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其实也是“古(早)已有之”，包括政治领域和诗歌领域的“第三条道路”等等。然而，也许这些“第三条道路”“们”在某些方面会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却不一定有多少精神旨趣上的历史的血脉关联，我们自然不必拘泥于字面上的联系。命名本身往往就有一种误解的危险，命名注定是在抽象的自为层面对具体的自在层面言说，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言说，因为任何命名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有时甚至是武断残暴的概括，甚至扭曲与掠夺(《命名与必然性》)。然而，也决不能因为言况存在着某种误读和误导的可能便取消言说本身。据说，“人一思索或言说，上帝就发笑”，可是，不能因为上帝发笑，人就不思索和言语了，即使上帝要发笑，人仍然要思索，上帝算什么呢，如果这个上帝只知道嘲笑人类的话。有的时候，关键不在于言说的内容，而在于言说的方式；不在于言说的态度，而在于言说本身的意义；因为又据说，言说就是人的存在本身。命名当然力图对现实进行涵盖和概括，但任何命名都无法涵盖现实本身的巨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现实本身有着太多的层次和细节，歧路和支路，歧异、断裂和差异，等等，任何命名和概括都只能是试图尽可能更有效地贴近和解释现实，但却不可能是现实本身而越俎代庖地代替现实，如果试图穷尽现实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就只能让现实本身来发言和显现自己，命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现实本身才能宣称现实本身，而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同义反复。同理，任何对诗歌现实的命名都不可能穷尽诗歌现实本身的丰富性，即是说，任何诗歌命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裂缝和歧路，逃逸和叛逆，等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如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亦复如是。第三条道路是对诗歌现实的某种抽象，但却不是诗歌现实本身，这是我们不得不予以注意的。许多无谓的争论之所以屡屡爆发，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常识，而将命名与现实等同起来了。
然而，也决不能因为命名的涵盖性有其限度而完全取消命名的积极意义。至少，能够说明一部分被动或主动地统摄于一个命名之下的诗歌现实，尽管也许不能说明被动或主动地统摄于这个命名之下的所有诗歌现实，包括诗人的诗歌观念、诗歌评论家的主张、以及诗歌创作的现实文本等。事实上，这正是“第三条道路”所强调的包容性，即超越看似泾渭分明而壁垒森严的诗歌“山头”或“第几方面军”等。其实，所谓的诗歌流派如果落实在组织、路线、立场等之上，那是很可疑的，而应该落实在写作姿态(尽管有些人在写作时根本就没有刻意地意识到而只是自然而然地体现出这种写作姿态和精神旨趣。当然不是所谓的政治立场)、诗歌理念(就“第三条道路”而言，这些必然是开放宽容的，而非排斥压迫的)、写作风格(总体上的多样化与具体层次上的深度开掘并存)等之上。所以，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诗歌流派之说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第三条道路”并非是另立山头。换言之，“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是以流派的命名来取消流派本身，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就是流派的言说自我解构了流派的实质。正如多元化的一元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即是说，如果多元化顽固地坚持多元化的单一选择，那就可能蜕变成为一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而走向多元化的反面，即“多元化的一元主义”)是以多元化的一元化言说和选择的目的是要取消所有的一元化，包括多元化的一元主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以言说取消言说，以命名反叛命名，以流派超越流派。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得不言说；是本来没有路，却偏偏要说成一条路，尽管并不止一条路，因为路终究是各人自己开拓出来的而有不同的道路和选择，而这也应该便是第三条道路的意旨所在：各人分别开拓自己的道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尽管有时会重合，但却不会汇成一条单一而笔直的所谓的“阳关大道”。