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发于突尼斯后迅速蔓延至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及紧随其后的“世纪大罢工”、“占领华尔街”，这些重大事件2011年持续不断地占领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版面，探寻这些动乱背后的原因，矛头最后都直指殃及世界的债务危机。
不仅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饱受债务危机的困扰，中国这个国债看似远在红线以下的国家，也因为地方债务平台而备受世人的关注。这个世界似乎很难找到一片不被债务侵袭的土地，债务阴影笼罩了整个世界。债务危机并非新问题，南美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迪拜危机都曾使多个国家或地区遭受重创。
看似强大的美国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债务危机似乎已经成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面临的最大课题。各国政府穷于应付，而似乎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根本找不到应对之策。债务，正成为这个世界的魔咒。
巅峰坠落，美国的惊人衰败
国债钟敲响美国的“丧钟”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穿过第六大道经由44街朝时代广场的方向行进约30米，1133大道的德斯特大楼外墙上有一个不断闪烁的数字LED屏，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债钟。“国债钟”由纽约房地产商人西摩尔·德斯特（Seymour Durst）于1989年赞助安装。
20世纪80年代伊始，西摩尔·德斯特就开始关注政府的公共债务。在送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贺卡中，他写道：“新年快乐，您负担着35000美元的国债。”在1989年悬挂国债钟以前，国债只是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报告中的一组数字，西摩尔·德斯特则将美国国债变成了一串“刺眼”的数字。
国债钟上面分分秒秒不断累积的国债在疯狂地向上跳动，并显示出每个美国家庭所要负担的数额。截至2011年11月16日，美国国家总负债额达15万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全年美国GDP的99%，这也意味着平均分配到每个家庭的债务超过12万美元。要及时了解美国债务变化情况，除了亲临美国曼哈顿，我们还可以通过美国“国债钟网站”（http：//www。usdebtclock。org）一睹究竟。看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刷新的数字，想必每一个美国人都会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1989年国债钟被安装时，美国国债总额为2.7万亿美元，但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美国国债总额大幅上涨。2000年9月7日，因技术原因，国债钟被停用并被盖上帆布，此时数字定格在“总额：5676989904887美元，每个家庭承担73733美元”。而在2002年7月，国债钟重新启用时，美国国债总额已上涨到6.1万亿美元。
2008年10月8日，美国国债继续上扬，一举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国债钟”只能显示13位数字，10万亿的打头数字“1”只能临时挤进左边显示美元符号“”的位置。
从1989年的2.7万亿美元，到20年多年后迅速飙升到15万亿美元的规模，增长达455%。美国国债出现巨大增幅主要是在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期间，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国债总额是10.62万亿美元，短短3年多时间美国国债竟飙升了4.38万亿美元。
奥巴马创造了新的历史，然而这并非奥巴马“一人之功”，这主要源于前总统小布什留下的“烂摊子”，发端于美国最后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以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成为美国的沉重拖累，美国政府因此走上了一条以大举借债度日的不归路。
2009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创下1.41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2010财年为1.29万亿美元，2011财年同样高达1.299万亿美元。奥巴马上台执政后的三个财年赤字总额达4万亿美元，这与美国在这三年内急增的4.38万亿美元国债高度吻合。
在“国债钟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巨额国债并不乐观，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到2015年11月18日，美国国债将增加到23.66万亿美元。到2023年，美国政府的全部收入将主要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及利息，根本不可能用于其他如国防、教育、卫生等正常的公共开支。换言之，到时，美国政府将被“债务大山”压倒。
如果美国不能发行美元，而亚洲国家也不再购买美国国债，那么美国从技术形态上讲实际已经破产。
美国政府为何竟背负了如此庞大的债务，想来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在“三权分立”的美国，这显然不是因国会的失职，美国通过“债务上限”的立法束缚了政府的手脚，避免了政府的为所欲为，也为美国经济装上了一道保险。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不满美国给协约国集团的大规模贷款，于是采取了所谓的“海狼”战术，利用潜艇攻击商船，美国最终被迫于当年的4月6日参战。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打的无非是金钱。战事瞬息万变，总不至于战争打到节骨眼上，政府无米下锅，还要让一班议员临时开个会把债务上限提高吧。一年一议或一事一议审批政府借款的方式被美国国会废止，改为国会制定债务上限而由财政部在上限范围内自行决定发债的规模的方式。这就是美国1917年通过的《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Second Liberty Bond Act，也称“国债上限法案”）。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实力大增，“世界警察”的角色也诱使美国放弃保守的财政政策。“国债上限法案”的通过也标志着立法权向行政权的重大让渡，美国政府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举借债。“国债上限法案”不仅没能为美国经济提供一道防火墙，反而成为美国政党争权夺利的工具。
一旦美国国债达到上限，美国政府至少是暂时性地失去了融资的可能。在新债务上限通过之前，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停止发行新债券、冻结对联邦退休基金和残疾人基金的投资、停发政府职员薪金、暂停社保开支等多种手段来阻止债务规模的扩大。1995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遇到了号称史上最有敌意的国会，当年两党围绕年度预算与国债上限问题，针对要不要将国债限额提高到5万亿美元发生激烈对抗，最终谈判破裂，结果美国上演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联邦政府两度关门的场景。
1995年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日中天，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对美国的国债偿还能力根本不需要担心。但在世界风雨飘摇的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之争则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一旦美国的国债上限“卡壳”，除了上述缩减开支的手段，美国政府甚至可能会选择延期支付债务利息。如果美国果真出现债务违约，哪怕是对一个很小的国家延缓1美元的利息支付，那都会引起美国金融市场的巨大震动，美元资产遭受空前的抛售，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利率会大幅走高。这时美联储只有开动印钞机，大规模地收购政府债券，而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见，美国债务上限早已牵动着全球经济最敏感的神经，一旦美国国债这张多米诺骨牌倒掉，便会迅速触发新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可能坠入万丈深渊。我们将看到可怕的一幕，美元大幅贬值，所有美国债券都将成为废纸，国际货币体系改写。
2011年年初，美国国债上限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引发了巨大的恐慌。美国14.29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额度将很快被用光，如果美国国会在8月2日未能就国债上限达成一致，迎接美国人民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民主、共和两党显然知道其中的厉害，都不可能承担阻止美国国债上限顺利提高的责任。据8月3日凌晨消息，翘首企盼的世界各国投资者、主管经济的官员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以74票赞成、2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提升联邦政府借贷上限的法案，将目前14.29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国会第75次提高联邦政府借债限额，而其中11次都发生在2001年之后。
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只是暂时缓解了美国的危机，但美国巨额的债务仍如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仅仅提高的2.4万亿美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按最近三年美国每年1万多亿美元的赤字规模，提高的2.4万亿美元恐怕只够两年消耗，到时美国还需要将债务上限提高。
更要命的显然不是不断提高的债务上限，而是美国的经济能否承受不断增长的债务。美国国会在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也提出了在未来10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宏伟目标。即便是按照美国国会的预算，美国国债负担预期还是会在未来10年内增加7万亿美元，从而总额达到22万美元。
日本的国债总额已经高达GDP的200%，美国才100%而已，美国国债最高曾达到GDP的120%，从百分比来看美国似乎还有一定的空间，但美国已经开始触摸到沉重的债务天花板。
日本的债权人主要是国内的银行、财团，外在的压力相对较小，而美国的债务则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及投资者来承担。在各国都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世界上又有谁可以成为他的债主，谁来当这个“冤大头”呢？
