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苏联新闻媒介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最为难堪者，自然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
蒋经国发表“致母亲”的“反蒋公开信”后不久，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他回国，但是未被理睬。同时，受当时苏联国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蒋经国被解除副厂长的职务，候补党员资格亦被取消。归国之事遥遥无期。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突变。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全面内战停息，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在苏联滞留了整整12年。在此期间，遭蒋介石遗弃但协议“离婚不离家”的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曾屡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惟一的亲骨肉的消息，然而音讯皆无，生死莫辨。1936年，蒋廷黼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他，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并设法接其回国。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讲：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叙师生之谊，蒋介石乘势询问蒋经国的下落，周恩来告诉蒋介石，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不久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出于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同意放蒋经国返国，并接见了蒋经国，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十三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在蒋廷黼的帮助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启程返国。
十几年的留苏生活，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感情颇深。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蒋经国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学校、部队、工厂、农村，各种经历都亲身体验过，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磨难，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不曾释怀。这抹不去的一页，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于1937年3月回国，拜见蒋宋后，回故乡溪口补办了俭朴的婚礼，并接受洗脑学习，读“古人之书”和“孙文学说”，并写出旅俄报告，与马列主义决裂。
蒋经国归循着12年前来莫斯科时相反的路线，经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经香港到上海。到达香港时，蒋纬国奉命专程前来迎接。1925年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广州分手时，分别年仅15岁、9岁，而今相逢，都已是勃勃青年了。
对于蒋经国的归国，蒋介石的心情颇为复杂。他一方面非常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另一方面对蒋经国在苏联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颇难鉴谅。因为蒋经国在苏联长达12年，又曾是共产党员，蒋介石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从而严加防范，绝对禁止他再与任何左派人士接触。传说，蒋经国由上海至南京拜见蒋介石、宋美龄时，蒋介石曾有意冷落蒋经国，让他苦等了两个星期。后来经陈布雷进言缓解，蒋介石才传谕召晤。
蒋介石问蒋经国归国的打算，蒋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蒋介石吩咐，先拜见宋美龄，然后回溪口去见生母，休息调整一番，然后再论工作，来日方长。蒋经国深知在“中国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与微妙之处，只能是违背自己的诺言，服从父命，先去拜认了宋美龄“妈妈”，以讨蒋介石、宋美龄的欢心。蒋介石见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也异常高兴，当即为洋儿媳取中文名“芳孃”，冠夫姓后成为蒋芳孃，后改为蒋方良。同时，按蒋氏谱系，为孙子爱伦取名孝文，为孙女爱理取名孝章。对于蒋经国的恭敬态度，宋美龄也颇满意，她送给蒋经国10万元巨款作为认母的见面礼。
1937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他挑选这一天，由南京至杭州携妻挈子返归溪口，与母亲团聚。
这一天的溪口，热闹异常。街上人来人往，标语横额、工商界人士做的红条纸旗随处可见。丰镐房内更是喜庆盈门。下午2时，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载着蒋经国夫妇、爱伦和毛庆祥4人由西驶来，在欢迎人群的口号和鞭炮声中，停在丰镐房大门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长辈在门外迎候。
因为经国离家日久，为了试试他的眼力，家人决定将蒋经国母子相会的地点放在客厅。客厅里坐着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妇女，她们是：毛氏、姚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法释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
在亲友们的簇拥下，蒋经国、芬娜、爱伦、爱理走向客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此时的蒋经国，一眼望见亲娘坐于客厅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芬娜和爱伦、爱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母子抱头痛哭！一时间哭声震天，凄楚异常！在众人的劝说下，久别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声。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3天，蒋经国遵循溪口乡俗，补办了婚礼。
蒋介石让刚刚返国的蒋经国隐居溪口，可谓用心良苦。他担心蒋经国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经常在一起势必引起不必要的冲突，而让蒋经国回家乡，既可缓和矛盾，同时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边尽孝，去抚慰那被蒋介石遗弃多年的发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而更为重要的一层意义，是溪口老家环境安静、稳定，变化无多，利于经过12年之久共产党教育和马克思主义陶冶，“中毒已深”的蒋经国“洗心革面”，修身养性。因此，蒋经国回乡补办完婚礼之后，就奉父命携妻子儿女，住进“小洋房”别墅，除就近探望小时候常去的至亲好友以外，每日深居书房，闭门读书。
一是读些蒋介石亲自指定的《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回过头来接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洗礼。蒋介石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自然希望蒋经国也父规子随。蒋经国回忆说：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书的第几篇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二是读些《总理全集》和《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之类的书籍，并做三民主义的阅读笔记。蒋经国说：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
此外，蒋经国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一段生活，以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为了帮助蒋经国补习中文，研读古书，蒋介石给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名叫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当时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秘书，为政学系少壮分子，颇受蒋介石器重，以后官至国民党行政院副秘书长。徐道邻同他的意大利籍妻子和一个保姆就住在“小洋房”楼下。