固然不乏此人此时和彼人彼时可能重合，但在另一时空却可能再次告别或交叉之后重新向着不同的方向探索，即有可能重合后又分道扬镳蜿蜒而去等等。弯曲、杂乱、多重、交叉、混乱等才是事物的常态，笔直、条理分明、单纯、重合等才是事物的变态，尽管如果将这变态纳入混乱的常态之中，就仍然不失为一种常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条道路”即使是对其他所谓的诗歌流派仍应取包容态度，并不完全取消其积极意义，尽管并不能强迫所有的诗人、评论家或作家等认同他们。即是说，既可以在自身的精神意趣上完全超越流派，却又并不排斥其他流派及其选择，尽管我并不一定认同或迎合你的诗歌观念和姿态，这才是“第三条道路”精神取向的精髓所在——事实上，自山主义亦复如是。
之所以要说这些，不过是想传达一个常识，即不可将任何事物作简单化的或曰化约式的整体化想象，包括对第三条道路诗歌本身。所谓“路”，只能代表自己的选择，就是一种个体化的写作姿态，这种个体化姿态尽管在客观效果上可以被某种“文学力量”(姑且这样说说)归入到某一阵营——这是必然的，任何事物包括文字一旦成为文学现实，就必然具有多层次的种种现实或诗学品格，因之也能在某一层次上被我们敏感的评论家们划归到某一命名之中，尽管从整体上考量并不尽然——正如现在的社会整合机制和力量越来越不是单一化、个体身份和属性也越来越表现出多元化(譬如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地域、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等，因而人往往同时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而不是被简单地归属和纳入机械单一的社会属性之中)的特色一样，但在主观动机上却并没有任何结盟或依附的意识。它只是诗歌的一部分，而非诗歌的全部，而且它只代表了一部分诗歌作者或评论家的观点，却并不代表所有诗歌作者和评论家的意见，甚至在某些局部观点上并不代表被包括在第三条道路旗帜下——事实上，第三条道路恰恰反对所谓的旗帜——的诗人和评论家的意见。当然，一方面，不能对事物做整体主义的想象，另一方面，我们观察问题时，却又要从整体上考察和把握；这两点正好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即是说，从个别具体的诗人、评论家和诗歌创作上也许并不能反映和彰显出第三条道路诗歌观念的意义，但通过诗歌结集的总体，却分明可以见出这一宗旨意趣出来，这也是第三条道路诗歌结集的初衷和意义所在。从总体上看，很难从《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上所选录的诗歌全体来归纳出其共同的诗歌风格特征，或就其题材、诗学观念、写作手法、艺术技巧、诗人构成等方面作一总体的定性定量的归纳和评价，因为很显然，编者之所以编选这样一个诗歌集子，据其宣称，目的正在于应该超越以往的狭隘的诗歌流派和争论，而展示出开放多元的诗歌创作现实。
其实，当下诗坛的很多争论尽管在表面都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来去去，而真正潜在的隐秘的深层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尽管这些隐而不现的内心里的真实想法其实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然而，限于文化风习、现实舆论或意识形态等的压力，我们的诗人或评论家们却偏偏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地欲说还休／羞、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戳破那最后一层窗户纸，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喊出自己的心声。其实，很多欲望只要是坦率地承认并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就并没有什么令人羞惭的。因为人终究是有七情六欲的高级动物：是动物，则有所谓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等欲望：有七情六欲则有物质或精神的正常追求；当然，既然是高级，就也必须表现出某些相应的高级品性了。问题不在欲望的有无，而在于如何满足欲望，或追求和满足的方式。相对于那些言不由衷的虚伪的堂皇饰言和说辞，反而没有坦率直接的披露内心真实欲望来得痛快而可爱。如果大言不惭欺世盗名，固然可以障人耳目、自欺欺人于一时，纸却终究包不住火，况且，社会本来就不乏洞明世事的清醒者，即使是被一些人认为是可以愚弄的“黔首”们其实也不会是糊涂虫——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历史沉淀在每个人的每一滴血液里面，尽管有时像云烟一样不可捉摸，尽管他们不能用雄辩的说辞来证明(其实，一句质朴的话语往往就具有一种力量——真实的力量)，更尽管他们常常对真相保持沉默，但沉默并不是无知、颟顸、纵容和缺乏勇气。谁要愚弄别人，最终必将愚弄自己。