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祸不单行。当蒋方良刚刚从丧夫的悲痛中回复过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之后，她的两个儿子蒋孝文、蒋孝武却又相继在1989年和1991年因病去世，再一次将蒋方良投人长哀的阴霾之中。但是，生性坚韧的蒋方良并没有垮下来，仍然默默地坚持扮演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角色。每到年节，只要宋美龄在台北，蒋方良总要回“士林”官邸陪婆婆进餐。平日独自在家看电视、录像及书报，或到客厅、院子里踱踱方步，偶尔和几位老友谈天叙旧。念旧的蒋方良已许久没有买新衣服了，她认为旧有的衣服补补就能穿了，而且生性俭性的她请求厨房一天只要中午煮一餐即可，晚上烫热再吃。每年在蒋经国辞世纪念的这一天，蒋方良照例中午与儿孙们只吃一碗面，因为这天虽然是人间的冥诞，但对一个世界而言，则是新生的开始。她仅想以一项简单的仪式纪念前人。蒋家的晚辈们讲：“我们希望她颐养天年，但她变得很淡泊，认为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就很好。”
自蒋经国去世后。每年的1月13日蒋方良都要亲自到头寮谒陵。2003年1月13日，正值蒋经国逝世巧周年，已88岁高龄的蒋方良，仍然坚持到头寮追思蒋经国。由于患有严重的哮喘，当日上午蒋方良坐着轮椅，鼻插着氧气管，脸色苍在随扈陪同下来到头寮。接着在旁人的搀扶下勉强站起来鞠躬，然后便在蒋经细灵寝旁的房间，坐在走廊前望风景沉思。40分钟后，搭乘黑头车静静离去，没有答复媒体任何问题。
蒋方良的一生，几乎自始至终都在力求平凡中度过，从未体尝过“妻随夫贵”的滋味。由于着意隐匿，外界对她了解甚少，加上她身世特殊，曾有人称她为“神秘的第一夫人”。当年届八旬的蒋经国油尽灯枯地走完人生旅程之后，蒋方良的情形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人们对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历来有权、有势的妇女，很少有人能耐得住寂寞”，“她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伟大”。
三、蒋经国的非婚夫人章亚若
章亚若是一位追求新潮和开放型的女子，在与蒋经国交往前已结婚8年，并育有两子，1939年初逃难来到蒋经国的门下，成为其秘书。蒋经国的私生活，“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曾与蒋经国相处甚久的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曾这样评价“小蒋”的个人生活：“他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蒋经国30年代末、40年代初主政赣南时期，曾结识了一位红粉知己，并演绎出一幕生别死离的爱情悲剧。这位女主人公就是在蒋经国一生的感情经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婚外恋人——章亚若。
章亚若的身世及个人经历颇为复杂、曲折。章亚若的曾祖姓黄，原籍浙江。19世纪5o年代洪秀全金田起事后，章亚若的曾祖参加了太平军，后来转战至江西南昌一带病故。其时，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也就是章亚若的祖父）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改姓章，取名伯昌。章伯昌成年后娶陶氏为妻，生子章甫，即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乡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50多岁时，因债务纠纷，遭人杀害。
章甫自幼聪慧好学，长大后步入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县试、府试、省试，三元及第。当上地方父母官之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亚若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甫18岁时，娶吴城镇名门周家之女周姺为妻。自此，平步青云，过了一段各方面都顺利兴盛的日子。民国后，曾负笈北上，在京城政法大学进修了几年，又奉派到遂川做县知事，最后于1933年返回南昌，在佑营街挂牌做执业律师。章甫虽是旧时代功名场上走过来的人，但思想却颇为新潮。他出外求学时，自己改名贡涛，章贡合流为赣，“赣江之水浪涛涛”，显气势含抱负。同时，他还将发妻周姺这一陈僻之名，改为周锦华，“锦乡中华”，亦喻不凡之意。
章贡涛和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4个早夭，只有2儿5女长大成人。章亚若生于1913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母为她取名懋李。“懋”是辈分排行，“李”是比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据当年章家的奶妈段会香后来回忆：小懋李自小就深得父母的疼爱。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活泼伶俐，聪颖可人。从三四岁起，小懋李就跟在国学根底深厚的父亲身边学习古诗词，练习书法和绘画，领悟力甚强。7岁那年，听了父亲讲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后，仿之竟也七步吟出：“春兰桃李意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将章家五姐妹“懋兰、懋桃、懋李、懋梅、幽兰”的名字全嵌了进去，满座皆惊。
