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毛协议离婚后，毛福梅被孙琴风接到萧王庙暂住，待蒋、宋在上海新婚大典后，毛福梅又回到丰镐房，主持家务，生活由蒋介石供给。逢年过节，亲友往来，一应乡俗依旧以毛氏为正宗。当然毛氏在蒋家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蒋介石的宽宏与恩赐，而是毛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来的。她在溪口几十年，被公认为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以礼尽心，足称楷模，蒋氏族人无不敬重。何况毛氏吃斋念佛，乐善好施，修路、筑桥、平粜、赈灾，从不后人，乡邻莫不感恩。蒋介石离弃结发之不情不义之举，溪口乡人与蒋氏族人均不以为然，虽无人敢明言不是，但“腹非”者甚众。在他们眼里，人情重于法律，毛福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蒋介石的元配夫人，是丰镐房理所当然的主妇、当家人。
另一方面，毛氏在蒋家这种特殊的尊崇地位之所以得以维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的态度。蒋介石与姚冶诚、陈洁如结合均没有生育，新婚夫人宋美龄有言在先不要孩子，领养的纬国非血亲，仅有与毛氏所生之经国，是惟一的正宗嫡嗣，而蒋介石又是血缘观念极重的旧式人物，他无法漠视蒋经国的存在。蒋经国出生后，蒋介石常年在外，很少尽父亲之责，蒋经国从小由毛氏抚养，母子间感情甚深。蒋经国长相和为人随母而不似其父。他从小就十分敏感，性格内向。
父亲、母亲间的不断争吵，尤其是父亲对母亲的歧视和虐待，给蒋经国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他对父亲只有畏惧之感，而无亲近之心。在蒋介石面前，蒋经国总是十分拘谨、沉闷，在毛氏身边则有说有笑。蒋经国对经常以泪洗面的母亲深为同情，每当父母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母子俩相依为命。毛福梅在与蒋介石感情破裂后，绝望之余，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蒋经国的童年时代，有很多时间是在母亲的娘家度过的，岩头风光，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蒋经国成人后，常对人说：“生我的是溪口，养我的是岩头。”但是对于蒋经国的培养，蒋介石则有他的一番苦心，希望蒋经国能够走自己走过的路。所以，在安排蒋经国师从周东、顾清廉、王欧声等儒生，接受“孔孟之道”的传统教育“以正其本”之后，很快又把他送往县城，送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进新式学堂，接受新知识，见识大世面。到1925年，蒋经国15岁那年，蒋介石再送蒋经国远赴莫斯科，出外留学。这样，蒋经国就彻底离开了母亲，独自一人在外面闯天下了。这对于毛氏来说，无疑是最深重的打击。
毛福梅自从嫁到溪口蒋家之后，王采玉待她如亲生女儿，她在蒋母的熏陶影响之下，也开始皈依佛教。蒋母故后，尤其蒋经国离开家门之后，她一人更是心虔意笃，早晚诵经不辍，祁愿儿子早日归来。蒋经国身虽在外，心却放不下家中受难的母亲，不断来信加以劝慰。1927年4月，在蒋经国留学苏联将近两年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浇铸自己独裁政权的宝座。蒋经国在莫斯科发表了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公开声明，并宣布脱离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同时，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母亲多年不幸遭遇，做儿的非常清楚。只要一提起家里的事，我心中便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烦恼和痛苦。从今天起，我决不再写信，如果有天我回到家，我答应母亲，哪里都不去，一定先到溪口来看望您。”从此而后，音讯皆无。毛福梅青灯孤守，礼佛诵经成了她惟一的精神寄托。
1928年，蒋介石首次携新婚夫人宋美龄回溪口老家拜认祖先。为避免毛氏发难，令宋美龄尴尬，蒋介石先请蒋介卿去丰镐房化解，同时宋美龄也示好于毛氏，送上人参、狐裘大衣等物品做见面礼。毛福梅以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将丰镐房收拾一新以待新客。后来，蒋介石宋美龄住在乐亭别墅。在新人滞留溪口之时，毛福梅每天都叫丰镐房的厨师蒋小品烧制几道蒋介石平素爱吃的家乡菜送至乐亭。如鸡汁烤芋艿、霉干菜烧肉等。还有“米焙浆”，制法是把糯米妙熟，磨成细末，然后放上鸡油、麻油、胡椒、笋丝、蛋丝等，用沸水冲调，吃起来香糯爽口，余味无穷。
宋美龄平素吃西餐，乍尝到这些乡土美味，不禁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自有人乐颠颠地转告毛氏，毛氏感到一种尽了地主之谊的快慰。当新人离乡回转之际，她特地命人拣了一袋最好的芋艿送宋美龄作路彩。据说，宋回到南京公馆，也让厨师烧芋艿吃。可是，烧熟后一放进嘴里便吐了出来，连说“不对，不对”。蒋见了大笑，说：“芋艿是对的，不过烧法不对。鸡汁烤芋艿是我家丰镐房的拿手菜，一般人是烧不出这种滋味的。”后来，蒋曾派飞机到宁波，命丰镐房烧好芋艿以专车送到宁波，送上飞机，带回南京，以供宋美龄再饱口福。
