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时重臣胡综之子胡冲撰《吴历》记载“黄武四年，扶南诸外国来献琉璃”云。赤乌六年（243年），扶南王范旃遣使进贡东吴。赤乌八年至十三年（245—250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扶南王范寻)国”。康泰和朱应在航海访问扶南期间，曾历游南海诸国。归国后，朱应写有《扶南异物志》，康泰写有《吴时外国传》等书，介绍南海诸国情况。前者今已全佚，后者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成为研究南洋各地古代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两晋、南北朝，很多中国僧侣经南海到印度访问。晋代僧人法显所著《佛游天竺记》记载其从长安出发，由陆路往天竺西行取经。归程循海路，经师子国（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苏门答腊）。由于当时航海技术还不发达，南海的航行，还须依靠蛮夷贾船转送回中国，所乘巨舶，可容二百余人。《梁书？诸夷传》记扶南王阇耶跋摩曾“遣商货至广州”。林邑、师子国、天竺诸国亦与南朝通商。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底著作《金草原》，记载六世纪时，中国商船从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阿拉伯古国希拉王国首都）。南海郡番禺（广州）是南朝与海南诸国的通商口岸。
由于尚未掌握季风规律，只能依赖天文导航，如法显《佛国记》云“唯望日月星辰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外海远航还不很安全可靠。只能沿海岸航行。在远海及越洋航行时，每“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故当时南海起航也只限于广、交二州，东南沿海尚未有对外贸易海港的开辟。海上丝路还处于发韧时期。
2、南海1号
中外学者对这段时期的南海交通均有著述，如丁谦《隋书地理志考证》、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许钰《赤土考》、藤田丰八《狼牙修国考》、高桑驹《吉赤土考》、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等，都认为赤土在马来半岛。但最近有陈碧笙著载于1980年4期《中国史研究》的《隋书赤土国究在何处》认为赤土在今苏门答腊巨港，姑从其说。
隋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苏门答腊）。从广州城启碇，循南海沿岸，经越南占婆岛焦石山、金兰湾华列拉岬（古称陵伽钵拔多洲）南下，至师子石（今新加坡）。再由林加岛狼牙、新及岛须国海外南行，过鸡笼岛（今色列斯他岛），至赤土巨港。《隋书》卷八二《赤土传》说“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隋使”可以想像其热烈的情景。书中还记载了隋代，经南海还与真腊（柬埔寨及越南南端）、婆利（婆罗洲）、丹丹（爪哇东马都拉岛）等国交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记载，咸亨二年（671年）唐代佛教大师义净从广州出发，浮南海赴天竺求经，往返均取海道。回国时，义净滞留南洋十年，周游三十余国。归后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南洋诸国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情况。
唐宰相贾耽在《海内华夷图》及《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广州起航的南海航线，沿南海海岸经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南行，经新加坡海峡（古称质）至室利佛逝国（苏门答腊东南）。再分两路，东南走诃陵国（爪哇）。《新唐书》卷43及《地理志》卷七所记西北线全程三个月，出质海峡至伽兰洲（尼古巴群岛）、师子国（斯里兰卡），绕过印度半岛南端没来国（印度奎隆），经西岸新头河口的提勃儿国（巴基斯坦卡拉奇）；西进波斯湾提罗卢和国（伊朗阿巴丹），再西至乌刺国（伊拉克法奥），换小船由幼发拉底河直上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西北陆行可达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伊拉克巴格达）。西北线直接沟通了唐朝和大食帝国，东西两大帝国之间的海上联系。
此外，设于广西沿海钦州的博易场也有管理与交阯贸易的职能，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财计门》“钦州博易场”条记“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国富商来博易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于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海南琼州辖下的琼山、澄迈、临乡、文昌、乐会5县，也有市舶之设，当地驻军以市舶税入为经费来源。
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宋灭南汉。六月，设置了第一个海外贸易的一级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由广州最高长官潘美兼任市舶使，并制订外贸管理规章。其实市舶司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是中国海关之始。宋代海外贸易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宋代各地名瓷汇聚广州出口，进口舶货仍以香料居首。北宋的输出品除传统的丝绸、漆器、五金等外，陶瓷逐渐升上首位，还有杂色帛以及各种矿产品；输入的多半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木等。范文澜《中国陶瓷史》第五册，海外贸易篇（1978年版）谈及此促进了广东各地陶瓷业的发展。广州西村窑、番禺南村沙边窑群，还有省内的潮州窑、连州窑、海康窑、佛山窑等，都是宋代的重要陶瓷产区，其中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深受海外欢迎，出口量大。宋代出口货物的包装方法也有创新，朱彧在《萍洲可谈》卷2中说从广州出发的商船“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随船商人和其他乘客晚上就卧睡在这些排放得密无空隙的货物上面，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脱脱《宋史》卷186【食货志】下8简略记述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后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乌樠、苏木等物。”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是金银、缗线、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等等。