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章贡涛一向开明，男女一视同仁。大女儿上了京都女师大，让二女儿读毕小学，亦送钟爱的三女儿进了省城教会学校——宝岭女中（后改为南昌女中，即今日南昌第十中学）。数理化音体美的西式教育，使小懋李领略到烹饪与女红、吟诗与作画以外的另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北伐战争经过江西时所引起的赣江两岸民众的自我觉醒之潮，也有形无形地濡染进少女的内心世界。在学校里，章懋李的国文程度比同班同学高出很多。她的字迹娟秀，诗词文章都拿手，又能歌善舞，擅长演说，是宝岭女中人所瞩目的风云人物。
章懋李15岁那年，由父母做主，许配近亲表哥唐英刚。唐英刚是年18岁，是章懋李的二姑妈章金秀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瑞庆夫家的堂兄。章懋李与唐英刚在一起共同生活8年，先后生育了小名叫“大衍”与“细衍”的唐远波、唐远辉两个男孩，由一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
章惫李与唐英刚8年的夫妻生活，应该说并不如意。唐英刚当时在南昌高等法院就职，为人拘谨保守，平日里沉湎于诗画砚墨，服饰装扮与言谈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士儒的风范，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新旧时代的交替，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仍与外界格格不入。而章懋李则与唐英刚相反，她是一位追求新潮、开放型的女性，教会学校的西化教育与新时代思想的启迪，使她逐步地挣脱了旧礼教的束缚，开辟着一个与上一代妇女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章懋李足登高跟鞋，烫发描眉，身着剪裁合体的新款流行服装，敢于尝试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她不甘于囿于家庭，婚后仍出外做事，也在南昌高等法院上班。平日里结交广泛，时常出入于各种酒会、舞场；闲暇则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是南昌城里颇为抢眼的时髦女性。在她身边，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异性大献殷勤。章懋李与唐英刚这种巨大的个性差异，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加亲的婚姻，终于不幸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
这年章懋李年仅23岁。
办完丧事，章懋李便迁回娘家长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但是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她负责筹措。
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性格刚毅，办事有主见的章懋李都是章家子女中的灵魂人物。尤其是在她的两个姐姐出嫁远离南昌，大弟章懋萱北上山东读大学之后，家中的大事小事、里里外外均由她一手操持。章贡涛、周锦华老两口也格外器重这个懂事又能干的宝贝女儿，弟弟妹妹全都把她当做主心骨。1937年前后，章懋李决定改名“亚若”，弟弟妹妹也跟着学，引用她名字中的“若”字。大弟懋萱改名为“浩若”；二弟懋宿改名为“瀚若”；四妹懋梅原想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又开得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沿用三姐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
1939年初，日本军队攻至南昌城外，章贡涛决定举家外出逃难。由于章贡涛身体一直不好，难耐旅途劳顿，只好压重担于章亚若，让她携领全家南下赣州避祸，自己则选择了路程较近的庐山养病。未料章亚若与父亲一别，此生就未再相见。
章亚若和母亲周锦华及弟弟妹妹逃难至赣州后，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外出找工作以补贴家用。不久，章亚若在蒋经国主事的赣南行政专员公署找到了一个职位，从此，她的生活道路和个人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关于章亚若与蒋经国相识的经过，说法不一，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其一，是吴骥的引见。
当时，在蒋经国手下任新兵督练处副处长的吴骥，是章亚若大弟媳吴蔡的兄长，章浩若与吴骥是知交。章浩若的儿子章修纯曾从父亲那里听说，三姑章亚若1939年初偕家人自南昌迁往赣州，安顿妥当之后，经由当时随蒋经国转调赣南行政专员公署，担任保安副司令的吴骥向蒋经国引荐，进入公署工作，开始了蒋、章相恋的序幕。
其二，是章亚若的自荐。
徐君虎是蒋经国留苏时中山大学的同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他担任专员公署秘书。他曾公开撰文指称，章亚若主动写信给蒋经国，请求安排工作。
徐君虎说，那是1939年初春的某一天，蒋经国交给他一封求职信，要他与寄信人一谈，看看能否帮忙。信是一位章氏女士写来的，字迹娟秀，蝇头小楷颇见功力，语气如泣如诉，哀婉动人。徐君虎看完信，立刻约见了这位章小姐。章亚若比当时一般妇女的打扮要时髦：大浪卷发披至肩头，一件紫色碎花旗袍镶上咖啡麦芽滚边，半高跟的白色皮鞋。徐君虎对章亚若的圆脸和高颧骨印象最为深刻。晤谈之后，徐君虎向蒋经国报告，这位女子工作经历有限，无突出特长，又比较花哨，恐怕难以在专员公署里安排职位。蒋经国倒觉得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至少此人文化程度不低。因而他提醒徐君虎，可以差她至公署图书馆整理书报资料。徐君虎自然遵命照办，于是章亚若开始到专员公署正式上班。