以后，无论是蒋一人回家乡，还是携宋美龄同来，虽然都住在乐亭或慈庵，但毛氏每次都一如既往，精心准备，将丰镐房整饰一新，并以家乡菜相待。而蒋介石似乎与毛氏亦形成默契，每天早晨利用宋美龄一向有睡早觉的习惯，踱回丰镐房看望旧人，用过早点后方回乐亭。毛福梅见到蒋介石，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尽快将儿子经国送回来。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回故乡，毛福梅有了一段时间的天伦之乐，后死于日本飞机轰炸之下，蒋经国亲书“以血洗血”。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此为转机，全面内战结束，国共两党开始就实现第二次合作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斯大利同意送滞留苏联12年之久的蒋经国返国。当蒋介石把这一消息告诉毛福梅时，毛氏惊喜得几乎不能自持。
1937年，蒋经国携妇挈子返回祖国，到上海后，才知晓了父亲弃离生母另觅新欢的详情。作为亲生儿子，他能想象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能立即去溪口拜见日夜思念的母亲。但是，12年曲折坎坷的国外生活，使他懂得了世道的艰辛，他学会了“忍”。他首先向蒋介石这位他十余年一直视为“革命敌人”而口诛笔伐的父亲负荆请罪，求得宽宥。接着，又顺从蒋介石的意志，先行拜认宋美龄为“妈妈”，违背了当初作出的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返乡跪拜母亲的承诺。好在毛福梅并没有计较这些，只要母子能团聚，她已心满意足了。当蒋经国回到阔别12年的溪口旧镇，迈进丰镐房大门时，母子相见，抱头痛哭。苦尽甜来，毛福梅终于熬过来了。
蒋经国为母亲带来了俄罗斯媳妇芬娜、孙子爱伦和孙女爱理。毛福梅认为，儿子虽在国外成了亲，孙子、孙女也有了，但回来了，还得照中国规矩，补办婚礼。这样才能为族众所承认。因此，她一面到各处庵庙烧香还愿，一面大摆酒席。而蒋经国为讨母亲欢心，亦欣然重新做新郎，再举大礼。
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为了清除他在旅俄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继续按照自己原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特意在溪口给蒋经国一家新修了别墅，为他延聘了国文教师，嘱他在家乡潜心读书，修身养性。这样，蒋经国也就有较多时间，与母亲团聚在一起了。蒋经国多次去岩头、葛竹、萧王庙，寻访旧迹，拜见长辈。毛福梅变着法子给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然而，好景不长，蒋经国返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即全面爆发。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热血男儿，向父亲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派往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手下去磨砺。这样，母子再度分离。蒋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母亲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祸。为使蒋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蒋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从军校把他调来做助手。
蒋经国到了江西，先任赣州保安处副处长，继之又擢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上任初期，毛福梅舍不得母子再次别离，曾随儿子去赣南住过几天。蒋经国新官上任，百废待兴，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毛氏闲住着，感到孤单乏味，于是叫儿子送她返乡，蒋经国无奈，只好依从。后来，蒋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江西团聚而不果。
当时溪口虽无战火，但正常的生产、生活已大受影响，粮食匮毛氏就和溪口镇镇长蒋立祥商量办平粜，最后派丰镐房账房唐瑞福去江西，在蒋经国处分两次办来了2500石米，使家乡暂时度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
后来，随着战火的蔓延，日本侵略军日益迫近，溪口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蒋经国放心不下，连连急电相催，并派表兄宋继修前往迎接。然而，就这个时候，不幸降临在毛福梅身上。
1939年12月12日，日本侵略军的6架飞机突然出现在溪口上空，滥施轰炸，以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乐亭别墅为主要目标。毛福梅本来逃出房外，发现房门钥匙未带，又急忙回去取。待她再次跑出后门，刚到后墙弄，3枚炸弹便在她们周围炸开了。与毛氏同时遇难的还有担任丰镐房账房的外甥宋涨生和其他六七人。
最初大家不知毛氏被炸。日本侵略军飞机去后，逃出在外的人都先后回去，惟独不见毛氏，有人以为她暂时躲避在亲友家中，立即分头去寻找。找了两天，葛竹、岩头、萧王庙……到处没有踪迹，溪口镇长蒋立祥只好向国民党奉化县政府求援。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县党部书记汪坚心等闻警报驰赴溪口，得知毛氏失踪，一面向省府报告，一面进一步寻找。经分析，丰镐房后门被炸墙壁倒塌处有疑，于是雇用了20个民夫，动手扒挖瓦砾。这时，浙江省政府秘书曹钟麟，奉秘书长李立民之命，代表省府主席黄绍竑，乘车赶到现场。下车后即参加挖掘、寻找。夜幕降临，首先发现了血肉模糊的董姓教师的尸体，接着，又发现一只胳膊，上面戴有金镯。有人想到胳膊戴有金手镯的就是毛氏。点起灯火继续挖掘，果然挖出毛氏的遗体，情状极惨，大腿裂断，肠子外流，估计是中弹负伤后，又被压在倒塌的墙下边窒息而死的。