美国无节制地提高债务上限，除了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投下“定时炸弹”外，也将动摇美元乃至美国的国际地位。为防范债务隐患，美国政府急需出台一个长期的、可信的甚至更大胆的债务减持计划。
解决债务危机最终只有两条路，一是增税，二是缩减开支。按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立场来看，美国共和党倾向于缩减政府开支，减少民众福利，而民主党则倾向于向富人征税，增加福利，两党最终妥协的结果往往是向富人减税，同时增加穷人的福利，这样最终的结果无疑会让美国的债务危机雪上加霜。
2011年8月5日晚，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的AAA下调至AA+，并将其评级前景定为“负面”，美国长达94年的AAA评级终于未能摆脱降级的命运，这导致世界各地股市集体受到重挫。
美国国债俨然成为世界经济的幽灵，全球屏息观望着美国的风吹草动。退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战略大溃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大西洋前线和德国作战，在太平洋前线同日本作战，数百万美国士兵在分隔数千公里的两大战场对轴心国同时展开强大的攻势。在美国大量美元、战舰、枪炮的支持下，世界人民终于赢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一举奠定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尼迪政府提出“灵活反应”战略，设想“两个半战争”理论，即在欧洲和亚洲各打一场大规模战争，与此同时还要有能力在其他地区应付局部的紧急情况，以此遏制苏联的进攻态势。尼克松执政时期推行的“现实威慑”战略主张同时打“一个半战争”，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在其他地区应对别的一些国家的挑衅。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明确指出“美国必须有能力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性战争”。这也最终演变成为美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国家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2001年借口本·拉登与塔利班有瓜葛，数十万北约军队开进了阿富汗。2003年美国借口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抛下联合国及北约，拉了自己的“小兄弟”英国、澳大利亚及波兰就开始对巴格达等主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战争爆发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美军顺利进入巴格达市区。
阿富汗及伊拉克战场成为美国各种武器的实验场，美国控制中东石油及在中亚打下一个楔子的战略构想基本上得以实现，美国的霸权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美国的世界霸主梦似乎进展得并不顺利，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美国虽然最初均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最终都陷入了泥潭，将美国拖入灾难的深渊。
阿富汗曾是著名的“帝国坟场”，美国人这一次同样未能幸免，阿富汗也成为美国噩梦的开始。
1849年，英国完全征服印度半岛，在此之前，她已经打败了东方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大清王朝。挟着征服中国的余威，英军开进了阿富汗。进驻阿富汗，可以北击沙俄柔软的西伯利亚腹地，东进中国矿产、物产丰富的新疆，南通大西洋和印度明珠，西钳占有地理优势的伊朗高原，可以一马平川地杀向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半岛和未来的巴尔干火药桶。与此同时，阿富汗北方的俄国正值扩张最疯狂的时期。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因素，俄国究其一生都在寻找向南通往不冻大洋的出海口。一旦俄国的目的达到，英国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威胁，它的世界战略将受到严重的打击，但英国人终归是失算了，英国三度率大军侵入阿富汗，三次均告失败。其中英国最为惨烈的溃败发生在1841年11月，英军残部及随行人员和家属1.6万人在向贾拉拉巴德撤退途中，多次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最后只有一名身负重伤的军医跑回贾拉拉巴德报告了英军全军覆没的消息。1919年8月8日，英国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承认阿富汗独立。
冷战期间，苏联仍继承了俄国向南寻找出海口的世纪战略，同时也为了从陆地进入印度洋与美国争霸，在阿富汗阿明政府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于1979年圣诞节以10多万人的兵力，兵分两路对阿富汗进行武装入侵。苏联人在阿富汗战场上一度处于优势，苏联军事顾问已在阿军中渗透到营一级，基本上控制了阿军的行动，但在阿富汗人民的顽强抵抗下，苏联最终仍是灰溜溜地离开了阿富汗这个“帝国绞肉机”。入侵阿富汗失败及由此导致巨大的拖累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说阿富汗是一块“硬骨头”，没有多久就崩掉了美国的数颗“门牙”，那么伊拉克也不是一个“软柿子”。在伊拉克战争初期，张召忠将军曾在电视节目中估计伊拉克军队将采取“诱敌深入，保存实力”的策略阻止美军的前进速度，而实际上美军基本上是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巴格达，张将军的言论因此遭到无数的非议。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实施绞刑，美国人似乎完全胜利了。然而，美军却深陷在了伊拉克。张将军虽然没有猜中开始，但却猜中了结果。驻伊美军每天生活在汽车炸弹的恐惧之中，最终还是淹没在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动荡的局势中受损最大的是伊拉克经济命脉——石油开采。在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前，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为250万桶。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时隔五年之后的2008年2月，伊拉克石油日产量达到240万桶，基本与战前持平。
而随后伊拉克石油产量并没有大幅提升，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1年4月12日，伊拉克石油产量为每日268万桶，这显然糟蹋了伊拉克丰富的石油储备，也与美国政府最初雄心勃勃的石油增产计划大相径庭。
伊拉克石油产业受损严重，这阻碍了伊拉克的灾后重建步伐。美国并没有带给伊拉克人民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较萨达姆时代有较大的退步，国内教派冲突日益严重，这反而激化了伊拉克人民和美军的矛盾。这也意味着美军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获得收益，反而面临巨大的战争开支。
美国人为战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除了4427名美军士兵阵亡、3.4万多人受伤这一数字确实无争议外，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支出则成了一笔烂账。国防部长盖茨报出的战争费用开支大约是5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非党派研究机构统计后纠正，国家财政实际支付了7476亿美元，到今年年底还要支付554亿美元，这就远远把越南战争费用6630亿美元落在身后了。
在2010年9月的电视讲话中，奥巴马承认伊拉克战争消耗超过了1万亿美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把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财政预算和经济的消极影响考虑在内的话，美国打水漂的资金可能多达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最近几年的财政赤字并无太大的差距，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也许美国还不至于沦落到如今的田地。
从目前公开的各种资料来看，苏联并不是被美国的强大压垮的，苏联的失败主要源于对外强烈的扩张远远超过了自身的经济能力。在苏联解体后，美国迅速把边界推到极限，但美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最终成为美国衰败的重要诱因。
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失利，美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也开始发生改变。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美国国防部组织各军种和各大总部反复研究的成果，是美国军方用来分析战略目标和研究潜在威胁的国防政策指导性文件，意在评估美国今后面临的威胁，提出应对策略，该报告每4年发布一期。在2010年2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一期《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显示，美国摒弃了遵循25年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传统军事战略，要求美军积极应对眼下的现实威胁，包括从恐怖主义到网络战。
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为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从伊拉克撤军成为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的重要筹码。全面撤退显然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奥巴马的策略则是在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增兵阿富汗，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虽然美国加强了在阿富汗的部署，但漫长的补给线、巨大的伤亡仍是美国不能承受的，美国最终不得不承认在阿富汗的失败。奥巴马在2011年6月22日晚对全国的讲话中，宣布了他的阿富汗撤军“三步走”路线图，表示至2014年年底将有共约10万名美军士兵从阿富汗全部撤出，把安全控制权完全移交给阿富汗政府。
