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元旦，人们在欢庆新年第一天的同时，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向国府请予特赦的呈文，也作为新年的头号新闻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三、开始中华民族国力的总动员
1．全国一致，团结御侮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日本侵华是既定国策，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
战争的准备首先是人心的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方面的抗战准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共产党沟通联系。二是发起新生活运动，更新社会风气，培育民族精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继续以军事围剿的政策，但已改变了过去坚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沟通关系，这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便着手以政治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以达最终解散或收编红军的目的。为改善与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大致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
1935年11月，在蒋介石指派下，由陈立夫主持、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和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联系。周小舟按照北方局的指示，于次年1月亲自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谈判。
同年11月底，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中共代表张子华取得联系，此后，张子华数次来往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而奔走。
希望苏联政府出面促进国共两党合作。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达到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一个多月之后，蒋介石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1935年12月，蒋介石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派人回国牵线搭桥，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
1935年底，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达陕北，转达南京方面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奠定了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和合作抗日的基础。
为了进行战争动员，唤起国民觉悟，蒋介石开展了新生活运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为了转移民众视线，于1934年春天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之久，而最初的3年（从1934年到1937年）是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认真和努力的时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之发展成为一场遍布全国城乡的社会运动。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倡导“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生活作风。蒋介石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新生活运动也被日益推向抗日救亡的轨道上来，1935年11月，为增强国力，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求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行，相辅相行”。又讲“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没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生活运动，组织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地方建设事业添油加劲。
南京国民政府还借助新生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表示其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当时不仅在全国大多省份以及一些铁路干线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国民军训，在许多中、小学也组织起童子军，施以军事训练。这种与新生活运动紧密结合的国民军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与新生活运动有机地融为一体，产生了相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全民族进入抗日战争作了心理准备。
2.抗日的国防战略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军的连连进逼下，国民党军丢城失地，不堪一击。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向政府呼吁“巩固国防，长期抗战”。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便逐步着手从军事上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筹划、整建江海防要塞。从1932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同年12月成立了军委会城塞组，具体负责修建各要塞及国防工事。但在1935年之前仅对要塞作了一些修整，国防计划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急令“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修”。次年3月18日，蒋介石又令检查各地国防工事修筑情况。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区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要塞的整建，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
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1934年3月，蒋介石在批示本年度国防计划大纲时，将全国划为10个国防区并且明确要求各区陆军要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作好战争的准备。蒋介石还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个大区，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一个总预备军指挥部。在这一基础上，军委会又将全国划为5个战区，进一步完善了战区的划分。
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一？二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在江浙、山东、冀察、晋绥、河南、广东、福建、广西8个地区构筑牢固防御工事，并计划以当时的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分期分区完成构筑任务。计划初实施时进展十分缓慢，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约计构筑工事3342座。这些工事有些较为坚固，有些因人力、物力、经费之短绌，未能全按预定计划实施，质量较差，难以承受较强的军事打击。
整编军队，扩充军备。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体系一直比较混乱，装备也已陈旧了，特别是各队伍之间利益冲突非常严重，不能很好地团结对敌。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着手整军，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3至4年编练完成。在整编陆军的同时，对特种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编之后的军队，都统一在国民政府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编制混乱，武器种类混杂，训练、管理杂乱无章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组建了空军。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地的兵工厂也整顿一新。
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193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一改过去的募兵制，下令实行征募并行的兵役法。同年11月，成立了兵役科，具体负责征兵事宜，当年便征集新兵5万人。南京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进行国民军训，提高国民的军事素质。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军委会主任朱培德、唐生智，要求高中及中学大学生毕业时，应先习军事教育3个月，才可发给毕业文凭，中央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人才轮流军训。截止抗战爆发，全国参加完军训的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领》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50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战争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准备很不完善、很不充分，有些防御工事质量也比较差，但它毕竟进行了抗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进攻的能力，最终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和沿海沿江工业的内迁。
3．向战时转变的经济
蒋介石为迎接抗战而进行的经济方面的准备，包括了发展重工业、整修交通、发展农业等方面的内容。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规定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并决定成立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统筹全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又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28条。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较明确地把国民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使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地见了成效。
1937年3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机，必须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制定重工业发展计划。重工业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尤为重视。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为资源委员会，作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1935年该会拟就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预算约需经费2712万元。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筹建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度筹建的企业主要有10家，1937年度又陆续增设了11家企业或筹备机构。从战备出发，这些企业大部分设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陕西等内地省份，远离沿海。这些企业大部分在抗战前已动工兴建，有些企业取得了较好成效，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资金短缺，整个建设计划受到阻碍，有些厂矿企业被迫停产。
总的来讲，抗战前夕，中国工业的发展是缓慢的。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认真地付诸实施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它的制定和部分实施，为初期抗战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整修交通。便利的交通在战争中具有关键性作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曾明确指出：交通运输的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要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国民党五全大会还通过了《请举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该案指出要加强江海河道以及铁路建设。这次会议五全大会之后，加快了铁路建设的步伐，且进展顺利，取得的成绩也较显著。到1937年7月，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其中从1936年到1937年7月的一年半中，筑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为旧中国历史之最。
公路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公路总长度已由1927年1000公里增加到109500公里，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对于抗战初期中国在较短时间内集结众多兵力和军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抗战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加大经济建设的力度，取得的成效也较显著。据统计，仅1936年一年的建设成果就超过了1931年至 1935年间的建设成果，而1931年至1935年的建设成果又相当于民国以来20年的总和，这些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4．寻求外交支持
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日益明朗化，南京国民政府也积极致力于寻求外交支持。
改善中苏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改善自中东路事件后断绝的中苏关系，以寻求苏联对中国抗日活动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32年12月12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复交照会，一度断绝的中苏关系开始恢复。中苏复交后，双方就建立中苏同盟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1934年3月，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10月，蒋介石又派蒋廷黻访苏，蒋向苏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反对苏联。
193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0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做出对苏友好的表示。1936年十月，蒋介石派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在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上，1937年4月，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答应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率优惠。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是个巨大的支持。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中国经济落后，南京国民政府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战争准备。蒋介石曾坦白得说过，“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量准备国防，我们人力和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便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冲突多方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联系。193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试探美国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光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铁道部长张家璈赴欧洲与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36年起，先后与德、英、比、捷、法等国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与欧洲各国签定的铁路贷款高达1．57亿美元，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此外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各种借款协定。1937年春，孔祥熙访欧，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借款100万荷币；从法国银行团分别取得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贷款1．2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和约未能全部兑现。
在外患日甚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谋取的大批外汇造成了英美等国在华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扩张。但也增加了中国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充实了法币的外汇保证。
四、领导全面抗战
1．处理华北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