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先想起我的爷爷，白白的长胡须，长长的旱烟杆，慈祥和蔼的面容，深邃智慧的双眼。印象中，爷爷牵着他的两个孙子——我和小我不到两岁的二弟——慢慢悠悠地走着，时不时地，我们跳着摸摸爷爷的长胡须，他的胡须就抖一抖；或者拉拉他的长烟杆，他的烟杆里就冒出一个一个的烟圈。就有歌儿从我们爷孙三人后面传出：
有一个老头八十八，
烟杆子长到电排闸；
肚里的故事多如麻，
一天引两个小孙伢。
爷爷的好多故事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爷爷是个有名的裁缝，常被人请到家里去做新衣裳。做裁缝的爷爷看过很多的古书，他的肚子里有说不完的历史故事。以至于我后来认为，有学识的秀才大概都是做过裁缝的，或者说裁缝都得先是秀才。队里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让爷爷讲故事。我那时还年幼的父亲也挤在里头，吵闹着。队里的人担心听不成故事，就拿了队里仅有的报纸塞给父亲，让父亲快走。父亲得了报纸就走；以后又有人想听爷爷讲故事的时候，父亲故伎重演，照样会得到一般小孩子难以得到的一张张报纸。这样，几年下来，爷爷的故事是越讲越好，父亲的报纸是越攒越多。父亲拿了报纸就会细心地看，这在当时，却是最好的学习机会。父亲后来做宣传员，做教师，做校长，做村支书，能写会说，这报纸，怕是为他奠定了最好的基础了。
家中喂了条狗，爷爷给它取名“招财”，我不懂这名字是什么意思，但只要我一唤“招财”，狗儿就跟着我来了，对着我不停地摇头摆尾。这狗，是我们家最忠实的朋友。陌生人在路上走倒是没什么，只要一转弯想进我们家门，招财就会拼命地叫起来。那年代里小偷多，其实也就是村子里不三不四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家中的这条狗恨之入骨。曾有几次，有人在我家门前投毒，想要毒死这条狗，都没有成功。但不知是哪个坏心肝的知道，这招财是吃我家猪槽里的剩食的，就将毒放进肉包子，半夜时投进了我家的猪槽。第二天，狗就去世了。我们家为这位忠实朋友的离去很是悲伤，将它埋在了屋后的一棵大树下。以后，我们家没再养狗。
1976年，才三岁的我也知道了什么叫做悲伤。村子里满眼是花圈，满耳是哭声。后来我真正有记忆的时候，回想这场景，原来是毛主席逝世了。我不知道我哭了没有，大约是哭了的。但我肯定是哭过了的，因为不久后最疼爱我的奶奶也去世了。奶奶只有父亲一个儿子，我是家里的长孙，奶奶就格外疼我。听说，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大多是奶奶抱着——哪里是抱着，分明是衔在嘴里一般——她一听到我的哭声，就忙着抱起来。奶奶的胳膊常疼，应该是抱我的原因。我好尿床，她便将摇篮放在了她的床上，好随时更换尿布。我也喜欢吃糖，一下子可以吃好多颗，奶奶怕我吃多了糖不好，每过一会才拿出一颗来逗我：“看，小老鼠又拖了一颗糖来了。”带给我一阵又一阵的惊喜。
奶奶去世时，三岁多的我号啕大哭。给奶奶送葬时，我清楚地记得坐在装了她尸身的棺木上。这叫坐棺，是作为孙辈为祖辈送葬最好的欢送形式。周围全部是着了白孝衣的亲人。过了两三年，爷爷也去世了；我是无法留住他的，我却总记得他白白的胡须和长长的烟杆。
我家的房屋比较矮小，旧时农村的小二间屋。堂屋的门有点变形，门是由几块不成形状的木板合成，有很大很大的裂缝。两扇门总是敞开着，像个人张着口，总合不拢的样子。堂屋的横梁上，搁放着一些农具，比如犁耙、手摇水车，我记得还有蓑衣和斗笠。那蓑衣，是我读了柳宗元的《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时才真正有印象的；总以为钓鱼时才用得上这个东西的。听父亲讲，房梁上曾经有过很粗的一条蛇，长长的，但并不吓人。那是家蛇，它能给家里的人带来福气和好运，更不会伤及家里的人。我想，我能读书走出家门，是和那条蛇有关的。