由于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泥潭”，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共有15万左右的驻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美国来全盘主导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甚至派出地面部队，将导致美军更加疲惫，同时还会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美国因此破天荒地缺席了最初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而让法国抢了先，美国最终沦为一个配角。在美国的战略地图上，利比亚不是美国战略的首选，美国有更重要的战略任务，不能让利比亚吸引了太多注意力，美国绝不允许自己再次被利比亚捆住了双手。美国眼睛紧盯着的是朝鲜与伊朗，特别是朝鲜。放弃利比亚与美国摒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相吻合。
美国强大的经济支撑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也成为美国霸权的基础。但当美国遭受债务危机的沉重打击时，被迫进行战略收缩，不断降低各项军事开支，减少美国航母编队数量。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美国国务卿因此提出了“软实力”，但这背后最根本的却是实力不济。
美国的基本国策就是保持世界头号霸主的地位，由于债务危机的拖累，这一目标最终很可能化为泡影。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11月17日郑重宣布，美国国内的财政缩减政策不会阻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扩张。他还称，美国“将继续在这里”维持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但没有钱，仅靠两张嘴皮子就能完成美国重返亚太的宏伟构想么？
美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将给今后的世界带来强大的冲击。债务正在毁掉一个大国，债务也可能将全世界拖入深渊。而被债务拖后腿的不仅仅是美国，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也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欧洲，正在悬崖边缘
欧洲债务现形记
2010年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几乎在一夜间席卷了中东及北非的阿拉伯世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大批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强人”黯然淡出人们的视野。
2011年1月14日，北非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辞去总统职务，随后流亡沙特，他也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下台的总统。本·阿里当然不是最后一个，紧随其后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在埃及持续30多年的穆巴拉克时代结束了。最终穆巴拉克身陷囹圄，成为本次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运动中首位站上被告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最悲催的则算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被北约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便被反对派抓捕并最终杀害。除了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也门、巴林、叙利亚的总统们也备受煎熬，反对派步步紧逼，人们都在等待着各种可能的结局。
与北非相比，比邻而居的欧洲各国国内的情况似乎要好得多。“伦敦骚乱”虽然蔓延到了英国各地，但在英国警察部门的强力压制下，事态逐步得到平息。国内虽然没有反对派激烈的反抗，但欧洲各国领导人并没有获得比“阿拉伯之春”中那些领导人更好的待遇，让欧洲各国领导人烦心劳神的仍然是庞大的债务。
2011年11月3～4日，法国南部“蓝色海岸”地区名城戛纳将迎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六次峰会。法国早在2010年年底就为此次G20峰会设置了三大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原材料市场价格监管和全球治理。
欧洲大陆正处于异乎寻常的黑暗时刻：欧洲政治陷入了混乱，经济衰退，欧元区前途堪忧，此次峰会的讨论重点也转移到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上，其他问题反而黯然失色，戛纳峰会被寄予了厚望。美国《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上甚至称欧债危机绑架G20峰会。最后峰会的进程并没有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所愿，世界的目光并没有完全聚焦在戛纳，反而是希腊的“公投风波”抢走了G20峰会不少风头，人们甚至认为希腊“劫持”了此次G20峰会。
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让美国遭到重创，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同样非常受伤，冰岛也因作为全球第一个破产的国家而迅速被人们所熟知。
人口只有32万人，人均GDP却是世界第四，冰岛这个北欧岛国于2007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然而一夜之间，这个人间天堂似的国家便坠入了地狱，冰岛人民不得不面对9倍于GDP的银行负债。
2010年年初冰岛总统格里姆松拒绝签署冰岛议会通过的向英国和荷兰储户赔偿39亿欧元（约合54亿美元）损失的议案，冰岛议会批准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超过93%的选民投了反对票。冰岛毕竟是一个小国，数十亿欧元的债务并不可能在整个国际社会掀起太大的波澜，最终也成为英国、荷兰和冰岛的家务事，但冰岛也揭开了欧洲巨额债务危机的盖子。
欧洲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四国是旅游者的天堂，那是一片由阳光、沙滩、海浪和文艺、神话、深邃历史组成的梦幻之地。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这四个国家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巨额的债务。由于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四个国家第一个字母组合起来正好是“PIGS”，葡萄牙、意大利、希腊与西班牙因此也被冠以“小猪四国”的称号，或者叫“欧猪四国”。而爱尔兰（Ireland）也与上述四国有类似的遭遇，债务缠身，“欧猪四国”也变身成为“欧猪国家”（PIIGS）。
在“欧猪国家”中，希腊第一个成为陷入国家破产困境的重灾区。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2009年10月初，希腊时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希腊政府2009年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远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
随后希腊债务危机持续恶化，2010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仍保持在10.5%的高位。希腊政府债务高达3286亿欧元，占GDP的142.8%。
次贷危机后，希腊一直是欧元区的重点监管和救助对象，希腊政府在2010年5月曾与国际贷款方达成减赤目标，承诺2011年的预算赤字从200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GDP的15.4%降低至7.4%，并在2015年将预算赤字水平降低至GDP的1.1%。
但糟糕的是，2011年前8个月，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从上年同期的148亿欧元增加到了181亿欧元。对于希腊而言，2011年的每分每秒都意味着“生死时速”，因为如果没能在12月中旬以前获得第一轮援助计划中的第六笔80亿欧元援助贷款，希腊政府将会在几周内“揭不开锅”，接下来便是债务违约和政府破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希腊债务共计约3400亿欧元，其中希腊银行体系持有约720亿欧元，欧洲央行持有约500亿欧元，除希腊银行外的欧洲银行体系持有约360亿欧元。在对希腊的救助中法国和德国一直充当着“先锋官”，希腊的命运和欧元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与冰岛债务是仅局限于几个邻居之间的“私人恩怨”不同，希腊的债务可是牵一发而动欧洲全身。希腊债务违约意味着这些债券的价格会大幅缩水，严重侵蚀希腊的银行资产。而希腊银行也将无法以这些债券为抵押物从欧洲央行获得贷款，因此还会陷入流动性的危机。
希腊国债还牵连着巨大的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市场，因此，希腊的债务危机不仅可能要了希腊的“小命”，还可能带来欧洲金融体系的持久动荡。
眼看着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接受法、德的援助成为希腊唯一的出路，但接受援助必然要付出代价，希腊政府必须接受法、德两国提出的苛刻的财政紧缩计划，但这也意味着希腊民众将与曾经的高福利说再见。
自2010年4月以来，希腊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游行示威潮。大批民众参与工会组织的全国性罢工，游行示威让国家陷入瘫痪，飞机停飞，轮船停运，商店关门，就连旅游胜地雅典卫城也停止对游客开放。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聚集在雅典街头，抗议政府采取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希腊民众的表现也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国民的表现天差地别，韩国的国民砸锅卖铁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救国家，而希腊民众则是无休止的抗议。
在戛纳G20峰会召开前，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搞出“公投风波”，立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萨科齐抱怨说，帕潘德里欧宣布要举行公投“让整个欧洲措手不及”。
帕潘德里欧此举自有他的“如意算盘”：民众不满意救助方案，自己接受方案就会背负骂名，索性将烫手山芋抛给民众公投，反对党则没有机会推翻自己，对外可向欧盟交代，对内可赢得民众的支持。“让我们允许人民作出最终决定，让他们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帕潘德里欧把将要举行的公投称为“爱国行为”。但是，这一举动实际上将进行痛苦经济抉择的责任推给了公众，帕潘德里欧将民意当做“挡箭牌”。
帕潘德里欧宣布公投后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8.9%的希腊民众反对欧盟救助方案。人们害怕有计划的债务减记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痛苦，对救助方案感觉很不安、恐惧或愤怒。