报到之后，章亚若表现得十分勤勉。对此，徐君虎也有一段生动的记忆。他说，赣州市当时空袭警报多，每次日本飞机来袭，总是炸得满目疮痍，一片瓦砾，死伤处处。专员公署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由公署成员义务加入，专门帮助民众处理空难救护及善后事宜。章亚若主动请缨，加入到救护行列。她态度积极，每有空袭，立即投入工作队伍，帮助抬送病号，包扎伤员，跑前跑后，十分热心，时常弄得一身血迹，疲惫不堪，也毫不在乎。
章亚若的这种精神，蒋经国深为嘉许。徐君虎说，蒋经国曾经公开在例行集会时，表扬了章亚若。
事实上，新的工作环境也的确为章亚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似乎已经从以往不幸的个人遭遇所形成的阴暗压抑的迷惘中跳出来，脱下合身的碎花旗袍，换上男性的工作服，过着朴素但充实的战时生活，全心全意地塑造着一个新的自我。
另一方面，她的过去也被深深地隐匿起来。赣州的新同事、新朋友，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婚姻。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她特地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儿子年纪小，似懂非懂地答应了。长大后，大衍唐远波推想，母亲可能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守寡的年轻女性，在外工作难免有许多不便，以未婚姿态出现，应该较能减少社会上的是非议论。
正是在专员公署工作期间，章亚若开始逐步地走进蒋经国的感情生活。
章亚若在资料室工作不久，就调至“抗日运动委员会”任文书。后来，又被选送进设在赣州郊外赤硃岭的“三青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返回公署，正式担任专员秘书。以后还一度兼任了《正气日报》记者。
蒋、章恋情是何时攀至巅峰的？有人推断是在1940年下半年章亚若专职给蒋经国做秘书之后。不过，两人相互吸引，很可能在1939年章亚若进入公署相识蒋经国不久就慢慢开始了。
章亚若是蒋经国公务之外的红粉知己。两人的秘密尽人皆知。常以慧云、慧风互称。1941年章亚若在桂林生下两子。
蒋经国的政治强人形象是以“赣南新政”奠基的，在当时也的确博取了一班热血青年的真心敬仰与拥戴，一个势力与影响不容忽视的“太子党”开始在他周围逐步积聚而成。然而，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以及早年曲折坎坷的经历所铸造出的喜怒无常的冷僻性格，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与他称兄道弟，谈天说地，但是真正能够令蒋经国摘掉面具，撤除心防，接纳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共享不足为外人言的悲苦喜乐，并以真情相酬，视为心灵慰藉的红粉知己，惟章亚若一人。
秀外慧中的章亚若，是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细心与敏锐，窥出蒋经国这位赣州民众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内心深处的那份无所依恃的孤独与寂寞的。她以自己的才艺，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在进入公署后不久，就不仅成为蒋经国工作上的得力辅佐，而且也成为蒋经国个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内助。天长日久，彼此初识即互有好感的蒋、章两人，感情发展很快超越上下级及师生之界限，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许多当年专员公署的同事披示，当年年方30的蒋经国对章亚若这位红粉知己的爱恋之情，往往在特定场合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蒋经国喜好在公忙之余与好友同仁小酌数杯，有时候，不胜酒力，难免醉倒。以前，他无论怎么喝，都无人敢出面制止，大伙儿总是迎合着他的兴致，陪他饮到底。然而，自从饭桌上加入了章亚若，她便成了惟一有勇气、也有能力劝阻蒋经国放下酒杯的人。据那些同事形容，每当秀气娇小的章亚若轻言婉语，笑盈盈地在一旁低声要蒋经国为健康着想，节制酒量时，蒋经国不但毫无愠色，而且立即依言放下酒杯，照着章亚若的劝告，不再喝下去了。这一来一往的浓情蜜意，加上蒋经国那种“恋爱中的男人”的行止，看在旁观者眼中，就如“奇迹”。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位赣州民众眼中自信、独立的钢铁强人，竟然在章亚若的浅笑轻语下变得这样顺从服帖！
蒋、章恋情初萌之时，双方都曾力求隐秘，但是，事实上很难做到无蛛丝马迹。章亚若插班进赤硃岭“干训班”学习时，蒋经国亲遣公署下属王修鉴和三青团大队长欧阳钦陪送，即属孟浪之举，当时就引起敏感者的好奇和关注，纷纷探测其中的微妙。
另据章亚若在南昌读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在赣州又与她同事并且有金兰之交的好友桂昌德回忆，当时她也是“干训班”一期学员，与章亚若同屋相住。受训期间的某天黄昏，章亚若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她诉说，她担心她记载自己爱慕蒋经国的秘密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可能传扬开来，惹上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