下雨的时候，常常是，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就拿了家里的盆子桶子到处跑着安放，接住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父亲有张书桌，也漏雨，那正是归有光所谓“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的惨状。我们睡的床上也逃不过劫难，母亲就在蚊帐顶上蒙了层厚厚的塑料纸，这样才勉强安逸了。
屋子的前方是块空地，算做是禾场。不大，也算是我们玩耍的场子。靠前方有棵椿树，直直的树干，几乎没有斜枝。那叶子，有股清香。小小的树洞里，常常会有清亮的液体溢出，那是树叮，也有淡淡的清香。这椿树，父亲不只一次地告诉我说是棵吉祥之树。爷爷曾收留过一个过路的老人，这话就是那老人说的。老人对爷爷说：“你是独子，但你会多孙，你的家庭一定会很兴旺的。”这话，真是灵验了。紧靠着椿树，是最早的猪屋。猪屋前有个大大的石磙。我三四岁能爬上石磙时，猪屋里没有养猪了。就有那么一次，我尽力地向那石磙上爬，才爬上，就“哎哟”一声摔了下来，原来我让猪屋上安放的杂物刺在了脸上，居然还深。后来我照相时发觉自己只有一个酒窝，我就疑心这仅有的一个酒窝是不是那杂物刺成的。要真是的，我宁愿再刺一次哩。
屋子右边有间房，不宽，但放置了两张床。前张床我在上面睡过，后来三弟1981年出生了，表姐红萍来看护他时她和我一起也在这张床上睡过，一人睡一头，但也还是在床上打过架，参与打架的还有只小我一岁多的二弟。打架也只是闹着玩儿的，父母的一声责备我们就会停下来。后面一张床上是父母睡的，床前有踏板，人踩着踏板才能上到床上去。我就很羡慕有踏板的床，曾想着将那踏板移到我们的床前，但我搬不动，只得作罢。床后有坛坛罐罐，是用来装米或者腊月时做的饺子和糖块的。也有一口柜，装着父亲的一些书，那些书我是看不懂的，我也真羡慕父亲有那么多书；我更感兴趣的是那口柜里有个小盒子，盒子里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我想要偷着买点小吃的时候，就偷偷地去拿点钱，但我只能偷偷地拿，一次也只能拿一点点。即便只是拿一点点，也只有那么几次——也许是父亲有所察觉吧，他将那柜门用一把“守卫”牌的小锁给锁上了——我只能望锁兴叹了。
没能去买小吃，我就常常坐在堂屋门槛上等我的姑妈（我们叫她小伯伯，亲热一些）来。小伯伯隔上一月两月或者更短的时间就会来我们家一趟，来的时候她一定会买来冰糖，我和二弟就会欢天喜地地迎上去。于是隔上一段时间，我就会问父亲：“小伯伯怎么还不来啊？”惹得大人们好一阵笑。
等到母亲的厨房里没有盐或者酱油瓶空了的时候，我们就高兴了。帮着母亲去买盐或酱油（有时也是帮父亲去打酒买烟）的时候，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得到点零钱。那点零钱，我和二弟有时是当场解决，买点小吃算了。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留着，等到真想吃的时候才去买。那时村子极少有卖小吃的小贩，想买小吃的时候，我和二弟就去村头的小卖部。小卖部有个秉焕爹，很凶的样子；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也很凶。有时，我们买了点东西就快快地跑，生怕他赶上来似的。我们买吃的东西，大多是冰糖，或者是一种叫做发饼的饼子。买了也不急着吃，常常是先把玩一阵子，我常常看弟弟开始吃了，我才解开我的冰糖。那冰糖纸，我们常常是慢慢地剥，生怕弄坏了纸，也怕弄坏了糖。除下纸来，先用舌头在纸上舔一下，果然是甜味，然后又是一阵舔。再，将冰糖纸叠好，放进衣服口袋里——这冰糖纸也是我们最好的玩艺儿。而冰糖进了口，也不急于吃，总是衔着，生怕口舌一动，冰糖化得快了，口中的甜味也就没了。如果买的是发饼，我们会慢慢地转着发饼，一小口一小口地咬，让那圆形的发饼由大圆变成小圆，直到最后变成圆点。当然，如果是穿心饼（中心是个空的），我就会想着法儿咬成个马儿的形状，或者是一弯新月的美姿。