帕潘德里欧本来以为，即使采取了公投方式，希腊依然可以得到80亿欧元的救助。出乎他意料的是，欧盟对公投的反应如此激烈，还下了最后通牒，希腊公投等于退出欧元区，11月即将援助希腊的80亿欧元也会化为泡影。
帕潘德里欧显然失算了，事情显然没有按照他预设的路线图走下去。一天后，G20峰会开幕，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希腊是否还想成为欧元区的一分子？这是希腊人民现在必须答复的问题。”萨科齐也直言，希腊的公民投票如果否决救助计划和紧缩措施，希腊政府就连“一分钱”的援助也拿不到。
从10月31日宣布将欧元区救助希腊方案付诸公投，到11月4日宣布取消公投，几乎令整个世界窒息的“公投闹剧”终归宣告结束。帕潘德里欧在国际、国内饱受抨击和压力，总理宝座终于不保。
11月6日晚，帕潘德里欧与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领导人萨马拉斯就组建联合政府事宜达成一致，新政府将由一位新总理领导。9日晚，帕潘德里欧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正式宣布辞职。59岁的他成为继葡萄牙、爱尔兰和斯洛伐克后倒在欧债危机下的又一位国家领导人。
倒在欧债危机下的帕潘德里欧，其实有着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和政治履历。他来自政治世家，父亲是希腊教育家和前总理，更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和主席。祖父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曾分别于1944年、1963年和1964年三任希腊总理，在希腊政坛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帕潘德里欧被希腊媒体称为政坛“斗士”，因为他曾经两次竞选总理两次都铩羽而归。2009年，“屡败屡战”的帕潘德里欧第三次参加竞选，打出改革牌，承诺会让希腊经济复苏走上现代化进程。最终，他赢得选举，圆了自己的总理梦。
我们可以说帕潘德里欧因为缺乏政治担当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最本质的还是根本无法破解的债务危机让他没有成为希腊经济的“救火队长”。由于债务的利息成本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速，希腊已处于“庞氏骗局”中，即新债只能用来偿还旧债的不可持续状态。同时，第二轮贷款所要求的削减赤字等苛刻条件很有可能会进一步遏制希腊的经济增长，让希腊在这场“庞氏骗局”中越陷越深。
埃及的穆巴拉克并不是“阿拉伯之春”最后一位下台的领导人，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同样不是被债务危机拉下马的欧洲领导人中的最后一位，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也步了帕潘德里欧的后尘。
在欧元区中，如果说希腊的债务状况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是欧元区必须奋力跨过的“大坎”，那么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则是隐藏在海水中的另一座巨大冰山，随时可能让欧盟这艘大船触礁倾覆。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八大经济体，意大利当前的外债规模高达1.9万亿欧元，超过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这几个国家外债的总和。意大利也是欧元区负债比例第二高的经济体，2010年年底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19%，仅次于希腊。
国际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在2011年8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意大利的利息支出将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10%，其中大部分债务将在未来五年内到期，相比之下，债务缠身的西班牙的利息支出也不过占到本国财政收入的6%。
相比之下，希腊、葡萄牙都只是“小打小闹”，而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真正的大麻烦。债务危机的大火也终于烧到了意大理总理贝卢斯科尼身上。
在法国戛纳的G20峰会上，当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英国首相卡梅伦等人，在G20峰会上商讨应如何帮助意大利找到走出财政困境的措施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却打起了瞌睡，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与会官员不得不两次轻推这名75岁的意大利政府领导人，把他叫醒。贝卢斯科尼甚至在峰会上大放厥词，声称他是唯一能带领意大利摆脱这场经济危机的人，并强硬拒绝了各方呼吁他辞职的要求。
事情并没有朝着贝卢斯科尼想象的方向发展，戛纳G20峰会也成为他在国际舞台上最后一次表演。11月9日，在戛纳G20峰会结束后仅四天，意大利严峻的债务市场就给了贝卢斯科尼、意大利及欧洲一个下马威。在这一天，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如脱缰野马般快速上扬，虽然欧洲央行出面干预，但指标性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报7.25%，再次创下欧元诞生以来的新高。
7%的国债收益率一直被视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如此高的借贷成本被认为是不可承受的，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均是在国债收益率突破7%以后被迫申请国际援助的。受此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在11月9日均大幅下挫。其中，意大利富时MIB指数跌幅达到3.78%，法国巴黎CAC40指数下跌2.17%，英国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下跌1.92%，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跌2.21%。美国三大股指、亚太股市也全线下跌。
意大利会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因其庞大的体量很难被哪个国家或组织施以援手，如果任其发展，可怕的后果很可能接踵而至，欧元被拖垮，全球经济也会严重受伤。意大利债券市场残酷的现实及此后几名党内成员的倒戈终于让贝卢斯科尼气数殆尽。11月12日贝卢斯科尼向总统纳波利塔诺递交辞呈，正式辞职。贝卢斯科尼辞职当晚，人们涌上罗马街头，高呼口号，怀着希望和不安迎接一个即将开始的政治经济新时代。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足球豪门AC米兰足球俱乐部的实际领导人和名誉主席，执掌意大利庞大的媒体王国，贝卢斯科尼三度担任意大利总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一身横跨商界、政界、体育界和娱乐界，俨然现代版的古佛罗伦萨王。贝卢斯科尼自2008年5月上任以来，一度被各种丑闻、花边新闻包围，但凭借雄厚的财力和政治资源，涉险挺过了50余次信任投票。让世界舆论惊叹的是名誉扫地的贝卢斯科尼并没有在司法压力以及意大利民众的示威声浪中下台，而是在金融市场的压力之下才灰溜溜退出的，法国媒体一致叹息说，金融市场的威慑力远远超过民主的制衡力。
意大利当地时间11月16日下午，意大利新总理马里奥·蒙蒂及新内阁成员正式宣誓就职。蒙蒂被视为学院派经济学家，在理论上颇有建树，有“超级马里奥”之誉。临危受命的蒙蒂组建了一届“技术型政府”，所有部长均由学者、专家担当。蒙蒂将带领意大利走出泥潭还是不可避免地重蹈贝卢斯科尼的覆辙，人们可能期望前者发生，但也对后者见怪不怪。
在欧盟成员国内，日子难过的不仅仅是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的支柱和中坚法国的日子也同样艰难。
2009年法国财政赤字为1448亿欧元，占GDP的7.5%，创历史新高，2010年法国财政赤字1365亿欧元，较2009年略有下降，但仍占GDP的7.1%；2009年年底，法国公共债务达1.489万亿欧元，占GDP的77.6%。2010年法国公共债务上涨到1.591亿欧元，占比达到82.3%。这远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标准。
2011年11月法国采取了自1945年以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已经通过的退休制度改革将提前一年实行。各种社会福利将不再按往年根据通胀率加经济增长率上调，而只是按照经济增长预测上调1%。法国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如果有什么不测，那么它拖垮的将不仅仅是欧洲，恐怕是整个西方。
欧元分崩离析
面对严重的欧洲债务危机，各国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显然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任由希腊等国的债务发展，这些国家已经破产了数次。在这些高负债国家背后站着一个“活雷锋”——欧盟，每当这些国家出现困难时，欧盟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在戛纳G20峰会召开前，欧盟峰会在10月27日凌晨出台了一揽子欧元区救助方案，其中包括了人们此前讨论的希腊债务减记、银行资本重组和加强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这三个核心议题，这个救助方案最大的看点则是希望的债务减记方案：希腊的外债持有方如果是政府机构，那就恭喜了，希腊政府只要有能力一定按发债初的约定还本付息，如果是银行及个人投资者，那就对不住了，打个对折，希腊政府只还一半。
希腊救助方案的出台充满了曲折，任何妥协都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什么让法国总统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做如此之大的牺牲呢？
法国的妥协显然不止于此。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德国曾在2011年6月要求法、德都尽快将各自的财政预算赤字压缩至GDP的3%以下，这样才能使欧元重趋稳定。法国则担心紧缩的财政政策可能阻碍欧洲经济的复苏。此时，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民意测验得分已经不到36%，他还面临着2012年5月竞选连任的考验，在这个时候采取紧缩政策，无异于政治自杀行为，反观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担心。最终法国仍然只有选择妥协，从而开始了1945年以来最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萨科齐已经顾不得自己的政治前途了。
在这场欧债危机中，接受妥协的并不只是萨科齐，自然也包括希腊当时的总理帕潘德里欧。在萨科齐和默克尔的威胁下被迫取消公投，以自己辞职为条件换取欧洲救助方案的通过。
显而易见，萨科齐和帕潘德里欧的妥协都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保护脆弱的欧元。如果法国和德国不能在众多经济政策上达成一致，欧元可能瞬间崩溃，如果希腊就援助方案进行公投，希腊可能迅速被欧元区除名，希腊的退出将给欧元区带来沉重的打击，这个责任显然帕潘德里欧是承担不起的。