最有说服力的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宋代沉船“南海1号”。经初步水下考古勘探和发掘，出水文物即有江西景德、福建德化、浙江龙泉和福建建窑等日用瓷器、银锭、“政和通宝”、“绍兴通宝”等钱币。尤其内中有一件长170厘米鎏金银腰带，其形制和文饰显示外国特色，因珍贵异常，谅为船主所用。初步判断，“南海1号”是一艘来自南亚或西亚货船，在返船途中经阳江海域沉没。这为阳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之路的有力证据。阳江海岸线漫长，海岛、港湾众多，取道漠阳江，连接西江，继东下番禺广州，西北溯湘桂走廊，上中原，故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转运港，中外货物聚集阳江港继发散各地。海外文化也必然流布阳江，故也是海外文化登陆之地。
3、市舶之利
外贸繁荣促进了友好往来的发展，外商纷至遝來，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广州城外蕃汉杂居已有数万家之多，外国商人往往有当年不回去的，称为“住唐”。蕃商以1/10计，亦有数千户。以阿拉伯人为多，多就城西码头商业区而居，故广州城南专门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外商的聚居区，北宋发展唐代所设“蕃坊”，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置蕃长一人，负责蕃坊公事。“蕃市”内也设置“蕃市”和“蕃学”。“蕃市”供侨居的外商交易。“蕃学”是应蕃人要求，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诸蕃子弟均可入学，学习中国文化。宋代的“蕃坊”居住着众多的外国富翁，蕃长辛押陀罗，家资数百万。蕃商蒲亚里一次运来的货物，价值达5万余贯。蕃坊最繁盛时期光塔路一带有“蕃汉万家”。宋朝执行对外开放、优容蕃商的政策，随着来华外商的增多，蕃坊再趋繁荣。广州蕃坊位于城南珠江北岸，今光塔街一带，《萍州可谈》卷2中朱彧又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居住。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海外有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客商首领地华迦啰捐银50万两重修天庆观事，宋政府封之为保顺慕化大将军。泉州港到南宋时期超过广州，更是一个“华夷杂居”城市，亦有供外商居住的蕃坊。仅广、泉二地之蕃商已近万人。
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据岳飞孙子岳珂著《桯史》记“番禺广州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岁益久，定居城中。……富甲盛一时。……余后北归。……言其富已不如曩日。……”宋时从南洋来中国的外国商人称海獠，又称舶獠，所以对阿拉伯商人也称海獠。岳珂说蒲姓为占城人，应是侨居在占城的阿拉伯商人。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唐时为交州，宋时为藩国。《桯史》之蒲姓即寿庚之父蒲开宗，统理外国贸易，总理诸番互市，富甲两广。据《桯史》载，蒲姓虽极豪华，而不久即败，“家资益落”，蒲开宗即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蒲氏任安溪县主簿，为鼓励的中外贸易活动，绍定六年（1233年），赐“承节郎”的官衔。
宋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朝廷实行开放政策，允许私人出海贸易，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经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使广州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大港，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
宋朝与大食诸国海上交通发达，远洋船舶广泛使用罗盘针导航。大食使臣和商贾从海路到东方，故多到临国换乘东归的宋商海舶。大食商人在泉州、广州建筑寺院和高楼，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宋朝，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筑艺术风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筑的优点。侨居广州、泉州的大食各国商人数量很多，有些商人资金相当雄厚，还在广州、泉州兴建著学，广州官员竞相与之联姻。这些商人。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置“市舶司”，船舶到达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显然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请下，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首先于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明李焘的及元脱脱《宋史》卷186【食货志】下8都记载“北方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板桥镇今胶州，本镇自来广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贩到香药诸杂税物，乃至京。”广州、泉州两处市舶司因其外贸交易规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贸海港。南宋绍兴末年的外贸收入达200多万贯，超过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