当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有其他的考虑，一言以蔽之，是“有所待”，通过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即使是这样，缪斯的琴弦仍然不想简单地弹奏固然痛快然而或许偏激而不宽容的诅咒、怒火和谴责的旋律。粗率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乃至审判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容易的，然而如果诅咒的怒火不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就没有节制地喷射燃烧，却往往在无形中将人性丢在脚下残忍地践踏和玷污。一方面，没有抽象的恶与善，善与恶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事；也没有整体主义的善与恶，所以即使是对这个“人事”我们也仍然要作进一步细致区分，寻绎出真正的承担着善与恶的那一部分，而决不能扩大化，像画水墨画一样印染到整张白纸。正因为善与恶都是附着于具体的人事，所以在判断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必须综合此一人事的具体情境做出相应的辨析。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另一方面，我们所要针对的恰恰是脱离具体个人或事例的抽象的善与恶，当然并不存在原子式的善与恶，但至少，惟将怒火喷射于“恶”本身，却必须成为一条基本的原则。佛家(《古尊宿语录》百丈怀海大智禅师)有句话叫做“伐林莫伐树”，因为“林者喻于心，树者喻于身。因说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树。”其实，将这句话用来说明我们对待善恶的态度倒颇为贴切。假如林有当砍伐之处——姑且名之曰所谓的“恶”，则斧头之所向并非是针对具体的个体即树的个体生命体本身，而是由众多树所一起体现出来的却又不住于其中的某种精神层面的负面物。换言之，锋芒所指当为恶毒本身，故要使其去染迁善——或复性，而非戕其身躯使之灰灭。因为身躯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容器而已，关键是里面容纳的是什么，将里面的内容进行某种辨别区分，然后才知道“伐林莫伐树”的真义。质言之，“林”、“心”指树或人身上所附着的恶的因子，所以伐林只是也仅仅只能是伐“恶”而已，过犹不及，就违背“伐”的正面价值而沦为正义的反面了。慎之慎之!然而换一个角度，我们亦未尝不可说“伐树莫伐林”，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林”的话。因为终究没有抽象的“恶”，“恶”都是具体的，是和事件本身交缠在一起的，换言之，“恶”就是一个事件，也正因此，我们便要伐具体的作为“树”的“恶”事件，而非以连坐和扩大化的做法进而全盘否认“林”即整个“人”。也正是这样，就有了所谓的“不以一眚掩大德”、“不因人废言，亦不因言废人”等说法。关键在于，我们始终是针对具体的“恶”本身，而不可因此“恶”进而影响对其别方面品质的判断，那就是一种不理智的态度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轻易地对一件事情进行价值评判，即使是谴责，也仍然是“伐林莫伐树”或“伐树莫伐林”，并不针对任何个人，否则就容易沦为意气之争了，这正是“第三条道路”所批评和宣称要予以抛弃的。这也正是鲁迅高妙的批评方式之一。
当代的批评家们往往喜欢下斩钉截铁甚至是咬牙切齿的断言，赌天咒地，信誓旦旦，仿佛不如此其言说就没有力量一样。简单的优劣比较总是伴随着武断和误解。每一命题并不必然意味着比它的否定命题更具合法性和真实性。任何一个断言都必须加上无数的前提予以限定。简单的价值判断必然导致的是简单而幼稚的划分阵营式的战争游戏，因而造成人类历史上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和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与强行同化。我们当然不能取消价值判断，只是我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应该更加审慎周全一些。相对主义在当下的名声似乎不那么好听了，也确实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但绝对主义同样不可取，真正建设性的做法必然是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为了避免陷入武断粗暴地批判的泥潭，最适宜的做法或许是先对事实进行“同情之了解”的细致描述和分析。那么，在谈到诗歌领域的“第三条道路”时，以下一些问题是颇为紧要的。
进入文学史(争座位)的焦虑、承认的政治与排座次心态。仔细分析当今诗坛的种种论争，除了诗学观念之争、利益之争、发言权之争之外，还有对进入文学史资格和权利的争执。
一、进入文学史(争座位)的焦虑、承认的政治与排座次心态。
仔细分析当今诗坛的种种论争，除了诗学观念之争、利益之争、发言权之争之外，还有对进入文学史资格和权利的争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