当时到“小洋房”就教的，还有毛福梅推荐的武岭学校国文教员黄寄慈。蒋经国自己也请来了留苏同学高理文、表弟竺培凤等同来伴读。其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蒋介石软禁在雪窦寺，蒋经国也曾奉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据蒋经国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和《曾文正公家书》。”
对于蒋经国这段在溪口家乡“洗脑”式的读书生活，蒋介石虽不在侧，但却抓得很紧，家信频频，进行“遥控”。
他再三叮嘱蒋经国“要读古文”，要深刻理解“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他催促蒋经国赶紧完成“旅俄报告”，目的是使经国“常自省览”，与马列主义彻底决裂。
二、青年才俊
1939年，蒋经国出任赣州专员，提出“除暴安良和建设新赣州”的口号。赣州地区为之肃然。人称赣州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经国结束了宁静的读书生活，由奉化到了重庆。不久，政学系首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迎合蒋介石的心意，于1938年1月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第一个角色。蒋经国也很想去江西施展一下他从苏联学到的一套本事，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资本，于是很快走马上任。
蒋经国到职后不久，就与仅仅想借“太子”自重而并不欲蒋经国有所作为的熊式辉发生了矛盾，熊式辉就将蒋经国从实权之位的保安处调出，改任虚职江西政治讲习院学生总队总队长。1938年5月，熊式辉又以江西省政府的名义发表公告，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长，让他离开南昌到赣州集训保安团队。
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温泉。蒋经国搬用苏联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来“改造”国民党旧军队。他首先提出，连队要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造成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他还遵从乃父蒋介石的一贯作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记）》等列为军官必读书籍。
他在作风上也与众不同，不作威作福，经常下连队同官兵一起吃住。很快，赣州的新兵训练出现了新气象，蒋经国声名大振。蒋经国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扬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其父交的“考试答卷”。蒋介石对儿子初涉政界、军界即崭露头角十分得意，曾指示国民党一些部队派人到江西新兵督练处参观。
临川温泉练兵，是蒋经国事业的开始，为他以后在政治、军事上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1939年3月，熊式辉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6月任保安司令，接替已声名狼藉的复兴社分子刘已达，公署在赣州。蒋经国成为赣南大权统揽于一身的最高行政长官，第一次独当一面。
赣南是革命老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工农红军在这里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国民党军队重踞赣南后，勾结土豪劣绅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政治一片黑暗。蒋经国就任后就面临着收拾烂摊子的局面，压力颇大。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加上其父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因而能雷厉风行地采取一些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由于他敢用严厉手段地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土豪劣绅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其次，他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他常常微服出访，深入民间进行调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再次，他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认真执行。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大吏及其亲属，也丝毫不稍加纵容地处以极刑，使得烟、赌、娼等恶习大为减少。
蒋经国初到赣南，便提出一个“建设新赣南”的提纲草案，并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大加赞赏。1940年，蒋经国正式公布“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提出了建设新赣南五大目标、人民的义务与权利、新赣南精神建设五大目标、新赣南人四大要件、理想政治、现代国民、新的人生观、新赣南家训、官民合作公约等九项具体措施。蒋经国说，它体现出了“中国将来所应走之理想路线”，它所规定的各项方案就是要使“中国未来之建设，能在赣南首先获得实验”。
在这个“三年计划”取得一定成效之后，蒋经国又推出“新赣南建设五年计划”。他解释五年建设计划的特点是：（一）全面性的国民经济建设；（二）革命性的改造社会建设；（三）群众性的社会劳动建设；（四）创造性的现代科学建设。这个从1944年到1948年的五年计划，因日军窜犯赣南而告完结，未得实施。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雄心勃勃。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的样板来，以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深刻影响。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圣地陕甘宁相比。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在蒋经国的治理整顿下，原本落后混乱的赣南也的的确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蒋青天”的称号竟成为一时之誉，经过国民党的大力宣传，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蒋介石对其子在建设新赣南中取得的政绩也十分满意，他曾于1942年6月19日写信给蒋经国勉励道：
儿任专员已是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切勿因誉生骄，盖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甚寡，不能不深警惕，勉为人子也。
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职，虽然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实际上从此离开赣南。蒋经国的赣南6年，是他日后发迹的起点。赣南新政的激进改革，虽然一度被国民党的保守指责为“赤化”，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但是赞赏、支持者也大有人在；认为给已陈腐的国民党统治带来了一番新气象，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蒋经国“强人”之势初呈，引起国民党各派的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
在抗日时期蒋经国插手共青团，训练青年军，“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舞青年从军杀敌，又利用青干校培养青年人才，以为己用。
1940年6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直到这年6月，他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国民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擢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三青团首脑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职权，未征求蒋经国同意就指定了江西三青团支部的主要干部，使蒋经国成了空头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