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竺之国
1、牟子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山海经》已有说到天竺之国有慈爱之人名佛屠，也就是说大禹时已知有佛。《周书异记》把佛陀的降生时间上推至周昭王时期。
《后汉书》记载：佛在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天下之水骤涨，井泉外溢，大地震动，宫殿摇撼。是夜，五色仙气入贯太微，西方充盈紫气。昭王问太师苏由：“上天呈祥兆乎？”苏由答：“有大圣人生于西，乃现瑞相。”因为所以。周昭王再问：“天下将如之何？”苏由预言：“千年后圣音教化遍及东方土矣。”昭王即命勒石，碑记此事，埋于南郊天祠前。是时，佛陀正诞于王宫。
《列子仲尼篇》记述：太宰噽问孔子圣人者谁？孔子答：吾闻西方有圣者，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后人推测春秋末年，孔子已知西方有一大圣者名佛。
多部佛教典籍都有记载东汉明帝感梦求法故事，三国吴时岭南牟融著《理惑论》说：“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关于明帝遣使求法之类的事情，在东晋袁宏《后汉书孝明皇帝记》等正史中，也有相似的记载……
说是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刘庄夜梦神人，背负日光，脚踏白云飞来殿上，明帝欣然相迎。次日，明帝告文武百官以梦，博士傅毅解道：“臣闻说西方有得道圣人，高大魁梧，遍体金色，光芒四射，且轻举能飞，称号为佛。陛下所梦，就是佛了！”明帝于是萌发向西方求佛之心，诏令蔡惜、泰景等18人为钦差远涉千里去西域求取佛法。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汉光武帝子、明帝异母弟刘英，被封为楚王。二十八年（公元52年）赴楚国就任。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下诏说，天下凡死罪者，缴纳缣（生绢）便能赎罪。楚王英因任内行为不检，便派遣郎中令献黄缣白纨三十匹，向明帝谢罪。明帝为之感动，认为其心信佛，便下诏书，将赎罪的生绢赐给沙门和居士。下诏书告：“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当时，佛还须依附黄老之说，信仰浮图（佛）还不合法，尚未公开，只是上层社会间信奉。楚王英身边已有外国僧侣，及居士，且明帝也听说了，所以将生绢赐给他们。从明帝下达免罪诏书后，佛教就在中国合法化了。
再说18钦差历尽千难万险，在大月氏遇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永平十年(67年)，遂迎由白马驮佛像和经卷回洛阳。次年春，明帝在洛阳城东雍门外建寺院，故为白马寺。后迦叶摩腾以天眼观察到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且有阿育王所置舍利塔。两位高僧即拜谒五台山，见五台山形酷似释迦说法的灵鹫山，又奏请汉明帝建伽蓝，寺依山名，叫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洛阳白马寺与五台显通寺成为中国最早的两座寺庙，有“释源宗祖”之誉。
至于牟融其人为汉献帝末，后汉末延熹八年到吴国太元元年之间，天下大乱之时，生于岭南交州广信后人称牟子。《后汉志》记载“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交趾和苍梧是交州七郡之二，同在交州，牟子从苍梧到交趾避难，或是“灵帝崩后”，交趾郡比苍梧郡安泰。据《后汉志》记“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牟子回苍梧后，再为郡太守用，却未成行，想要一展抱负，却也做不到。
史学家罗香林认为印度佛教以及海外各国的文化，在东汉时代，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等地港口传入，而扼西江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佛教从印度远涉重洋刚传入时中国，国人并不多愿意接受。佛教与封建礼制的矛盾，与中国社会伦理不兼容为中国传统思想抗拒，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朝廷要求佛教徒见到帝王和父母都不能例外，一概要跪拜，若只是合掌致敬，尊卑不分，人人将无视国家礼法，国家就会大乱。
这提醒了研究佛教的牟子，要在中国传播佛教，就必须寻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支持，与儒家和道家的学说相调和。在后汉末延熹八年到吴国太元元年251年，牟子在广信(今封开县境)针对国人对初传入佛教的怀疑和非难，以宾主问答的形式撰写的《理惑论》（又称《牟子理惑论》）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佛教著作。
牟子早年就博览诸子百家群书，研究儒家经传和道家学说。在岭南广信期间，潜心钻研佛教。他是第一个把佛教梵文Buddha，此前梵僧皆译为“浮屠”翻译成“佛”的人，敲定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核心词。牟子说：佛是一种称号，人们称呼佛，就像称呼三皇五帝一样，这一解释说明了佛的神圣。佛是有名字的，三皇五帝也各有其名。因为他们伟大非凡，所以就有了尊称。牟子认为：佛是道德的创始者，也是众神的祖先。佛的含义就是“知者”。他还用道家的眼光刻画佛：佛可以在转眼之间变化，身体能分散聚合，或存在或消失。佛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身能现身。踏火不会被灼烧，在刀刃上行走不会受伤，陷进污秽之中不会被污染，碰到灾祸安然无恙。外出的时候是以飞代步，坐着的时候浑身放光……使人们看到了佛神通广大的道家神仙的影子。
