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孝勇接到电话赶快赶来，不过，汪长诗先一步，一进慈湖，就要求见蒋经国。侍卫们回答她说：“经国先生在后面厢房睡觉，不方便！”但汪长诗仍执意要见，气呼呼地坐在那里，把气氛弄得很僵，即使孝勇来了，怎么劝也没有用。
后来，蒋孝武也赶来了，两人在房里单独谈，外面听不见。不过照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蒋孝武当天并没有把婚姻危机给化解掉。
在汪长诗离家出走以后，蒋家所有人都极力挽救这段婚姻，挽回汪长诗，他们分头向汪长诗进行游说。起初她没答应，后来念及友兰、友松两个尚未懂事的孩子，汪长诗态度终于软化，愿意再给蒋孝武一个机会。她开出一个条件：回来可以，不过要蒋孝武亲自到机场接她，如果蒋孝武做得到，她马上回头。但是，蒋孝武没有。结果，汪长诗掉头就走，最终还是成为蒋家的“过客”。
汪长诗离开台湾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瑞士的娘家。她原本打算把两个孩子留在身边，但后来蒋经国思孙心切，再加上台独分子欲行绑架两位孩子的传言传出，因此蒋经国派了当时驻维也纳的“观光局”代表虞为劝汪长诗把小孩送回台湾，汪长诗最后才罢手，并且在结识一位画家之后，另行改嫁，成为蒋家最深沉的一个记忆。
汪长诗走了以后，蒋孝武的感情世界并没有留白。他起初沉迷在一阵花天酒地之中，直到后来认识了蔡惠媚，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传出任何花边新闻。
蔡惠媚出身于台中清水望族，自幼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父亲蔡垂碧是当地有名的船务商。蔡家经济富裕，实在没有高攀的必要，甚至因为政治因素，一度排斥蒋孝武与女儿接近。
蔡惠媚在一次接受《时报周刊》的访谈中透露，她与蒋孝武是在圆山联谊社的游泳池畔认识，当时她只有十六七岁，还在美国学校念书。“我常常在游泳的时候，发现有一堆男老人盯着我看，而且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以我的直觉判断，他们都是同一伙的，蒋孝武也在里面。”
蔡惠媚因为先前在电视上看过蒋孝武，因此认得出他来。但是，对于那些对她指指点点的老男人们，她并没有搭理。
至于蒋孝武，虽然在池畔观察蔡惠媚许久，但也迟迟不敢靠近。后来，他请黄任中帮他出主意。
有一天，蒋孝武请黄任中吃饭，没跟他说为了什么事情。等到饭一吃完，就把他带到游泳池畔，往池里一指说：“我喜欢池子里的那个小姐，你帮我想办法！”
黄任中往池子里一看，发现蔡惠媚不仅年轻、活泼、漂亮、皮肤白，身材尤其好，认为蒋孝武实在很有眼光，也知道这一次他是动了真情，于是立刻采取行动。
黄任中首先要蒋孝武身边的人不要动声色，自己则到圆山联谊社跑了一趟。经过打听之后，不仅发现她的家世很好，还是圆山饭店一带大家公认的美女，于是在进行上，他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事有很巧，黄任中的前妻钱钟雯刚好是蔡惠媚姊姊在美国学校的同学。于是，黄任中将整件事交给钱仲雯来办。
黄任中对钱仲雯的办事能力很满意，因为她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蔡惠媚骗进了蒋家。当时，钱仲雯是以请蔡惠媚到蒋孝武家当“家教”为由，将她“设计”进入蒋家的。
不过，蔡惠媚始终不认为自己被“骗”到蒋家的。她说：“我还记得在我满18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接到钱仲雯打来的电话，说她有几个住在阳明山的朋友，想一起组个幼稚园，并请个英文家教，问我有没有意愿？我一听有人要找我当家教，心里好高兴，于是马上就说没问题！我问，什么时候开始教？钱仲雯说，几个家长想先跟我见见面。她建议，干脆由她居间，约双方一起吃个饭，见个面。我心想，教就教嘛！干吗一定要吃饭？我心中有些怀疑，但是当时没问。
“我后来来到餐厅之后，发现没有半个家长来，心中开始起疑。我们一边等、一边聊天，突然间，看到有辆车往我们这个方向驶来，并停下来，等对方车停稳了，下来个人，我一看，那不是圆山联谊社那个人吗？这时候，钱仲雯突然喊起来：‘Aiex！我们在这里！’接下来的事，不用我说，大家都想得到！”
自从餐厅第一次会面之后，蒋孝武就对蔡惠媚展开热烈的追求。他足足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蔡惠媚追到手，过程可说是既艰辛，又谨慎，直到蔡家两老终于点头为止。
其实，蒋孝武与蔡惠媚的婚事，之所以拖了这么久，除了蔡家两老反对以外，蒋经国这边也有迟疑。蔡家两老除了不忍女儿嫁入深宫大院的蒋家，同时也担心蒋孝武之前的风风雨雨对爱女多少有影响；至于蒋经国则对于汪长诗与蒋孝武的婚姻拖拖拉拉，多少年没有了断，所以直到汪长诗改嫁，与蒋孝武正式办妥了离婚手续，才点头答应这门婚事。蒋经国最后突然间念头一转，要蒋孝武速速与蔡惠媚完婚，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据说，他是想借此来转移“江南案”的满城风雨。所以，在孝武外放新加坡当代表不久，就与蔡惠媚举行闪电般的婚礼。