也有小卖部关门的时候，贴出告示——今日盘存。那时的我真不知道“盘存”是什么意思，但知道一定是买不到东西的，便也只得怏怏而回。
母亲其实也常常为我们兄弟做吃的。腊月里，她会和父亲一道，将面粉调匀，用粗短的擀面杖将面团压成薄薄的面皮，用刀划成小块小块的，在面皮中央用刀切个眼，将面皮一端的两角穿过小眼，就成了饺子，放进油锅里，一会，香喷喷的，让我们兄弟垂涎欲滴。父亲有事不在家时，她就一个人来做，个子不高的她常常是用小凳搭了台才能使力擀面的，现在我还能记得她那使力的样子，很吃力却满脸的幸福。她也会用炒米熬炒米糖。甜甜的，甜到心里。夏天，她也想着做发糕或者馍馍，有时还让我和二弟去河边取了鲜嫩的荷叶来包着蒸，因为这样就更加芳香。母亲做成的发糕或者馍馍样式不大好看，但是很好吃。
老屋的左侧还有间小房，是后来扩建的。四壁是用黄泥糊在草把上的；有泥块脱落的地方就露出了枯黄的草，像个鸟窝似的。冬天冷的时候，呼呼作响，那风，就象直灌进了我们的脖颈。
屋子有个小小的后门，说它小，大概仅能容一人通过，高不过一米五，但这小小的后门有个我特别喜欢的门槛。这个门槛是块大大厚厚的一整块青石板。夏日里，狗也被热得吐出舌头的时候，我就睡在那清凉的石板上，仿佛浸泡在凉水中一般。但是，每次只不过一会儿，母亲就会对我大叫：“不要睡了吧，睡石板上是会得病的。”慌得我连忙起来。
正后门有棵枣树，我常望着它发呆，怎么就不结枣子呢？枣树后是两棵柚子树，我见过它结柚子的样子，像个挂满了手榴弹的英雄。没等柚子长熟，我，还有村子里的嘴馋的小子们，都会偷偷地敲下一两个来尝尝。才剖开那柚子，一股酸味扑鼻而来，太酸了！我也只是用嘴舔上几下，却也快要尿湿裤子的样子。后来等到成熟的时候来吃，仍然是酸，酸中多了丝丝的甜。多年后在小城里，妻子从集市上买了柚子来吃，仍然是股酸甜的味道；我才明白，原来城里人出钱买来吃的柚子，是怎么也比不上我老屋后院里长出的柚子的。但好几年，那柚子树上结下的柚子却没有人吃，有的丢在猪圈里，哼哼叫的大肥猪也只是用嘴扒啦几下，不再理会。
柚树旁边是棵柿子树，柿子树也象个多产的母亲，每年会结上许多个柿子。柿子长大了，我会用竹篙将它拍下，然后藏进糠桶，用米糠严严地捂实，才过三两天，青青的柿子已变成黄色。我知道那是熟了，轻轻地撕开皮，满口地吞了进去，再慢慢吐核。
屋子后边有棵最高大的树，印象中应该是株柳树，枝叶丰茂。密密的枝叶间有二三个鸟巢，那是喜鹊的巢。每天早晨，我们总是被喜鹊的叫声唤醒。父亲总是说：“不要打走它们啊，这是喜鹊，我们家会有接连不断的喜事的。”我和二弟便不再抱怨这鸟叫声，果然，1981年，我们的三弟出生了，真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
屋后边更多的是杂树，我父亲也叫不出名字的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草，春天的时候，有的草会开出有红有白的花来。杂树林我是不敢去的，那里边有蛇，会咬人的蛇。杂树林边有母亲的一块菜地，种过萝卜种过土豆种过苕。我曾经跟着父亲母亲到过那块菜地。父亲使牛平整菜地，用耙耙地的时候，就放个小筐在耙上，将我放在筐里，增加些重量，我也就多了许多快乐。苕叶子长得正旺的时候，我曾经一个人去过那块地，用力地扯起苕蔓，但不见一个苕。我这才知道苕是深埋在地下的，得借助工具才能挖它出来。
