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告诉我说，她是因为看了报上那几行小字的报道：
“西夏之谜的破译”什么什么的，而追踪到这里来会他的。她为此已经找了他二十几年。从一九七三年在云南缅甸边境的乔芭寨和他共度过一夜之后，这场穿越国境、雨林、高原和沙漠的寻找就开始了。她说她知道他也在找她，或者说，一直等着会合她。这话她是辗转从他的各种路上的朋友那里听说的。她说她好几次错失了和他相遇的机会，因为线索断了，不是擦肩而过，就是南辕北辙。这一回，她终于查找到正确的线索了，她一定要把它抓得牢牢的。
我闻见了烧炕的干骆驼粪袅起的满屋怪味儿。
我想她是在讲故事。因为在她告诉我她叫“廖冰虹”的时候，我就认准这个故事是她编造的。也许是因为这么个浅俗的名字，显得有点配不上她说的那么个浪漫的故事吧。她甚至说，这名字是她在一九六六年北京“破四旧”的时侯特意改的。“茅盾叫沈雁冰，因为有大雁的时侯不会有冰雪，所以叫——矛盾，加上了草字头的。”她说，“那时侯我就想，有冰雪的时侯也不会有彩虹的，冰上的彩虹有多美呀，比冰上的大雁还美。”我就断定，连这个改名字的故事都是她顺口胡编的。因为在那个时兴改名字的年头，要改的顶多只能是“兵红”或者“红兵”什么的，决不可能是“虹”还加上“冰”——都是些有“情调问题”的字眼。我就疑心“兵红”或“红兵”才是她的本名。问她改名以前的姓名，她不肯告诉我，这就更像假造的故事了。这些年走南闯北，我碰见过的疯疯颠颠、信口雌黄的中国女人太多了，尤其是中国大陆北方的女人。
我是在从西安出发，到敦煌“X日游”的迷途中，遇见这位“信口雌黄”的。那是在一个我至今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掉了队，迷了路，为着一个琐屑得难以启齿的理由——内急什么的，而落到了这个无名驿站上的。说“驿站”似乎很古雅，可大漠上确确凿凿就留下了不少据说是当年清将左宗棠盘设的传令驿站，现在大多变成小户人家经营的过路歇脚的处所。当地人大概叫马店或者客栈，反正不是现在习见的旅馆。黄沙边上，几株胡杨树，几堵土墙，再添几抹直直的炊烟，就成了村落。土墙外拴着马匹，门口的红柳疙瘩下卧着一溜骆驼。我在第二天天亮到屋后小解的时侯，还发现羊圈里圈着的是一群驼羊——脑袋像骆驼、身子像绵羊样的一堆毛滚滚的活物。当晚塬上正刮着沙暴，我是在一片落土砸灭了酥油灯的当儿，出去问掌柜找火，碰上这位自称叫冰虹的已不是姑娘却作姑娘家打扮的北方女人的。牛仔裤，高统靴，矿灰翻皮短夹克，一头修整过却显得没有修整的短发。彼此的北京口音，大概是她得以用最快的速度和我相识交谈，并向我编造出上面那么多故事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这种马店的住宿是不分男女铺位的。要不是我晚来一步，很可能我会是跟她同一个火炕上滚爬的“枕边人”，长夜漫漫，一定就会有更多或者编造或者真实、甚至不乏奇情浪漫的故事，可以从头细说了。
以我的经验，这样粗线条的北方女人应该是抽烟的。她不，喝茶。喝很酽的茶。用小炕桌上一把店家的三角黑铁茶壶，将粗黑的茶饼用手揉碎，沏出深褐色的浓茶。她一再劝我陪着她喝，我说，喝了我今晚就别想睡了。
我在天亮的时侯被马队、骆驼队吆牲口的声音闹醒，才知道已到了这种马店结帐，开始盘计第二天宿费的时侯。戴着回回白帽的马姓掌柜没有忙着来叫我，是他知道我是从美国回来探亲旅游的学生，可以付美元——他说他现在喜欢攒一点美元，如今，可是连这塞外黄沙，都以美元为尊了。况且，我需要等一个晚一点才会路过的别的什么旅游团，好加插进去追上我的“敦煌X日游”队伍。等我爬起来向马掌柜要过一口缸洗脸的热水——这里用水奇缺，都是零敲碎打的讨要——顺口向他打听那位叫“廖冰虹”的女客时，掌柜才告诉我：她已经走了，一大早跟着一队送皮货的骆驼队走了，说是急着去会一个她的什么人，也没给我留下什么话——自然，我也算不上值得她留话的什么人。
记得被驼铃马嘶闹醒的时侯，蒙胧中曾想到过两句古诗的意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想：只须改两三个字眼，便又可以成为千古的黄沙绝唱了，比方：“荒沙茅店月，驼迹板桥霜”之类之类。日后我一想起这犯酸的时辰就懊恼得紧，要不然，哪怕我早起片刻，和她说上几句道别话，至少可以留下一点她爱说的“线索”，不至于落到后来这种几乎要为她沦为“人质”的地步的。我在羊圈边小解的时侯看见了天顶挂着的残月。大西北沙原之上的天蓝得透顶，清冷，但是没有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