蒋孝武是真的爱蔡惠媚，加上8年的时间，蔡惠媚与他的两个孩子亦师亦友，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借此“爱的力量”，终于挥除了蒋孝武过去的阴云。
自从蒋孝武情定蔡惠媚之后，小俩口恩爱逾恒。但是，这段真爱最后终于遭到老天的嫉妒，在5年之后，死神狠心地把蒋孝武带离蔡惠媚的身边，那一年，蔡惠媚才刚过30岁。
外传，蔡惠媚在蒋孝武死后，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才靠着宗教的力量走出伤痛。但是蔡惠媚自己说：“孝武走的这几年，我从未真正走出伤痛，我只是学着如何处理伤痛！”
据了解，蒋孝武过世之后，蒋家所有的人不忍见蔡惠媚年轻守寡，因此建议她再行改嫁。但是，蔡惠媚当时很绝决地说：“我绝不会改嫁，这辈子我都要姓蒋！”
这几年她不仅安分地做个蒋家媳妇，还代蒋孝武把一对儿女带大。直到现在为止，在香港广告公司上班的蒋友兰每半年回台湾一次，都一定会回到蔡惠媚在天母的娘家，与“阿妈”和这位视她如己出的“妈妈”同住。
四、经商的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与夫人方智怡
蒋孝勇一生与政界无深涉，只专注于工商业，虽然也曾遭致“与民争利”之非议，但毕竟没有弄到像他的两个哥哥那般“人人侧目”的程度。而且他个人的私生活也比较检点，很少授人于柄。
蒋孝勇是蒋介石几个孙子中最令他宠爱的一人。蒋孝勇小的时候，有许多地方与蒋介石童年时相仿：玩刀弄枪，天不怕地不怕，整天风风火火，打打闹闹，只要出去玩，肯定是一身泥巴、一身伤，回家后又和孝武打闹，厨房、卧室到处是“战场”，直打到犯困睡觉。蒋经国也疼爱孝勇，因为他于1948年10月在上海出生，当时正值国民党经济危机，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崩溃的前夜，蒋经国总觉得孝勇生下来后，营养不足，在吃穿方面总是尽量偏袒着他。隔年，尚在襁褓之中的蒋孝勇就随着祖父和父亲辞别了故土，退居到孤岛台湾。
与孝武相比孝勇更精更鬼，在蒋介石、蒋经国面前乖如小猫，甜言蜜语，一离开他们就胡作非为。蒋介石、宋美龄非常宠爱这个小孙子。蒋介石在世时，不管遇到什么烦恼的事，只要小孙子走到面前，喊一声“爷爷好！”立刻就会转怒为喜，可见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读完小学、初中后，根据蒋介石的意愿，蒋经国把他送进了相当于高中程度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的预备班，以后又直接升入正式班，接受高等军事教育。但是，身为“皇孙”的他，经常违纪犯规，偷着抽烟、喝酒，被教育班长抓住后，不是罚他做俯卧撑，就是让他连烟带灰吞到肚子里。几次之后，蒋孝勇非常害怕，行为有所收敛。按照正常情况，蒋孝勇应该是1972年的那一班毕业，然而，他却被迫中途辍学。原因就是蒋孝勇在一次野外训练中脚部受了重伤，久治不愈，再也无法适应部队生活。
这一意外事件对一心想在蒋家第三代中培养出一个“职业军人”的蒋介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蒋孝文、蒋孝武在陆军军官学校的学业也都是半途而废。但是，事已至此，蒋介石也只好以孙儿的健康为念了。1969年2月4日，蒋介石写信给蒋孝勇，文曰：
勇孙：
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的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忍之。若非如此持久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
五十八年二月四日祖父母示
同年3月14日又有一信：
勇孙：
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闻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以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
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孝勇所写的纪念文章中也谈到此事：
在我内心的深处，最最对不起祖父的一件憾事，就是未能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五十三年自愿投入军旅行列——陆军官校预备学生班，祖父原是十分欣慰的。所惜八年以前，受训操作时，不慎扭伤了足踝，几个月之后，经过了两次手术，才不得不离开行列，抛弃初衷。忆及当将要离开台北到风山报到的那天，他老人家把我叫到书房，除勉励之外，还打开皮包，拿出钱袋，数之再三，给了我两百块钱，说：“你独自到官校去，必有零用之需，这是两百块钱，钱包里我也只有这么多，希望你能好好地去应用。”
当时除了体会到深切的爱心之外，还有一丝敬重与感慨。蒋孝勇从陆军军官学校休学后，先转至辅仁大学读了半年，以后又转学到台湾大学政治系，就读政治理论专业，1973年毕业。
