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各宗之中，华严宗所出的国师最多。贤首国师之下，就是被唐德宗赐号“清凉国师”的澄观大师。他曾任七帝之师，一生奇异事迹很多，最重要的是，当他完成了《华严经》的注解以后，举行了一次华严经疏钞落成法会，竟有一千多位高僧参与盛会。
清凉澄观被尊为四祖，是中兴华严宗的主要人物。澄观之下，宗密为五祖，因其住于终南山圭峰草堂寺弘法，所以又称“圭峰宗密禅师”。他以《华严经》为根据，对《圆觉经》做详尽的注解，著有《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释义钞》等书，为历来批注圆觉经的泰斗。
华严宗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所依经论。华严经世称“经中之王”，分有四十华严（唐朝般若三藏译）、六十华严（东晋佛陀跋陀罗三藏译）、八十华严（唐朝实叉难陀三藏译）等。所谓“不读华严，不知佛教的富贵”，华严宗经过五位杰出大师的推弘，完成了华严五教、十玄门的判教等精深的思想体系，得和天台宗同为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两大圭璧。虽然在宋元明清，华严宗没有禅净之普及，但直到清民时代，有月霞、常惺法师等弘扬不断，以及由于哲学家方东美教授著有《华严哲学》，因此推许在未来的世纪里，华严宗必有光大之时。
说到禅宗，禅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其实说来，禅不是如来的禅，也不是祖师的禅；禅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心，是吾人所共有的宝藏。
禅，虽是每一个人（所有众生）的心；但是，禅是如来首先发现，继而历代祖师相继发扬。虽然“千年暗室，一灯即明”；但是吾人凡夫众生，至今还在找寻自己心中的灯光。
《法华文句》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什么心、佛、众生都没有差别呢？因为有禅；有了禅就可以统一心、佛、众生。
所谓参禅，就是一个“悟”字；迷即众生，一悟即佛，所以历代的禅师都要吾人觉悟，并不一定要你成佛。然而一旦觉悟了，还愁不能成佛吗？
禅，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品；禅，是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是平等的，是普遍的，是亘古今而不变的一个自家宝藏。所以，吾人千辛万苦参禅，都是为了发掘此一宝藏也。
佛陀灵山盛会，达摩祖师东来，都是为了把禅的讯息带给无边的众生。
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五二○——公元五二七）自南天竺抵建业（今南京），谒梁武帝，因不契机，遂至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称壁观婆罗门。神光（慧可）立雪断臂，志求佛法，终得达摩所传心印，为中国禅宗第二祖。
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因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以渐渐在士大夫之间引人注意。隋唐之间，有道信、法融，还有蕲州（湖北）黄梅山的弘忍大师，都在阐扬金刚般若经奥旨。
弘忍门下俊秀辈出，有玉泉神秀、大鉴惠能、嵩山慧安、蒙山道明、资州智侁等。此中，由于惠能大师因闻弘忍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契入禅道，受五祖弘忍印可、传衣钵，嘱为禅门的传人，是为六祖。
从达摩至惠能，本宗所举扬的禅风独树一格，祖师语录常引经据典，提示整体佛法；经教之外，倡导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风格，使纷扰的思想得以统一、调和，成为皇家和士大夫之间所唱和的教派。
密宗，又称为真言宗。兴起于印度大乘佛教晚期七世纪至十三世纪间，直至印度佛教被“印回相争”而遭全面破坏灭亡为止。密教虽在印度消失，却在中国以及日本、韩国传播开来，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传至西藏，形成了以密教为骨干的藏教特色。乃至今日与禅、净土，同为世界佛教的主流之一。