经过商量，请学过医务的武岭学校校务主任张恺的岳父梁祖光为之整理、包扎、化装，停放在摩诃殿。当地风俗，若是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规，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门，也须遵循不违。好在毛氏生前的大半善举，如施僧、放斋、念经等，多行于此，与摩诃殿正有不解之缘。
蒋经国在赣南接到“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的急电后，于12月14日坐汽车，由司机2人轮流驾驶，日夜兼程赶回溪口。他一下车，奔至灵前，抚尸大哭，几番昏厥过去。据蒋泣诉，本已准备遣人派车迎奉母亲去赣州居住，不料稍迟数日，遂致母亲遭难，哀悔终身。尔后，蒋经国索要了纸笔，噙泪疾书“以血洗血”4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其母罹难处，发誓要报日本侵略军杀亲之仇。日本侵略军占领溪口后，将此石取走，捣毁。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书记王思本摹写一块树立。此碑现放在文昌阁“小洋房”内。
时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蒋经国不忍草率处理母亲的后事，准备将毛氏灵枢暂厝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其父谕批：“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12个字，也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毛氏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既要对母亲负责，又不能违父亲旨意，只得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多名风水先生踏勘风水宝地，但均无合意之处。有一位杨寿祺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于是，蒋经国听从了继任丰镐房账房唐瑞福的建议，决定葬母于摩诃殿所在地松养园，并请亲娘舅毛懋卿、大姑丈宋周运、小姑丈竺芝珊等人出面，操持丧仪，从简完葬。
但是，对于蒋经国的意见，毛懋卿等人表示反对，认为毛福梅总归要与她丈夫合葬的，还是暂厝摩诃殿为好。蒋经国拗不过，只好再发电请示，取得蒋介石的首肯，将毛氏灵柩暂厝摩诃殿内，雇了一个姓李的成童每天上香献茶，以待清平再行丧葬大礼。
由于是在战时，加上公务在身，蒋经国不可能长期滞留在家乡，在溪口盘桓月余后，便返回赣南。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举行了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1941年夏，奉化沦陷，蒋经国4年不得返乡。1945年11月，蒋经国在所著《五百零四时》一文中说：“先母罹难，此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直至1947年冬，蒋经国回溪口亲自操持办理了母亲的丧葬大事，才遂了使母亲“入土为安”的心愿。
毛氏之墓造在摩诃墓前侧，为一圆形黄土坟，周围用淡红色块石砌成。正面竖一块约2米高的石碑，碑上刻着7个大字“显妣毛太君之墓”，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手笔，落款处题着“男经国敬立”。
蒋介石没有参加祭奠，宋美龄、陈洁如也没有出场，仅有姚冶诚派人送了一盒佛经到溪口，在灵前奠化。蒋经国率妻子儿女跪在灵前向致祭的客人还礼。蒋纬国、石敬宜夫妻亦从上海赶来，披麻戴孝。
1948年，蒋家重修族谱，再次发生麻烦：毛、宋两人，如何排列？经国、纬国二子又如何上谱？几经权衡，最后采取了李代桃僵之策，把二子挂在宋美龄名下，作为宋氏所出，而毛福梅则是王采玉的“义女”，即成为蒋介石的“义妹”。对于这件事，蒋经国既肯默认，蒋纬国因为不是毛氏所生，自然更无话可说。
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婚姻，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综观毛氏一生，算不上“红颜”，只能说“薄命”。假如，当初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也许能太太平平过一辈子。可是命运却把她与蒋介石拴在一起。她对蒋介石可谓一片赤诚，从一而终。也许正鉴于此，蒋介石对毛福梅心头偶尔也会闪过一丝内疚与同情。毛福梅去世以后，蒋介石也曾亲往墓前悼念。
二、最不道德的结果：侧室姚冶诚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夕，蒋介石在上海滩活动期间，结识了姚冶诚，纳为妾。蒋介石对此并不讳言。
姚家祖籍安徽，兵乱中逃难迁移江苏，历有数代，族谱称谓是吴兴郡南熏堂。姚冶诚生于1887年，其父姚阿宝只有这么一个独养女儿，从小视若掌上明珠。姚冶诚小名阿巧，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但不幸的是，刚初谙世事，父母便双双故去，为叔叔姚小宝收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