欧元已经成为欧盟最后一根支柱，如果欧元崩溃，欧盟大厦很可能一夜倾覆。
欧洲国家众多，市场被国家边界分割，数量繁多的货币及各国的海关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统一货币和市场一直是欧洲人的梦想，也一直是欧洲人努力奋斗的方向。
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随后缔结关税同盟，成立共同市场。1992年年底，在成员国内部基本实现了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欧洲统一大市场变成了现实。统一市场自然需要统一的货币。
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在1961年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也为欧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92年为建立欧洲经济货币同盟（EMU）而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欧洲联盟条约》，为欧元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
自1999年1月1日零时起，欧元在诸如旅行支票、电子支付、银行业等领域引入无形货币；2002年1月1日，新的欧元纸币和欧元硬币启用，欧元成为12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欧元正式走进欧洲普通人的生活。
欧洲一体化带给了欧洲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1990年，欧盟15国资本流动自由化后，1991年出口总额迅速增长，高达170%，进口总额增长高达167%。2002欧元正式流通后，欧元区进出口出现了24.9%和13.6%的增长。①
欧元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改革最为重大的成果。欧元区共有17个成员国和超过3.8亿人，欧元不仅仅使欧洲单一市场得以完善，欧元区国家间自由贸易更加方便，而且更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有形的墙虽然倒掉了，无形的墙一时半会儿却很难被打破，西欧和东欧同时陷入了混乱和焦虑。消除这种混乱和焦虑的除了西欧对东欧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用欧元铺筑起来的欧洲一体化道路，众多的矛盾最后大都因为广阔的统一市场而得到化解，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
在债务危机中，欧洲各国如果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将增大最终战胜危机的可能性，谁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欧元被毁掉。
在欧债危机中，德国自始至终充当了“冤大头”的角色，由于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德国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大部分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的救助责任，德国不断出血也引发了国内激烈的反对。
德国人有理由愤怒：挥霍的希腊人没完没了地予取予求，但希腊犯错，凭什么让德国买单？抛弃欧元，重拾德国马克的言论在国内颇具号召力。德国放弃欧元的好处显而易见：不用再为希腊和其他欧元区边缘国家买单。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建议德国退出欧元区以拯救欧元。
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想法是，德国可以“劝退”奥地利、芬兰和瑞典这三个经济和财政状况更好的欧元区国家，从而组成一个新的货币联盟。
然而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说，她的判断却不可能仅凭一时之快，需要权衡各种利弊。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对欧元有更强的依赖，与出血援助陷入困境的国家相比，退出的成本可能更高。
首先，如果德国退出，欧元即便不土崩瓦解，也必然大幅贬值，这必将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且一旦德国退出，欧元资产贬值，持有大量境外欧元资产的德国银行业将遭受巨额损失，或许会引发国内银行业危机。
其次，如果德国重拾马克，本币必然快速升值，这将严重打击其出口。由于欧元汇率相当于各成员国的平均汇率水平，因此对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来说，欧元汇率其实远低于德国应有的汇率水平。德国加入欧元区后一直坐享“汇率低估”优惠，这也是它10年来出口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最后，德国退出欧元区将自毁欧盟内贸市场，损人而不利己。德国经济极度依赖欧盟内贸，2010年德国出口额超过一半是在欧盟内部实现的。因此，一旦德国对欧元区撒手不管，导致其他欧元区国家被债务危机拖垮，将意味着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崩溃，这无疑将重创德国经济。
根据瑞银集团的估算，综合来看，德国退出欧元区的成本，第一年将达其GDP的20%～25%，此后每年为10%。按照去年德国GDP规模估算，相当于德国退出成本在第一年为7000亿～8750亿美元，此后每年约3500亿美元。而欧元区目前负责援助危机国家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规模也仅仅6000亿美元左右，对于退出和援救的代价德国政府自然会拈得非常清楚。
德国政府对负债国家提出紧缩的财政政策能否起到实际的效果呢？仅凭借德国的一腔热情能让欧元屹立不倒吗？
当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帕潘德里欧发出最后通牒时，德国其实心里清楚，希腊已经不再是重点，希腊经济继续坏下去着实有些难度，而且其在欧盟内部经济总量所占比例也很小。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就算破罐子破摔了，老欧洲们根本用不着砸锅卖铁，咬咬牙差不多就能应付过去。欧元区最大的问题已经转向了意大利，对意大利已经不是救不救的问题，而是谁来救的问题了，单靠欧洲自身的力量只能是杯水车薪。
当我们审视欧洲的债务时，不难发现根子还在于欧元本身的缺陷——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状况不同，经济结构不同，这么多国家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出问题是一种必然。
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对成员国财政政策作了原则性规定，即赤字率不能超过3%，债务率不能超过60%。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简称“稳约”）在“马约”基础上确定了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规则、过度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以及建立预警机制监督各国财政运行状况，保证各成员国在中期内（1997～2004年）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
一直以来，“稳约”被认为是欧盟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欧元稳定的基石。而实际上欧洲除了德国之外，其他国家基本上达不到这个水平。好比曹操八十万大军在对刘备、孙权联盟时所采取的连环计，当风平浪静时，欧洲各国结成的连环体气势威猛，可以充分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但一旦遇到巨大的风浪，其中一些小船就成了最薄弱的环节，拖了整个队伍的后腿。
在10月26日的欧盟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了重话，“没人能确保欧洲在以后半个世纪内继续和平与繁荣”，“如果欧元失败，欧洲也会失败，这绝不能发生”，最坏的情况不只是各国玩完，欧元被冲散了，欧洲将重新沦落为一盘散沙，届时欧洲和平也不能保证，在德国巨大的施压下，包括援助希腊在内的协议最终达成。
可见，欧元正常运作主要靠大家对分裂的欧洲的恐惧，如果对现实本身的恐惧大于对前途的担忧，欧元将寿终正寝，一个四分五裂的欧盟正在成为欧债危机的副产品。
日本是个无底洞
“3·11”地震重创日本
2012年1月25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出现了2.49万亿日元（约合3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在2010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还曾高达6.6万亿日元（约合848亿美元），前后两组数据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日本遇到31年来首次年度贸易逆差。日本上次年度贸易逆差出现在1980年，当时日本刚从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摆脱出来，那一年的逆差额为2.6万亿日元。
日本地狭人稠，资源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便制定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全世界为日本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地，将日本所生产的各种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地。贸易立国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当贸易逆差再次降临到日本头上时，日本的神话似乎已经开始动摇。对日本“贸易立国”形成致命冲击的无疑是“3·11”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1日14时46分，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了特大地震。让人奇怪的是这次地震摇摆不定的震级评定，日本气象厅最初定级为7.9级，随后立即更正为8.4级、8.8级、8.9级，又回调到8.8级。2011年3月13日，日本气象厅将西太平洋大地震震级最终修正为里氏9.0级。日本地震所释放的巨大能量相当于1万多颗原子弹的威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监测到，日本这一震，让地球自转快了“1.6微秒”。日本的9.0级大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对于四川汶川8.0级地震释放能量的30倍左右。
俗话说，祸不单行，特大地震对日本民众来说仅是灾难的开始。“3·11”日本大地震引发了巨大的海啸，其规模已超过此前被认为是日本国内最大海啸的明治三陆海啸的规模，创日本有观测史以来海啸之最。日本海上自卫队价值近2亿美元左右的F2战机损失了28架。