《理惑论》汇通儒道释，在方法论上引儒道以说佛，这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的，主要倾向当然还是推崇佛教。牟子并没有把佛教和儒家和道家等量齐观。牟子说：“澹泊无为，莫尚于佛。”又说：“佛神力无方，尧舜周孔焉能舍而不学？”牟子结合了佛陀和老子的教理，牟子将佛比拟为老子，处处表现出结合佛老思想的倾向，牟子以佛教为本，并引用老子、孔子之言为佐证。成为将儒、道、佛三教结合起来，使佛教中国化。可以说牟子是岭南地区最早而又能系统地促使佛教教义中国化，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理惑论》不但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缩影，同时也是一段文化交流史的记录。《理惑论》在佛教理论上，汇通儒、道、佛三家学说，凭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阐述佛教教义，调和儒家、道家成为中国佛教的特点之一。
在《理惑论》中牟子称佛教为佛道，对“道”的理解与《老子》的看法一般无二，又说佛与老子志在无为，这就把佛教和道家融会在一起了。印度原始佛教中也有“道”的概念，但其含义是指方法，不是老子所说的那种道。佛教追求的是“涅槃”，指的是消除烦恼、超脱生死的境界，与老子讲的无为也不一样。《理惑论》中对道也即佛法的解释已经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理论。牟子在阐述佛教教义把佛教与儒家融合在一起，宣扬佛教做佛事时与“古之典礼无异”，极力调和儒佛两家在伦理观念上的分歧，强调佛教的善恶标准和儒家的道德规范一致。
牟子不仅用道家学说解释“道”，并指出在人类社会领域里，“道”和儒家人伦五常的道德规范是一致的。在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这种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中也就包含着“道”。经过牟子这样的解释，佛教学说不仅与道家相通，而且也与儒家暗合。佛法在理论上是奥妙无穷的，在应用上又是普遍有效的。
儒佛两家对人生和社会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人生观的差异，导致了伦理观念的分歧。儒家提倡造就现想化的人格，成为圣人贤者。为此儒家主张珍视人生，希望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好评。这就在伦理观念上发展出一套评价的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标准成为儒家的行为规范。
佛教则不同，它视人生为苦，世间为苦海，认为痛苦的根源来自自身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是寻求解脱，要解脱就必须斩断痛苦的根源，于是佛教强调透过清苦的修持、抛弃俗念和欲望，以求超脱尘世，进入湼槃境界。
儒佛两家在伦理观念上的冲突，使得儒林中人包括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各类人士，对沙门不娶妻、断发等行为提出各种非难。《理惑论》对这种情况作出了反映，但是他没有同儒家观点进行争论，而是通过引经据典，论证沙门的行为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并无矛盾，促使人们接受沙门。
例如，儒学思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沙门倡出家，弃妻不娶，被认为是大不孝。牟子认为：许由在树上筑巢栖身，伯夷和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中，但是孔子称他们是求仁得仁的贤者，并没有讥笑他们没有后代。沙门修行道德，生活回归质朴，不贪恋与妻子生活的欢娱，不追求人间的游乐，值得敬佩！
又有人说：黄帝重视服饰，箕子把容貌端庄置于“五事之先”，孔子认为穿衣符合礼仪，是“三德之首”德。可沙门却要落发、着袈裟、袒露右肩，不尚跪起之礼，违背了“五事”和“三德”。牟子说：《老子》认为“不追求形式上的德，才是真正有德；死守着形式上的德，就是没有德。”三皇时代，人们吃兽肉，披兽皮，质朴无华，受到后人的称赞。沙门的行为举止就是与此相同的。尧舜周孔圣人志在整治社会和国家，佛和老子则志在追求无为。不同的学说适用于不同的方面，信奉佛教并不意味着就要抛弃尧舜周孔的圣人之道。
在《理惑论》中，儒道释融汇贯通的思想非常明确并且贯彻始终。既与老子融通，也批评神仙道术，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预示着中国佛教的一个历史转变时期的到来。汉代佛教依附于道术的历史行将结束，魏晋佛教崇尚老庄的玄风渐起，《理惑论》以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这一风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成功，正是得益于能够伴随着社会变迁改革自己的理论。尽管牟子在书中用儒家及道家的学说和观点来解释佛教教义，和原印度佛教原教义或有不符之处，但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牟子的《理惑论》对于后汉末年的佛传，说明南海之畔广信(今封开)就是发端之处。后渐移三江总汇的广州，北上南北交通重镇韶关，然后扩散全国。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人物是牟子……
2、渡海移根