南宋的珠江流域农村墟市发展迅速。广州、肇庆府、惠州，即有墟市八十多处。在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市、镇也大量涌现。由于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较快，为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南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力提倡官员和沿海商人招诱外商来中国贸易。因此，外贸有空前的发展。有许多大城市，如临安、建康、镇江、平江、泉州、广州、江陵、潭州、成都等，都日益繁盛。而广州一直是宋朝广南东路的首府，最大的外贸港口，大量的外商长期居住在广州，熙宁时两次扩建广州城以使蕃汉居民得以安居乐业，成为主要的外贸海港，宋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广州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外贸收入是重要财富来源。当时南汉政府已有派驻香港的长官，掌媚川都(海)，屯门镇(海)及碣石卫(陆)三地军队，肩负南方门户防守的重担，监管海上船只进出。后来南汉统治者派兵出海抢劫外商货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广州贸易。
宋朝建国后，直面海洋、锐意进取，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987年，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此后，北宋由几条海上交通线：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交通。与此同时，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航海技术方面有三项重要成就：一是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图的绘制，三是指南针用于航海。
成书于1178年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及成书于1225年赵汝适的《诸番志》两书记载，宋朝与远及地中海沿岸有53个国家，如勿斯里（埃及），芦眉（小亚细亚半岛）、斯加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木兰皮（西班牙南部）、茶弼沙（摩洛哥）、默伽猎（阿尔及利亚）和毗喏耶（突尼斯至利比亚）等，主要是大食国与宋朝有贸易关系。
通过南中国海，宋朝还与东非洲的麻啰抹（索马里摩加迪沙）、蒙巴萨（肯尼亚）、层拔（坦桑尼亚）等国有贸易往来。中国商船到达亚丁港，越过曼德海峡可沿东非海岸航行。不久前，在非洲东海岸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及基尔瓦群岛等地，就不断有唐宋的钱币和瓷器出土，正是此段的历史见证。
阿拉伯商人由海路前来中国，要经过两个转运中心，一是唐时称室利佛逝的三佛齐。周去非还在其书卷二《海外诸蕃国》中说它地处“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故成为南中国海的货物集散地和贸易的中心；二是印度半岛的奎隆，周去非在其书卷三中说，阿拉伯商人先“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即奎隆），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也就是先乘小型阿拉伯单桅船到故临，再租用大型中国船，开到三佛齐后转航中国。当时，宋朝前往大食国的商船，捷径就是由广州出南海达大食麻离拔国（沙特阿拉伯与也门之间）港口祖法儿（阿曼佐法尔）。并在那里过冬，等待下年西南风期返航。这样往返一次，费时十八个月，要跨两年时间。
宋朝与南方及西南毗邻的各国之间，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外，海上的交通空前繁荣。与南海诸岛国的联系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南半岛诸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缅国及及非洲层檀都与宋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宋太宗时，天竺僧罗护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请罗护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们给宋朝带来了真珠、象牙、琉璃和各种香料。麻逸国（吕宋岛）商人在太平兴国六年（982年）运宝货到广州。宋朝商船将瓷器、铁锅、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绫绢等运到麻逸、三屿等国，又从那里买回黄蜡、吉贝、番布、真珠、玳瑁等。真腊自称甘孛智柬埔寨，历史上很早就与中国交通。据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及缅甸《琉璃宫史》载，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蒲甘国王派遣使者从海路到宋赠送礼物，受到宋朝的欢迎，邀请他们参加上元节观灯。此后，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与大理国云南省毗邻，蒲甘王阿奴律陀曾亲自到大理访问，与大理关系较为密切。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腊商贾三人到广西高州贸易。庆历（1041年）初，广东商人邵保到占城，见到逃亡的“军贼”鄂邻百余人。人民间的往来杂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