如果说地震仅是天灾，其后发生在东京及F2身上的故事可能更多算是人祸了，而最大的人祸莫过于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日本迎来了地震之后更大规模的打击。在将近10米的巨浪袭击下，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大部分停摆，在密闭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内铀棒的剩余反应产生极高温度，当达到临界状态时，原先的冷却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悲剧便这样产生了。
在这样的危险情况下，东京电力公司仍抱着幻想，希望保住电站以便继续营利，渴望有奇迹发生，决策时犹豫不决，一拖再拖，试图注入海水使温度降下来而错过了封堆的最佳时机，造成空前的灾难。反应堆高温融穿底部岩层，放射性物质和水正在向地下水系渗透，日本不仅使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使其他国家笼罩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中。最终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提至最高级7级，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同。
日本“3·11”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不少企业一度停产。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日本现有54座核电机组中的大部分已经停运，并进入定期检查状态，日本为了弥补电力缺口，不得不重启火力发电设施，使得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大幅度增加。日元急剧升值、泰国洪水以及欧债危机久拖不决等不利因素，使得日本2011年下半年的出口形势雪上加霜。
日本首相菅直人称日本“3·11”大地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个评价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东北部地区并不是日本最主要的工业区。但尽管如此，该地区也集中了汽车、核电、石化、半导体等重要产业的众多工厂，该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的8%左右。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及茨城县受到了地震及海啸的沉重打击，这里本来是汽车及电子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地，而汽车和电子则是日本经济的“火车头”。
据初步估算，“3·11”大地震和海啸灾难给日本造成了至少3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显然不是地震、海啸、核辐射的三重灾难那么简单，更重大的危机可能会随着热点的转移而被人们忽视——那就是灾后重建。
日本虽然不是乌克兰，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向国际社会伸手，日本好歹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几十年，家大业大，应付这次灾难看起来并不会是件太困难的事。但现实的情况：这次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对日本这个债务缠身的国家来说，则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政府而言，开源和节流是渡过危机的最佳选择。对于民选政府来说，增税往往是各政党不敢轻易打出的牌。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增税已经不需要再羞答答的了。震后日本政府考虑将营业税上调3个百分点，至8%，新的税率将在2012年4月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实施。此次调税也将是日本政府自1997年以来首次上调营业税。上调营业税在地震灾难发生以前在日本社会中就曾引起过激烈的讨论，日本政府希望用加税的办法摆脱巨额债务，避免日本政府关门大吉，此次大地震加速了这一进程。
地震使得日本的“造血功能”大受影响，出口也饱受打击，日本经济面临严重的失血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再对企业或消费者增税，除了对选举不利，加税可能对经济恢复产生更大的阻力。因此，税收武器在日本其实也难以有太大的施展空间。再者，增加营业税的措施在2012财年才正式实施，远水解不了近渴。
于是，节流便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考量，但从牙缝儿里省点钱也不容易。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在教育等方面小打小闹并不可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教育、社保、医疗、国防、公务员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少了一样，都可能使国家陷入瘫痪，过分的削减可能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在美债上日本有什么腾挪的空间么？日本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债主，手里捏有近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的位置上与中国轮流坐庄。然而可悲的是，日本政府在卖美国国债面前似乎并没有发言权。
在日本“3·11”地震发生的第四天，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就表示，日本并不需要通过减持其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债券来支付大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损失。日本不仅有能力来处理人道主义的挑战，也能够面对未来灾后重建的挑战。2011年4月19日，在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前景展望至“负面”之后，日本财政大臣野田佳彦仍紧抓机会为自己打圆场：“即使美国国债遭遇降级风险，我们仍将继续视美国债券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日本人在买卖美国国债上很难自己做主，自然也谈不上通过卖美国国债为日本政府抗震救灾倒腾出大笔钱来。
开源和节流都不能给日本政府开拓出一条康庄大道来，发行国债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使日本人很难在国债问题上有太大的作为。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底，日本国家债务达954.418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日本财务省测算，日本包括国债、借款等在内的政府公共债务总额短期内将突破1000万亿日元，其GDP占比也将超过200%。
日本政府已经背负了10多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债务总额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负债率更是世界大国中绝无仅有的，或许只比非洲的津巴布韦稍好一点点。200%的负债率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异常残酷的事。如果以5%的利息计算，2倍GDP的债务仅一年的利息就将高达GDP的10%，日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就在30%左右，这意味着近1/3左右的财政收入都拿去还息了，还能做什么事呢？
日本政府似乎是世界上不断创造奇迹的一个政府，在如此巨额的债务面前还能维持运转，但借新账还旧账的模式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日本政府不可能坐以待毙，在增税、发国债远远不能解决燃眉之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只有开动印钞机。
日本央行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于2011年3月14日紧急向市场注资18万亿日元，截至3月22日，日本央行紧急注资规模累计达40万亿日元。日本《朝日新闻》4月10日报道称，日本央行地震后一个月里推出各类货币宽松计划（包括计划但未实施的）已累计达120万亿日元。这一规模若以8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计算，为1.5万亿美元，是美国二次量化宽松计划（QE2）的2.5倍。
为了应对危机，日本政府似乎早有印钱的计划，碍于其他国家的指责和干涉，在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开闸放水的情况下仍有些遮遮掩掩。而这次地震给日本政府提供了最佳时机，该放手一搏了。乱印钞票的后果和代价大家都容易理解，可以缓解短期问题，但它也为日本经济埋下了一个更大的隐患。
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1989年12月29日，日本日经平均股价指数（简称日经指数）达到了历史的高点38915点，整个日本岛都沉迷在空前的繁荣和疯狂之中，人们甚至坚信股价只涨不落、地价只升不降的大和神话永不破灭。然而，日经指数在其后数十年里一路狂跌，在其后20多年里，日经指数曾三次上摸2万点，但每次均以下跌收场。2008年10月28日，日经指数最低下探至6994点。日本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经济体开始陷入泡沫经济危机的泥淖，难以自拔，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日本“失去的十年”。
在“失去的十年”以前，日本在国际社会上何其风光？1980年，日本的GDP总量接近美国的一半。在《日本可以说不》中，索尼总裁断言，日本模式将为全世界效法。然而，“失去的十年”之后，国力的衰退使日本由天堂跌入了地狱。日本经济在10多年时间里基本上徘徊不前，日本在1993年GDP已经达到4.3万亿美元，而15年后的2008年只有区区4.8万亿美元。同期，美国GDP从6万亿美元飙升到了13万亿美元。
“失去的十年”让日本人真实地感受到了“冰火两重天”。1993年的时候，日本人用了22年的时间，终于使人均GDP从世界第18位跃到了世界第1位；又经过14年时间，日本的人均GDP从第1位又回到了第18位。
日本经济基本上不再可能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十年代的黄金发展期，金融、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在2%左右徘徊。当日本人满怀信心地希望在新千年实现日本经济重振时，美国IT泡沫的破灭又将日本拖入衰退，2000年和2001年日本经济增长基本为零。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日本经济深受拖累。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里，日本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日本经济经历了第二个“失去的十年”；而“3·11”日本大地震似乎又将是一个导火索，它是否将拉开日本第三个“失去的十年”的序幕呢？
经济的复苏需要大量的投资，特别是国内投资。在地震、海啸及核辐射的多重打击下，日本出现了投资大转移的热潮。东京这次虽然涉险过关，但是处在地震活跃带，建筑高耸、密集，是巨大的隐忧。最重要的是，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在日本生活的不安稳性，固定资产投资就会谨慎。这样生产活动就无法开展，大家都这样想，就会成为大趋势，这对日本经济影响将非常大。