精通佛教史的梁启超先生所著《佛教之初输入》中说，“佛教之来并非陆路而由海”。还在另一著作《中国佛教研究史》中道：“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他的“佛教初传由海路”说，得到很多学者支持，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写道：佛教传入，“欲在南海一道中求之……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说，“不能忽视南海的路线……佛教也是经过这条线传到东海岸的”。
南开大学的吴廷缪、郑彭年两位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可能有三条途径，一是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但当时交通断绝，印度传道僧无法通过；二是滇缅路，但于楚王英信佛前，汉武帝时尚未开通。三即秦汉时，中外使者频繁往来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楚王英所信的那个佛，只能够来自海上，除此别无他途。
《汉书地理志》记述“海上丝绸之路”自广东雷州半岛出发，到印度支那半岛，再到马六甲海峡，再到马来半岛，到达印度南部等。且还记载了印度“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说明自汉武帝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印度间已经有外交活动，印度南部的黄支国遣使朝贡。这段资料曾被大学者季羡林在1955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初步研究》中引用。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梁书海南诸国传》中，都有类似的相关记载，这说明汉代时南中国海交通早已通达。
活跃于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有各国使者，贸易商贾以及僧人。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成佛后，向他奉献食物的首先是两个商人。佛陀播道之路，基本是商道。佛陀一生最重要的两个讲经说法的精舍，也是商人馈赠的，商人一直支持佛陀传教。只要有佛教的地方，就会有商人。弘法之道，也是商道。据史料记载，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始发港口和抵达港，早在汉代就开始了海上贸易。故东西海上的交通一开，佛教就即从这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了中国。据史料统计，自三国至唐500年间，由海道往来中印的僧人，有见诸文字记载的就有强梁娄至（三国）、迦摩罗（晋）、昙摩耶舍（晋）、求那罗跋陀（刘宋）、求那跋摩（刘来）、杯渡（刘宋）、智药（梁）、菩提达摩（梁）、真谛（梁）等33人，无名僧人则不计其数。外国僧人在南海沿海的活动，除了创寺传教之外，以译经为主。这也是这一时期岭南佛教对整个中国佛教的最大贡献。据统计，从公元三世纪初强梁娄至（真喜）来广州译《十二游经》起，讫于真谛，所译经典有数十部。
岭南最早的佛教寺院，即广州城内的三归、王仁二寺，就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东来的天竺僧迎摩罗创建的。外国僧人停留和行经的地方，如广州、韶州、罗浮等，均成为佛教弘化之地。六朝时期，岭南地区兴建的佛寺计37所，其中广州19所，始兴郡11所，罗浮山4所，而广州更成为岭南以至整个南朝的佛教重地。
唐代贾耽的《黄华四达记》是我国最早记载海外航运的史料，详尽地记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线。其中《广州通海夷道》里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屯门山为香港之屯门；九州石为海南文昌七州列岛；象石为万宁海面之大洲岛；占不劳山是越南之占婆岛。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由广州始发，出珠江口沿海南岛周边航行，驶往越南东岸。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四十二记载，海南万宁的大洲岭，又名独舟山，位置重要，“独舟山在万州东南海中，周六十里，又名榜山，海舟多泊于此，南番诸国入贡，视此山为表”。远航来华船只，抵南中国海，望独舟山，视为中国标志。
海南岛北依大陆，南环南海，旁邻南海诸国，居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中的要冲。而三亚（古崖州）的港口，位于海南岛最南端，是南中国海的门户。其一崖州榆林港，为印度洋必由之路。相传曾有番人覆舟与此，故名崖州番人塘，留下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史迹。其二大蛋港，客商泊船于此。其三毕潭港，占城贡船泊此。三港口均宜泊船、休整、避风、取水，是进出印度洋的必由之路。史料记载从江浙沿岸东渡日本的鉴真，因被台风从东海吹到了南海，避于海南岛三亚港口。日本僧人空海从日本西渡中国，也被台风吹到三亚。
从印度洋远道而来的弘法僧人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海南岛是此海上航线的必经之路，那就必然经由三亚这个南中国海门户。战国时期即有黎族贡品“黎锦”（吉贝），而“吉贝”是由印度传入海南岛，早期黎族家家“慕佛”，这最能说明问题。直到1992年三亚鸭仔塘，有袁金明、袁金华兄弟在农作时挖出一块藏经石，此足佐证佛教最先传入海南的史实。
3、西来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