密宗主要以《金刚顶经》为经藏，《苏婆呼经》为律藏，《释摩诃衍沦》为论藏。印度密宗起源于古吠陀典籍，其后流行于民间各阶层，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渗入民间婆罗门教的信仰，并受此等咒术密法之影响，加以摄取，作为守护教徒、消除灾障之用。
从历史背景来看，密教的兴衰起落，与朝廷政治的护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早期杂密（杂密者，为垂迹应化身之释迦如来于尘道世界所说之显密糅合之诸经；是以显教为主，附说密乘而已，如法华经之陀罗尼品等即属附说之真言陀罗尼。）流传到中国，其仪规中有禳灾祈福、求雨治病、降伏鬼魅、护摩等法，以适应一般民众需求为主。自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来到中国，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七一三——公元七四一），善无畏、金刚智二纯密大师先后于长安译出根本经典，建立灌顶道场，我国密宗于是自成一套。另有不空、一行、惠果、辨弘、慧日、惟上、义圆、义明、空海、义操、慧则等，传持纯密（纯密为秘密瑜伽乘所广说之纯一法门，乃大日如来住本地法身，于法界宫殿中，对内眷属所说之秘密法门，即大日经、金刚顶经）。其中，日本空海（弘法大师）于贞元二十年（公元八○四）来唐，就惠果受法，返国后，持弘不绝，是为日本真言宗之祖。会昌法难之后，加以唐末五代兵燹不断，战乱频仍，密宗经疏销毁殆尽，尔后所谓瑜伽，但存法事而已。
总之，隋唐三百余年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期不但佛教的学术、思想、讲说非常鼎盛，更由于各宗派祖师悲愿弘深，影响门下弟子创办许多利生的事业，诸如植树造林、垦荒辟田、凿井施水、维护泉源、利济行旅、筑桥铺路、兴建水利、设置浴场、兴建公厕、建立凉亭、经营碾硙、油坊当铺、急难救助、设佛图户、施诊医疗等，不遗余力地注重资生的贡献与利众的事业，为社会人群奉献，帮忙解决民生问题，实为现代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先驱。
具体的实例，如：唐代泗州开元寺明远大师与郡守苏遇等，在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植松杉楠桧一万株，从此僧与民无水灾之患。
唐代佛日普光禅师住持广利禅寺时曾经购买海涂田一千多亩，因大量开垦海涂田而带动地方的建设与繁荣。
唐初京师弘福寺的慧斌法师，为报父母恩，发心在汶水之滨开凿义井；华严寺的澄观法师也在江宁的普惠寺中凿井供众，嘉惠民众。
后唐洛阳中滩浴院智晖法师（公元八七三——公元九五六），曾经施设浴室供众沐浴，一年有七十余会，一浴则远近都集二三千人，不仅为僧俗疗疾，更藉机弘法，促进全民身心健康；甚至唐朝益州福成寺的道积、丹阳智俨、绛州僧彻（生卒年不详）、薄州志宽（公元五六六——公元六四三）等沙门，更曾专为罹患麻风病者服务。
唐宋时，寺院开始附设碾米工厂，如明州天童寺有水碓硙的设置；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也各有设置；由于寺院有碾硙设备，不但嘉惠当地的民众，也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
此外，隋唐时代因为佛教僧团爱护生灵，实行放生之制，国家也响应这种慈悲事业，如梁武帝于天监十八年颁行禁屠之诏；武帝太子文惠设立六疾馆，救护染患疾病的穷人；北魏宣武帝也设立疗养所，帮助贫困百姓；隋文帝与唐高祖都曾诏示天下于正、五、九，三月为长斋日，每月六斋日禁杀一切生命；唐肃宗还颁布诏旨在天下八十一处地方设置放生池。严禁杀生的诏敕，沿袭到宋朝年间。
甚至北魏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曾奏请文成帝设置“佛图户”，藉着佛教的教化与督导，使叛乱重犯、俘虏和投降者的劳力，提供寺院作务，不仅安抚齐民之怨，也解决了国家社会的经济问题。此一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奴隶的解放运动。另外并设“僧祇户”，即一般百姓与俘虏每年须缴纳六十石谷子，储存于僧曹，称之为“僧祇粟”，每逢饥馑，则无条件开仓赈济。