那块菜地不久就荒芜了，原因是树阴太盛，长不出菜，再则邻家的竹子侵入了过来。我看着一节比一节高的竹子，问弟弟：“你说那竹子算是我们家的吗？”
“当然啊，这是我们家的菜地。”二弟大声说。
我就更高兴了，就盼望着那些竹子快些长，长得更粗壮些，更多一些，因为，不用我们种，但在我们田地上的竹子全是我们家的。
最终的结果，竹子没能长得粗壮，也没有长到很多，因为树叶长得太茂盛了，不利于竹子的生长。我心里，便暗暗地怨恨那可恶的树来。望着那稀疏的几竿瘦竹，真个像那寄人篱下的林黛玉了；也许，只是郑板桥未能剃掉的几茎胡须罢了。
正屋曾经修葺过一次，时间大概是1978年。五六岁的我记得我的小伯伯（我小姑妈的丈夫，我们也管他叫“小伯伯”，这样称呼更亲热一些）带着他的徒弟们给我们家帮工。小伯伯是做木工手艺的，他能够用木头雕个龙头，让人拿去划龙船；他还可以打造各式各样的家具，在上面雕龙画凤。更惹人的是他是个幽默大师；他烟抽得多，咳嗽间隙里用几近沙哑的声音讲出的笑话，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他领着他的徒弟帮着我们修房子，总是能听见他带着烟味却爽朗的笑声。
这次修补正屋，在正屋的右前方还修了个厨房。虽不大，但因是南北向，早晨却可以照到太阳。厨房有个很大的木窗子，使整个厨房非常明亮。冬天的早晨，呵出的气全是白色的雾一样，很冷。母亲早早地起床，为我们做早饭。阳光刚好透过打开的厨房门，照射在灶边，母亲的影子晃来晃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早饭快要熟了。我们没有了一些的寒意，于是，我们懒洋洋地起床。母亲一面做着早饭，一面用她冻得红通通的手给我们兄弟找衣裳，时不时用手逗逗我们兄弟的小脸。每天的温暖就这样开始了。那时，母亲常常煮粥我们吃；冬天的早晨，晒着暖阳，就着流油的咸鸭蛋，喝着热腾腾的粥，成为多年后我想要却永远也得不到的画面。
母亲的菜园常年有收获，我们的厨房就有了更多的快乐。偶尔，有小菜贩跑到村子里来，母亲也会买上点小菜，换换我们的口味。比如豆芽菜，和着小肉块煨，肉软软地，豆芽菜也软软地。当然，喜欢吃肉的我们兄弟常常会在众多的豆芽菜里用锐利的眼睛寻找肉片。整个厨房弥漫着香味，整个厨房传播着幸福。有时也买小鱼虾，或者豆腐。母亲做饭有个特点，总会多放点米；母亲炒菜也有个特点，就是会多放点盐。为这事儿，父亲和母亲还不止一次地争吵过。但长大的我终于明白，其实是我们不懂母亲的心。多放点米，肯定是希望他的儿子们吃饱啊；在那个菜肴并不是很多的年代，多放点盐，不正可以解决菜少的问题吗？
灶前有块堆柴禾的地方，我们叫渣窝。渣窝不大，但可以作为我们捉迷藏时最好的藏匿之所，还可以时不时地爬出一两只小动物来，比如老鼠，比如甲壳虫，它们都跑得很快。渣窝旁是猪屋。猪屋也是一室一院。室里有食槽，用整块青石凿成的食槽，不知喂养了多少头肥大的猪；那食槽现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一院，是指猪圈。猪圈没有用栅栏围住，猪呢，用皮绳穿着它的一只耳朵，另一端用铁圈连在一根长长的铁丝上。铁丝一端系在猪屋，另一端绑在不远处的一棵歪脖槐树上。这样，猪满可以自由活动，奔跑，大叫，但就是逃不出那没有围栏的猪圈。
1984年的时候，父亲花了八百元钱买下了村里小学的几间旧房子，突然决定拆掉家里的旧屋，修新房。那几间的旧房子，父亲主要是买下再修房子时能够用得上的砖瓦。新房全是砖瓦房，比先前的要宽敞明亮，三间，让村子里的人们好一阵羡慕。厨房并没有拆，只是让新屋和厨房完全连上了，成了个直角。那块大青石，依然是后门的门槛，但长大的我再没有在上面睡过。
