陈和之、承云从、周季山、沈子澈、徐次京、惠孟臣等。有些名家的制壶风格在后期已有所转变，形成个人独自发展的特色，正是这些名家的出现使晚明时期紫砂壶的制作技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下面是引自民国三十四年出版《阳羡砂壶图考》中与时大彬同时期的几位名家小传（标点为笔者所加）。
李茂林茂林行四，名养心，万历时人，善制小圆式，妍在朴致中允，属名玩。所制壶，朱书号记而已，陈定生称其壶在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岂各有所见舆。……董、赵、元、时、李五家崛起于万历年间，相距嘉靖、隆庆二朝凡五十年，其间未为壶艺中绝，想乏名手故未见著录耳。自正德以万历所制多大壶，李茂林始制小圆式，实为阳羡小壶之鼻祖，然明人小壶多类近世所谓中壶，其真小者绝罕。
李仲芳仲芳，茂林子，行大，万历时人。及时大彬门，为高足第一。制度渐趋文巧，其父督以敦古，仲芳尝手一壶，视其父曰：
“老兄，这个如何？”俗因呼所作为老兄壶。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今世所传大彬壶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见赏而自署款识者。时人语曰：“李大瓶，时大名。”吴梅鼎评仲芳壶，有“巧穷毫发，仲芳骨腾而秀出刀镌”二语。阮葵生《茶馀客话》亦称谓李仲芳小壶制法精绝，又在大彬右，其造诣可知矣。
徐友泉友泉，名士衡，万历时人。原非陶人也。其父好大彬壶，延至家塾。一日，强大彬作泥牛为戏，不即从，友泉夺其壶土出门去，适见树下眠牛捋起，尚屈一足，注视摆塑，曲尽厥状，携以示大彬，一见惊叹曰：“如子智能，异日必出吾上。”因学为壶变化其式，仿古尊垒诸器，配合土色，所宜毕智穷工，移人心目厥。制有汉方扁觯，小云雷提梁卣，蕉叶莲方菱花鹅，……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榴皮、葵黄闪、色梨皮，诸名种种变异，妙出心裁，然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又友泉尝为吴梅鼎父延揽于家，穷年累月，竭智殚思，制有云垒螭觯，汉瓶、僧帽……莲子、合菊、荷花、芝兰、竹节、橄榄、六方冬瓜。梅鼎茗壶赋谓其综古今，极变化技进乎，道集斯艺之大成，可谓推许备至矣。
欧正春正春，万历时人，大彬弟子，多规花卉果物，适度精研。吴梅鼎称其“内好而工，疑刻画”。
邵文金文金又名亨祥，万历时人，大彬弟子，仿汉方独绝。
周伯高，清初人，所著《壶系》有“今尚寿”一语，则文金必享遐龄。
吴槎客和张叔未诗有句云：“勇唤邵文金，渠帅在吾握，”其制作为士大夫珍赏，于此可见。
徐友泉友泉壶邵文银文银又名享裕，万历时人，大彬弟子，制作文巧，饶有时门风格。
蒋伯善伯苓名时英，万历时人，大彬弟子，初名伯敷，后客于吴，陈眉公为改字伯莓，因附高流，讳言本业。凡制作，坚致不俗，其壶样相传为项墨林定式，呼为：“天簌阁壶”。
陈信卿信卿，万历时人。仿时、李传器，有优孟叔敖之肖，较诸用卿作品，虽丰美逊之，而坚瘦工整，雅自不群。貌寝意率，自夸洪饮。惟徵逐贵游间，不复壶志尽技间，弟子造成，修削署款而已。
所谓心计转粗，不履喝，谓城时也。
陈光甫光甫，天启、崇祯间人，仿供春、大彬有入室之誉，天夺其能，早青一目，相视口的，不极端致，然经其手摹，亦具体而微陈俊卿即大彬弟子．天启、崇祯间人。
沈君盛君盛善仿友泉．为大彬再传弟子，而参以沈君用法。
天言、崇祯间人。
陈子畦子畦之名见于陶录，谓其仿徐友泉最佳，为时所珍。
或云即鸣远父。然考其制作式度，可断为明季人。
陈子畦南瓜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