从南北朝开始，寺院不但设有僧祇粟，也设有寺库，贷放贫困百姓，或提供典当借银。唐朝时期，信行禅师开创无尽藏院，目的也是在救济贫民。
佛教寺库制度，历经隋唐、宋朝，相当长久的时期，到了宋代称为“长生库”，为广大民众所利用，幅员遍布全国各地寺院，元朝时则改称为“解典库”。
除此之外，佛教寺院最大的功能，就是“寺院学校化”。往昔，祇园精舍就是讲堂，中国古老的寺庙有法堂、藏经楼。汉唐时代，佛教寺院堪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不但举办义学，礼请名师大德教育失学的人，为国家作育英才；历代以来，寺院更是提供莘莘学子读书的最佳环境，历朝名将宿儒如范仲淹、王安石、吕蒙正等，都是在寺院里苦读成功的。佛教提供了各种教育、文化事业、医疗救济，造福社会；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主、社会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加的事业，例如：农场、工厂、公司、银行、保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就是利济群生。
综观唐代的佛教，八宗鼎盛于本土，而且弘传至日、韩等国，先后有道照、智通（日本法相宗僧，齐明天皇四年（公元六五八），与智达来唐，从玄奘、窥基习唯识）、玄昉（？——公元七四六），日本法相宗僧，大和（奈良县人）、空海（公元七七四——公元八三五，日本真言宗开祖）、最澄（公元七六七——公元八二二，日本天台宗开祖）等入唐求法，返国开创法相、律、密、天台各宗。唯唐末五代时，教难、兵燹不断，诸宗一时顿衰。
三、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
佛教自从经历“三武一宗”教难之后，元气大伤，尤其当中的“会昌法难”，更使佛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致使盛行于隋唐的大乘宗派日渐衰微。当中，禅宗以“不立文字”得以与“一心念佛”的净土宗并立于世，但到了五代赵宋时期，彼此相互争主，希望自宗成为佛教主流的地位。
说到禅宗，从远处说，禅是从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把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见《传灯录》）。此事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有详细的记载：一日，佛陀行化至灵鹫山，时有大梵天王，为令今世、后世众生获得利益，以金婆罗华献佛，舍身为床座，恭请佛陀为众生说法。佛陀登座拈花示众，与会百万人天大众皆面面相觑，无法会意。唯有迦叶尊者当下灵犀相应，破颜而笑，于是佛陀开口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后来佛教传来中国，到了梁武帝（公元四六四——公元五四九）时，达摩（？——公元五三五）东来，将佛法传给“立雪断臂”的慧可（公元四八七——公元五九三），而后传僧璨（？——公元六○六）、道信（公元五八○——公元六五一）、弘忍（公元六○二——公元六七九），到了唐武则天（公元六二四——公元七○五）时，惠能（公元六三八——公元七一三）再将佛法传给青原行思（？——公元七四○）与南岳怀让（公元六七七——公元七四四）。到了这个时候，正如当初达摩预言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见《景德传灯录》）从此“一花五叶”、“五宗七派”，蔚为禅门在中国发展的盛况。
禅宗在中国的发展，与净土同样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和与重视。弥陀净土的发源，是从印度频婆娑罗王因太子阿阇世篡逆，王被太子囚禁，皇后韦提希夫人祈请佛陀于狱中为王说法（见《观无量寿经》），佛陀告之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得往生西方净土，此为佛陀宣说净土法门的开始。