2011年11月1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10月，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25亿美元，同比下降18.1%；欧盟27国对华投资为55亿美元，同比增长1%，反映出欧、美企业的投资势头放缓。然而，1～10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约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5.8%。其中来自日本的投资增长65.5%。原因是多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商进军中国，以及日企统筹在华业务的运营公司相继诞生。随着越来越多的日企在华成立研发中心，对华投资再掀热潮。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1年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总额达5万亿日元（约合6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日本产业移师海外，无疑会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日本地震还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曾经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勤劳、团结、坚韧”的大和民族似乎不见了。这次日本以东太平洋地震，震中在距离日本100公里以上的太平洋海底，而日本首都东京离震中350公里左右。相比较而言，汶川大地震为8.0级，成都离震中仅74公里。但震后的成都秩序井然，各商场货品供应充足，而偌大一个东京都，各大超市居然被抢购一空，灾区灾民一天只能领到一瓶水，一个饭团，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日本人的麻木与成都人的积极自救形成鲜明的对比。
汶川大地震后，解放军武警部队最快于震后两分钟到达灾区，而日本自卫队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才陆续到达现场。东京地面交通在24小时后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公共交通和铁路基本瘫痪，机场滞留人员需要继续等待；东京市区在24小时后仍然大规模停电，手机仍然无法接通，主要依靠短信、网络电话联系，通信处于半瘫痪状态。而成都却很快恢复了社会经济秩序。
日本在这次灾难中表面上秩序井然，然而骨子里却渗透着冷漠，在大灾难面前无动于衷。这背后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日本“失去的十年”在民众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使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大打折扣。
日本国民基本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早已淡化了战前“鬼子”般的蛮力和粗野，特别是年轻一代“玻璃脆”类型特别多。这也影响到日本自卫队的素质。自卫队从体制上看类似于公务员，在此次救灾抢险中，尽管社会和国民面临重大危机和灾难，他们还是和行政运作一样，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地行动，哪怕是在搜救现场也仿佛漫步一般，全然没有为民牺牲、迅猛趋前的血性和刚强。
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进程在推动日本战后复苏的同时，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走马灯似的选举政治笼罩了日本的政治生活，催生出一批又一批选举专家。他们对治理社会和处理重大社会、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安全危机，大多既非行家，亦乏经验可资。
2000年以后，日本首相不断更替，至2011年产生了7位首相。除了小泉纯一郎任期长达5年5个月外，其余6人均十分“短命”，日本首相频繁换人，走马灯一般。有人做过统计，自1885年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首相以来，100多年里就换了近百任首相，即平均1.35年换一任。频繁换首相只能增加日本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对拉动经济起不到任何作用。
201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论坛上，各国重量级嘉宾自然是轮番上场。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讲话的时候，可容纳约1000人的大厅大概有60%的上座率；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讲话的时候，大概有80%的上座率；而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开讲的时候，大厅座无虚席，过道也站满了人。接下来是日本首相菅直人，这时大厅中很多人都站了起来，是日本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人们要起身给菅直人鼓掌欢迎么？其实是大家要起身离开，最后会场里只剩下20%的人还有耐心听菅直人讲话。
日本在政府上是个矮子，在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场合自然是经济主导的，按理日本在这种场合是可以挺直腰板的，但结果却非常明显。一切的政治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曾经无限风光的日本经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再没有“日本可以说不”时的勇气，日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初，在工业化大国中只有日本的预算出现盈余，但日本因为“失去的十年”而早早地陷入泥潭。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发动机熄火，未来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没有例外
当欧洲各国、美国、日本都深陷巨额债务的泥潭时，中国则是“任它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中国多年来一直奉行极其保守的财政政策，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最后虽然突破了底线，但和美国、日本等国负债动辄达到或超过GDP的水平比较起来，仍是小巫见大巫。2011年中国国债余额约7.77万亿元人民币，仅是中国当年GDP总额47.15万亿元人民币的零头。
在次贷危机沉重袭击世界的情况下，中国俨然成了世界的救世主。2011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中国似乎已经有了笑傲全球的资本。自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用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拯救世界的声音便不绝于耳。2011年的欧洲自救方案中就曾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助。
在债务危机面前，中国真的就高枕无忧了吗？债务危机似乎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而未曾远离中国，中国仍然受到债务病毒的侵扰。中央政府的债务并未突破红线，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问题在2010年终于爆发出来，这似乎成为隐藏在海面下的巨大冰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11年6月27日公布的201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0.72万亿元人民币。而从借款来源看，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占了大头，接近80%。
地方负债的规模到底几何，除了审计署的数据，还有众多的猜测。《华尔街日报》2010年5月4日的文章报道，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翰认为，中国地方机构自2004年至2009年借款总额达11.4万亿元人民币。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的估算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又发现了3.5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债务。
对于地方债务的危害，世界各大研究机构都提出了警告。在华尔街看来，地方政府对投资驱动的经济很上瘾，先定增长目标，然后依据这个目标去上项目，都能完成增长任务，这其中必然存在大量浪费，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从2011年年初开始，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国际资本顺势展开了对“中国概念”股的疯狂掠杀。19家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停牌，4家企业退市。随后做空风暴从美国吹到中国香港，做空对象更是扩散到备受投资者青睐的中资银行股。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开始加入“做空中国”行列，更有机构大胆押注人民币贬值，陆续买入沽空人民币的期权合约。而地方债务为海外资本“做空中国”提供了新的弹药。当穆迪关于中国地方债务质疑的报告出炉后，当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股价全线下跌。
地方债务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它有较多的中国特色。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必须量入为出，不列赤字。但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各级地方政府想出了变通的手段，成立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公司，包括不同类型的城投、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它实际上是由政府划拨土地，给予股权、规费等资产，包装出一个从资产到现金流都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以实现融资目的，资金主要用于市政开发、公共事业等项目。对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而言，虽然美其名曰公司，但其实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过是一个变相的政府组成部门。
