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南京从内到外由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墙构成。其中，南京京城墙（指现在的明城墙），不循古代都城取方形或者矩形的旧制，根据南京的自然地理山水条件设计、建造工艺精湛、规模恢弘雄壮，蜿蜒盘桓达33.676公里。
明代的南京京城墙有13个城门，还有两个水门。所谓水关，就是指为解决城市用水与军事防御之间的矛盾，而建于河道之上的水门。当时，在内秦淮河的东、西两端，也就是内秦淮河的入城处和出城处各建有一座水关，这东、西水关与其他13座城门一起构成了明代南京城的防御和交通体系。
如今位于通济门附近的东水关，依旧保存完好。其规模宏大、设置完备，设有三层券洞，每层11券，共33券。上面2层券洞，平时并无大用，一律向外侧封堵，战时则可用于藏兵，这样可以增加水关的机动防御能力。最下面一层则用于通水，每个券洞都建有前中后3道闸，前后两道是可以开合的木闸，主要用于调节水位。中间一道则是固定的铁栅栏，以防有人潜入城中，只有正中的那个券洞略大，以绞关涵闸替代固定铁栅，用于舟船通行。
料想如果建文帝没有被火烧死，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重新组织军队来推翻朱棣的统治。因为毕竟朱允炆是继承了朱元璋的基业，朱元璋在遗嘱中也曾称赞皇孙朱允炆聪明，又讲究孝道，希望大家能尽心辅佐他。而朱棣虽说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他的军事势力只限于北京至南京沿线，其他地方并不受控于他。因此极易可能听命建文帝，最终威胁到他的统治。但是，在朱棣即位后，丝毫没有这种活动的迹象。而且据史学家考证，当年的南京宫城根本就没有水关。对于朱允炆会出逃的可能性，朱棣也应该早已想到。实际上，当时燕军已经把南京与外界的一切交通线切断了，派出的使者无一例外地被截获，否则勤王之师何以迟迟不至。所以说建文帝是不可能逃出南京城的，不管是逼杀，还是刺杀，建文帝都难逃一死。
明官方记载朱允炆自焚的原因，不过是通过此法为朱棣即位寻找一个更为合法的借口而已。因为自焚的结局，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朱允炆对于自身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可为朱棣的登基扫清障碍。所以，在“靖难之役”中，朱允炆可能并非被火烧死，而是被朱棣谋害而死。
那么逃亡一说又怎么解释？这种与官方唱对台戏的说法，为何愈演愈烈，没有被朱棣及后世子孙严厉的禁绝呢？这很可能是官方想借助民间的流言，掩盖朱棣弑君夺位的幕后真相。既然建文帝失踪了，那么朱棣就不必背负这种骂名，从而也可以试图挽回民心。
明中，通过正史记录建文帝自焚而亡；暗里，放纵建文帝外逃的流言，双重迷雾弹只是为了迷惑世人。这一张一弛，足见朱棣用心之深，也难怪朱允炆会丢掉江山了。
但《明史·姚广孝传》却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让我们又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这是说在永乐十六年（1418年）时，84岁的姚广孝不能入朝，成祖到庆寿寺去看望他，问姚广孝有什么要让他办。姚广孝唯独说起僧人溥洽被关了很长时间，希望皇帝能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有人说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明成祖就因其他的借口将他关了起来。还遣给事中胡濙去天下寻找，但终是没有找到。
既然说朱允炆已死，朱棣又为何大费周章地将僧人溥洽关起来，还派胡濙以寻仙人张邋遢为名，四处出巡寻找建文帝的踪迹。难道这又是一个迷雾弹？
如果忽略这个不谈，郑和下西洋之举又作何解释？郑和七次下西洋，时间达20多年，耗费巨资，且船上90%以上都为士兵。如果说二三万人的性命，一二百艘的巨舰，不计其数的钱帛，都只是一个迷雾弹，就看似过于玩笑了。
而且在民间建文帝未死于“靖难之役”而是逃亡了的这种说法，流传更是广泛。嘉靖年间郑晓的《建文逊国记》，可以看作是明确说建文帝逃出金陵城的第一部书，书中记载建文帝是逃出了南京。当然毋庸置疑，笔记小说和民间传闻中不乏杜撰之事，但这些玄而又玄的故事，就全是空穴来风吗？
在出逃说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讲建文帝出家做了和尚。在《明史·程济传》中记录道：“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也为僧出亡，济从之，莫之所终。”说的是南京城门被攻破时，程济也悄然失踪了。有人怀疑他和建文帝一起出家为僧了。且不说，两人是不是真的出家当和尚去了，单是程济的失踪就让人们对建文帝的下落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这使得我们联想起明成祖朱棣曾经向天下的寺院颁布了《僧道度牒疏》的昭告。他要求所有僧人重新登记造册。朱棣为何要有此举？他是不是也认为朱允炆有出家的可能，所以才想通过对僧人的调查试图找寻建文帝？如果真是此目的，那么建文帝出逃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对于建文帝出家为僧，《致身录》中可谓是给了相当详细的记载。据说是万历十七年，翰林修撰焦竑在游览穹窿山时，在一道院中得到史仲彬的《致身录》，此书详细地记载了建文帝的流亡。书中说，当时川门被破，朱允炆本欲自尽，但程济及时劝住。太监王钺说太祖临驾崩前建文帝留了一个密封的红匣子，并嘱只有到了危难时才可开启。把匣子打开，里面有三张和尚度牒，三付袈裟、一把剃刀和十锭银子，在度牒上分别写着“应能”、“应贤”和“应文”三个名字。箱底黄纸上还有“应文从鬼门关出，余人从水关御沟出行，薄暮会与神乐宫之西房”几个赤字。看过此匣，建文帝便化作僧侣，带着9人分别走地道、缒城，逃出城外。对于《致身录》的由来，据焦竑记载，是成化年间史仲彬的裔孙史鉴来此游玩时，遗失山中的。得到此珍贵的手稿，焦竑激动万分，写道：“建文帝下落成为疑案，史实又多为成祖掩盖，读史深感不快之悲。今阅此书，可知史事一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