净土三经之一的《阿弥陀经》，是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四年（公元四○二）译出。在此之前，支娄迦谶在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译出《般舟三昧经》，净土法门开始弘传。但是净土思想真正成为民众的信仰，则是在鸠摩罗什（公元三四四——公元四一三）与宝云（公元三六七——公元四四九）、畺良耶舍（公元三八三——公元四四二）分别译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净土重要典籍之后。
净土法门在东土弘传之初，只是因东晋的慧远大师（公元三三四——公元四一六）在庐山结社念佛，以求生西方极乐净土而广受民众跟随信仰。其时因当代的名流、学者，如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以及浔阳陶渊明等人的参与（见《净土圣贤录》），使净土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尤其时逢五胡十六国纷乱之世，民不聊生，人民极盼找到一个生命安全的理想归宿，因此念佛求生净土的信仰，得以与禅宗盛极一时，成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灿烂时期。
后来，净土行人因慧远大师首创莲社念佛，而后至唐朝善导大师的提起，尊慧远为净土宗初祖。善导之后而承远、法照、少康等诸祖的相继弘传，至此净土在中国的发展才算真正开宗立派。
由于马祖道一禅师创丛林、百丈怀海禅师立清规，从此禅宗以丛林寺院作为基地；净土莲宗则以少康大师积极推动念佛，在路上“凡是儿童念佛一句，就给一钱”，以及之前的善导大师“每念一句佛号，口出一道光明”，人称“光明和尚”，大家纷纷跟随他称名念佛，随其威德远播，在社会上、家庭里，都设立佛堂，以念佛为主，净土就此走入了民间。于是禅宗以寺院为主，净土以民间为主，禅修与净业就此形成旗鼓相当、互不相让的局面了。
走上丛林寺院的禅宗，成为出家僧众修行的要道；在社会民间发展的净宗，同样的成为民间大众修学佛法的力量。本来禅宗、净宗各有其根机不同的信众，应该是互相弘扬，彼此助成才是。可惜后来造成禅净不和，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大乘八宗历经教难与战火，到了五代宋朝时期，除了天台宗因知礼（公元九六○——公元一○二八）与遵式（公元九六四——公元一○三二）的提倡而尚留余辉之外，唯有禅宗与净宗仍然盛行，故而发生谁是主流之争。
禅与净何以能在宋朝独步于世？最主要的原因是禅以观心、净以念佛，二者皆不受典籍流失之影响，而且也不一定需要有寺院殿堂作为基地，山林水边皆可参禅，行住坐卧都能念佛。甚至原先标榜不立文字的禅宗，反在此时有大量的灯录，也就是公案和语录的问世，例如脍炙人口的禅宗重要文献《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录》、《嘉泰普灯录》，甚至普济禅师（公元一一七九——公元一二五三）将此五灯会归为《五灯会元》。另有智昭禅师所集《人天眼目》、宗杲禅师（公元一○八九——公元一一六三）所集《正法眼藏》，以及重显雪窦（公元九八○——公元一○五二）歌颂、克勤禅师（公元一○六三——公元一一三五）评唱、击节的《碧岩录》、《击节录》等，都是此时的著作。
再者，此时禅僧辈出，例如承继五家的沩仰（沩山灵佑（公元七七一——公元八五三）与仰山慧寂（公元八四○——公元九一六））、临济（临济义玄〔？——公元八六七〕）、曹洞（曹山本寂〔公元八四○——公元九○一〕与洞山良价〔公元八○七——公元八六九〕）、云门（云门文偃〔公元八六四——公元九四九〕）、法眼（法眼文益〔公元八八五——公元九五八）之后，尤以临济义玄的六传弟子石霜楚圆（公元九八六——公元一○三九）门下，又发展出杨岐方会（公元九九六——公元一○四九）和黄龙慧南（公元一○○二——公元一○六九）两个支派，史称“五宗七派”。杨岐方会又传白云守端（公元一○二五——公元一○七二），之后再传五祖山的法演（？——公元一一○四），法演门下出“三佛”，即佛鉴慧勤（公元一○五九——公元一一一七）、佛眼清远（公元一○六七——公元一一二○）、佛果克勤（公元一○六三——公元一一三五）；《碧岩录》、《击节录》就是佛果克勤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