蒋孝勇从学校出来以后，蒋经国有意让他在经济领域里发展，而没有安排他直接涉足政治，蒋孝勇最初是在一家叫做“鸿霖”的民间商业机构当董事长兼总经理。1982年，台湾电影界抓到了一家“盗版”公司“昌运”，公司负责人邱创寿被送上法庭，虽然后来被宣判无罪，但是由于在办案过程中查出邱创寿是“鸿霖”的常务董事之一，因而，蒋孝勇的名声一度也颇为受损。自此而后，蒋孝勇就辞掉了在“鸿霖”所兼的一切名义职务，转人幕后控制，同时开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国民党“党营”企业方面。
从80年代起他先后出任国民党“党营”的两个主要的生产事业单位——中兴电工机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外，蒋孝勇还被推选执掌台湾“中华民国”电工器材同业公会理事长、“中华民国”玻璃纤维同业公会理事长及“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等多种要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党营”企业的主管机构中央财务委员会和中央投资公司内部，蒋孝勇也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以蒋孝勇的年龄、资历，短短十数年的时间里，窜升至台湾国民党“党营”生产事业单位的“领班”级人物，并且在台湾工商界占据着一席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一家庭”的特殊背景。而这些原来经营状况并不景气的“党营”企业，则由于蒋孝勇的加盟领衔，利润剧增，业务范围日益扩展。如蒋孝勇主持“中兴”公司之时，企业本身并无生产大型冷气机的能力，可是凡遇到政府大的建筑工程，有装千吨、万吨冷气机设备招标时，“中兴”公司总是最先出来竞标，它甚至敢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先得了标，然后再以高于标价的价格转包，请有生产能力的厂家去制造和安装，等工程全面铺开后，“中兴”公司自有办法让发包的政府单位追加预算，直到达及“中兴”公司有利润而满意的价格为止。
后来，“中兴”公司干脆与其他民营的冷气机公司达成协议，就是凡遇到政府的大的建筑工程，准许他们使用“中兴”公司的名义，去和招标单位议价，议价的条件，除了他们本公司够成本利润之外，并再戴三成“帽子”算是“中兴”出借名义的“应得利润”。本来1亿元可以承包的生意，借用“中兴”公司名义的民营公司，得先为自己加上二成“利润”，变成1。2亿元，之后再在1。2亿元加上三成（0。36亿元）为付给“中兴”公司的“应得利润。”如此一周折，本来只要花1亿元就可以安装的冷气机，变成要花1。56亿元方可成交。好在无论钱多钱少，都是掏自政府腰包，也就无人心疼计较了。
除了掌握有中兴电工机械公司和中央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主要的“党营”企业而外，蒋孝勇同时还控制有中兴工程顾问公司等十几家公营企业。据比较保守的估计，蒋孝勇在工商界势力最盛时，他能影响和支配的资产在台币300亿元以上。蒋孝勇在经济部门的呼风唤雨之霸主地位，恰与其兄蒋孝武在文化领域纵横捭阖的强人之势，互为倚足，这里不难看出蒋经国刻意安排的苦心。
当然，蒋经国也深知，他的这两个儿子，无论是蒋孝武，还是蒋孝勇，在政治上都还十分稚嫩，缺乏磨炼，一时很难成“大气候”。所以，蒋经国一直有意识地抑制他们在政治权力圈里过早出头，以防他们“得意忘形”，自毁前程。国民党“十二全”时，蒋经国把他们从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就是一个明证。尤其是对于蒋孝勇，蒋经国总是告诫他专注于工商业，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以后，再考虑在政界的发展。
蒋孝勇是在1973年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不久，与方智怡结婚的。方智怡的父亲方恩绪是台湾公路工程界颇有名气的技术专家，一直在台湾公路系统任职，先后担任过工程队队长、副局长、局长等职务。蒋孝勇和方智怡是在恋爱成熟之后，始禀告双方父母的。蒋经国就请了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秦孝仪作“媒人”，去方家登门“求亲”，自然不会遭到拒绝。1973年7月23日，蒋孝勇和方智怡的婚礼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由秦孝仪担任主持人，蒋经国夫妇亲自到场致贺。当时，蒋介石由于车祸受伤已卧病年余，但仍然挣扎着起来，与宋美龄一起坐着与蒋孝勇夫妇合拍了一帧照片，并特许公开发表。如此高规格的婚礼，在蒋家第三代中为仅有的一例。
方智怡与蒋孝勇结婚后，受丈夫的影响，也投身于商界，先后开办了两家公司。这就是位于台北林森北路的“怡兴儿童中心”和“怡兴花苑”。方恩绪从台湾省高速公路局局长的任上退下来之后，在蒋孝勇的鼓动下，也“下海”从商，在台北敦化南路的“润泰大楼”创办了一家建设公司。
1988年，蒋经国因病去世。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李登辉对台湾政治体制实施了“民主化”、“本土化”和“非蒋化”的重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