我国虽然颁布了《破产法》，但该法并不适用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股份制银行，在现实情况中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银行不可能破产，这就让地方政府对债务的承担在心理上有所依靠，它们不必像美国那样，在地方政府财政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破产，靠变卖资产还债。从最近几十年来看，美国联邦政府自1975年以来就未援助过州和地方政府，一旦出了问题，就任其破产，2009年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危机曾导致州政府大量拍卖自有财产，就是一例，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2008年经济危机改变了地方平台的生态体系，中央政府出于保证经济增长的需要，推行了大规划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而中央并没有支出所有的资金，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某些地方政府财政本身就不够宽裕，除少数沿海地区外，地方政府的收入往往仅限于一些地方税。一旦债务出现问题，地方政府就会把负担甩给中央政府，最终受损的只能是中国的银行系统。
总体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并未超出其偿债能力，但个别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担较重，只能举新债还旧债。2011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十几家银行的贷款金额近千亿元。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负责云南省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运营、筹融资和相关产业的经营开发工作。“十一五”期间云南公路总里程已达20.67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超过其“十一五”原计划的一半。这一加速度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高潮，仅2010年的新增投资就达到800亿元。
但是，高速公路收费的情况不容乐观。当下中国的高速公路网长度已然可与美国媲美，但客运量则是另一幅图景：除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带周围，如蛛网密布的高速公路上，除了空旷还是空旷。在西南边陲省份云南，问题更为严重，这里被称为中国高速公路网的神经末梢。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车流量，何来高速公路的收费现金流，何来贷款还本付息的源头？
为拆除地方债务这个定时炸弹，各级银监会不再将经地方债务平台、银行、政府三方签字确认的现金流全覆盖类贷款列为平台贷款，而是作为一般公司类贷款按商业化原则运作。银监会对现金流为全覆盖且拟整改为公司类贷款的，继续落实抵押担保，推进确认工作，核实一家、退出一家。这等于先将篮子里的“好苹果”选出来单卖，对“坏苹果”再作处理。
最终，中国地方债务平台并没有如国际资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爆炸，中国经济也没有遭受灭顶之灾，被狙击的多数“中国概念”股股价大幅上升。但中国固有的财政危机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土地是地方政府最优质的资产，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性非常高，地价高涨时，地方政府勉强可以应付，如果地价大幅波动，地方债务平台的金融风险仍难以预料。
除了地方债务平台外，中国其他领域同样不是一片太平。民间借贷便是中国经济背后除地方债务平台之外的又一座巨大的火山，仍存在随时爆发的可能。
2012年1月18日，农历龙年尚未到来之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这个判决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吴英所犯罪刑是非发集资还是诈骗，是否应被免除死刑？
翻开吴英案的卷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高利贷的疯狂。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徐玉兰等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而在吴英事业起步阶段，她的每个项目都是亏损的，因为融资成本太高。民间借贷在中国很发达，为什么恰恰是吴英最后遭到了极刑？
问题其实也简单，根子在房地产。自1998年中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一路凯歌，到2008年左右，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黄金十年”。房价的飞速飙升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最终也使得高利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2007年次贷危机暴发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8年迎来了一次大的低谷，而吴英终于在这次低谷中率先倒下了。
曾有温州的企业主向媒体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元。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房地产这种游戏，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助高利贷。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也渐渐沾染上赌博的恶习，甚至靠高利贷筹集赌资。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倒诸多温州商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吴英绝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一个牺牲者。2009年中央政府迅速出台了众多扶持房地产的措施，使房价在短时间内从低谷又开始飙升，众多民间借贷躲过一劫。但房价不合理的上涨逼迫政府终于使出了杀手锏。短期内不能增加供给来达到市场的平衡，便从需求出发，限购令正式出台了。限购令以家庭为单位，规定户籍居民只能购买两套住房，而非户籍居民则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才可以购一套住房，从源头上遏制了炒作之风。这导致了中国房价在2011年年底开始出现下滑，终于，众多高利贷者尝到了苦头。
2011年国庆前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老板之一王福金自杀，另一老板郝小军外逃。王福金是东胜区本地人，自1979年起在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审员、副庭长、庭长、办公室主任，1998年调至东胜区人民法院担任院长，2004年又调至杭锦旗人民法院担任院长，2007年退休后下海从事房地产业，由此开始了大规模吸收存款的生涯。
房价下跌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高利贷者，更重要的是地方的财政。当中央政府出台严厉的限购措施时，地方政府如坐针毡，他们知道拯救房地产就等于救自己，纷纷试图突破“红线”，通过救房地产的方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2011年10月11日上午，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楼市调控新政，宣布从即日起放宽限购政策，对四类人群取消限购。这是全国首个公开宣布放宽限购的城市。仅过了12个小时，佛山放宽楼市限购的新政就被紧急叫停。佛山是继深圳、广州之后广东第三个出台限购令的城市，也是广东第一个出台限购令的地级市。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房地产市场稍有风吹草动，最受伤的就是地方政府。自限购后，佛山房地产交易量大幅下滑，和全国其他地方政府一样，政府财政紧张。2011年1～9月，佛山新房成交面积和金额分别为467万平方米和426亿元，同比下降14.3%和2.9%。国庆长假期间，佛山全市新房共网签458套，成交面积仅4.56万平方米，同比下跌约83%。2010年佛山全市土地出让收入为380亿元，而财政收入仅有306亿元。而2011年前三季度佛山土地出让收入为183亿元，仅为上年全年土地出让收入的48%。
2012年2月9日，安徽芜湖市政府发布楼市调控文件，在芜湖市区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将给予免缴契税的补贴，购房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还有额外的货币补贴等措施，打响了龙年救市第一枪。与佛山的遭遇一样，芜湖房地产新政很快被叫停。
房地产就像鸦片一样，让地方政府对其产生了巨大的依赖，这也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房地产已经深深地绑架了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而言，房地产已然成为一颗巨大的深水炸弹，如果缺乏必要的排爆手段，中国这艘巨轮将面临危险。
债务危机并非新事物，自从政府债券被发明以来，债务危机便像一个幽灵，成为众多政府的梦魇，南美债务危机也成为世界上最早大规模爆发的债务危机。
拉美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国内储蓄水平较低，本国资金比较匮乏，为了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扩大投资规模，加快资本积累，这些国家普遍选择了以举借外债的方式发展本国经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根廷虽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最终还是品尝了自己酿下的苦果。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宣布不能支付本息后，比索贬值，银行冻结，街头骚乱，总统辞职，阿根廷经济倒退数十年，许多阿根廷人一夜之间从小康变成赤贫。
阿联酋负债累累的迪拜酋长国在2009年11月25日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Dubai World），将把迪拜世界的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迪拜债务危机爆发。最后，阿联酋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决定出资100亿美元，帮助迪拜渡过债务危机。阿布扎比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如果它不救迪拜，整个阿联酋可能面临风险。
曾经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这道绞索，目前已经开始套在了发达国家的头上，债务成为整个人类的敌人，整个世界已经被债务绑架。迪拜暴发危机时，还有阿布扎比帮它兜底，而当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时，又有谁将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呢？债务危机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