新房子快要修好的时候，我的外婆也就快去世了。外婆来到了我们家，要过上两天，这叫“赐路”，大概是要死之人在临死前些天向亲人告别的一种风俗吧。外婆得的是甲状腺肿，脖子肿得老粗老粗，像吃了块什么不能消化的食物梗在喉咙里一样。但我们并不怕，外婆是我们喜爱的外婆。五六岁的时候，我常常在外婆家生活，一次就是十多天。我跟着我的表兄双喜、爱成一起玩。看爱成哥用扳罾（一种用细鱼网捕鱼的工具）扳起一条条的鱼，看双喜哥用线系了蚯蚓去钓青蛙。表兄弟间也有打架的时候，这时，外婆就帮上了我，因为外婆更疼爱我，而且我还是个客伢儿哩。
那时三弟还没有出生。我们一家四口每年过年时常去外婆家给外婆拜年。只有三四岁时，我和二弟都曾先后坐在父亲的肩头，这叫“顶阿马架”，父亲就成了我们兄弟最温暖的交通工具。后来长大了，就不用“顶阿马架”了，我们自己走。没有车，我和二弟在前边跑，父亲母亲就在后边走。走的都是田野的小路，有时走的就是田埂。田埂我们也叫它“盖子”，我就想起生活用品（比如杯子、锅）也都有盖子，这生活用品的盖子也叫塌子。嘿，跑在最前边的我就常大声叫：“你们走这边的塌子，我走那边的塌子。”谁知，这田埂是只能叫“盖子”不能叫“塌子”的，惹得父亲母亲哈哈大笑。
修好了房子，家里的条件大有改善。在新房子前，我们一家人还请人照过一张黑白合影，父亲母亲坐着藤椅，我们兄弟三个站着。母亲笑着，很是美丽。后来我曾将这张照片扩洗放大，挂在家里，我更觉得我的母亲美丽了。但幼小的我们兄弟是那时是不懂得体谅父母的。母亲经营菜园，得围篱笆，一个人是不行的，得有人做帮手。我和二弟是能做的，但我们常常偷懒，一同逃跑。母亲便在后面追我们，当然是追不上的。往往，我们大笑，母亲也大笑起来。这真是一个生动的画面！父亲就不同了，他会用很高明的法术来“骗”我们。田地里需要农家肥，他就让我们用工具去捡拾鸡粪。但不是完全命令式，他说，你们捡来的鸡粪，一斤一分钱。我和二弟当然乐意去做了。再也不懒床了，天刚亮我们就拿了工具去捡拾鸡粪。一年下来，家里的农家肥有了，我和二弟的零食钱也就有了。秋天时得剥棉花，我们常常剥一会儿就变懒了。父亲说，我来给你们讲故事吧。我们的兴趣就又上来了。他讲薛仁贵薛丁山父子的忠心，更多的时候是讲三国故事。我们兄弟对三国的爱好从这里就开始了。
真正农忙的时候，我和二弟是不会跑的。我最喜欢放牛。那头名叫“小牯子”的牛我现在还记得它的样子，黑圆黑圆的大眼睛，两只大耳朵很有精神地竖立着；它很有脾气，常常是斗架的王者，但是从不对着我逞凶。“小牯子”吃草时，我可以静静地看着它吃草，可以自豪地踩了它的牛角坐上牛背看书。没有笛子，放牛时我居然学会了吹口琴。烧火做饭，我十来岁就会了；做虎皮青椒，煨土豆汤，煎茄子，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们也会下田，割谷收谷，帮着将谷子用板车拉回家。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们还学会了扯秧插秧，速度还不错。曾有些日子，天黑得深，蚊子也时不时地叮咬我们，但我们一声不吭，等着干完农活了，和父亲母亲一道回家。
但也有一件不如意的事儿，不知什么原因，我和二弟一同患上了黄胆肝炎，好在是急性的，好治，但每天也得上医院用药。上镇上的医院也有三四里路，父亲就用辆自行车，前面坐一个，后面驮一个。父子三人缓缓前进，偶尔还会传出歌声，似乎那根本不是上医院去看病，分明是一次旅行。给我们兄弟看病的医生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名叫苏海林，很是热情，医术也很高，长大的我后来专门上医院去偷偷看过他；看病的日子，我倒真想将来做个医生哩。
又过了几年，父亲觉得厨房在正屋前边不够宽敞了，就将厨房、猪屋一同移到了屋后边。砍掉了那棵不结枣的枣树，也先后砍掉了年年结果的柿子树和柚子树，当然，还有那棵高大的有两三个喜鹊窝的柳树。
只是那歪着脖子的槐树，依然歪着脖子站在我家门前。几十年了，依然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