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履行普罗塔哥拉对他的学生提出的这条规律：他们要不是照他所要求的纳费，便要到庙里去起誓，赞颂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了多少教益，以此来酬谢他的辛劳。那么我的教师们就要糟糕了，如果他们受我的经验宣誓的处分。
我的佩里戈尔的方言很诙谐地称这些自作聪明的人为"lettreférits"，依照你们的说法是"lettre-férus"，就是说，这是些被文字斧头劈了一下的人。真的，他们大多数连常识也够不上。你们看见农夫和鞋匠简单而且自然地赶他们的路，只谈他们所知之者；而这些人呢?为了那浮在他们脑海表面的知识而高视阔步，不断地颠踬和绊倒他们自己。他们脱口说出一些至理名言，但需要等别人把它们配置。他们的确认识盖仑，但丝毫不懂得病人；他们已经把你的头塞满了法律，可是连案情的关键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原理，但要找一个人来把它实施。
我曾经看见一个朋友在我家里和一个这样的人辩论，他戏造出一些无意识的术语，东补西缀，毫无伦次，除了在里面插入一些适合他们争辩的字眼。就这样他和那蠢汉辩论了一整天，那蠢汉老是以为他在答复人家对他的抗议；而他却是一个有名望的文人，身穿一件漂亮的长袍。
伟大的贵人，你不愿看那在你后面发生的事，当心那掷在你背上的嘲讽!
--佩尔西乌斯
无论谁逼近去观察这些散布在远处的人，都会同意我说的，他们既不了解他人也不了解自己，而且，虽然他们的记性颇充实，他们的判断力却完全空虚，除了他们的禀赋把它造成两样。譬如我在图纳布斯身上所见到的，他惟一的职业就是笔墨生活(据我的私见，他是这职业中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可是他丝毫没有学究气味，除了他的长袍和一些对于朝臣不能算文雅的外貌，但这是无足轻重的(我讨厌那些容忍不端整的灵魂易于不端整的衣冠，而只依照礼貌、风度和靴子来相人的人)。因为他的内心有世界上最修整的灵魂。我常常有意引他谈论那些离他的职业最远的事物，他看得那么清楚，体会得那么快当，判断得那么中肯，你简直以为他除了主持军务和政事以外不曾做过别的职业。这是些优美而强健的天性。
由上帝温和的手，用较优质的泥土塑就。
--尤维纳利斯
他们接受不好的教育，却不为坏教育所沾染。然而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不教坏人们，还得要把人们教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当他们选择新官吏的时候，只检验他们的学识；另外一些则还要检验他们的判断力，让他们去判决一些案子。我觉得后者的方法比较好，而且，虽然两种才能都是必需的，不能缺其一，无论如何判断力总比学识重要。前者可以不具备后者，后者却不能不具备前者。因为，正如这句希腊格言所说的：
没有心灵去支使，知识又有何用途?
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司法，使这些裁判官具有的理解力和良心均不亚于学识!现在我们不能光是把知识贴附在外表上，而要融进心灵里去；不单是要洒在上面，还要把它濡染；如果这还不能改善我们自己那不完全的境况，还不如任其自然好得多。一把可以伤害它的主人的危险的利剑，如果被一个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弱手所掌握；还不如根本不会使剑的好(西塞罗)。
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神学都不要求妇女有很大的学问，而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让第五的儿子，当人家对他为苏格兰的公主伊莎博议亲，并声明她所受的家教很简单，缺乏文艺教育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宁愿这样，一个女人只要能够分辨她丈夫的衬衣和紧身衣便够博学了。
所以，我们的祖先不看重文艺，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决不像现在人们所大声疾呼的；而且就是今天，它们也不过是偶然存在于我们国王的主要评议中而已。如果一个人要由法律、物理、教育，甚至神学来致富，你就无疑地会看见他在一个和从前一样卑贱的境况中了。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它既不教我们善思，又不教我们善行?自从博学之士一天天多，善人就一天天少了(塞内加)，对于那没有道德而有知识的人，一切知识都是有害的。
但我刚才所要找的理由，说不定也可以在这上面找到：就是学习在法国的惟一目的是谋生，如果我们除开那些生来就是为荣耀的职务多于为谋生的职务的人，他们致力于学习的时间是那么短(对于书还没有读上劲，便去从事于一个和书籍毫无关系的职业)，于是那专门研究学问的，一般就只剩下那家境贫苦，要靠学问谋生的人了。而这些人的灵魂，由天性，由家庭教育，由榜样，既然都是极卑下的混合物，便生出一些知识谬误之果来。因为知识并不能把光赐给一个原来没有光的灵魂，或者令盲人可以看见；它的职务并非供给他视觉，而是指导他、调节他的步伐，只要他自己有脚和健全敏捷的腿。
知识是良药，但没有哪种药能够不因那贮藏它的器皿污秽而变质腐化的。有些人视觉清楚，但不能直看；所以见善不能从，见知识而不能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一个主要法则便是"公民的责任得视他们的天性所定"。大自然能做一切，而且也做了一切。跛者不宜于做体力运动，正如残废的灵魂不适宜心灵的运动一样；虚伪和粗俗的灵魂是不配研究哲学的。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穿破鞋，我们总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即使他是个鞋匠。同样，经验似乎常常贡献给我们一个比旁人更不会讲究卫生的医生，更不道德的神学家，更不通文字的学者。
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很有道理：哲学家对于听众有害，因为大多数的灵魂都不适宜于从这样的教训获益；而这教训如果无益，就必有害："许多浪荡子出自亚里斯提卜的学校；许多暴徒出自芝诺的学校。"
色诺芬认为波斯人的教育方法很好。我们发现他们教育儿童以道德，正如别的国家教授文化知识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承继王位的太子就是这样教育起来的。他出世后，人们不把他交给女人，而交给国王身边那权威最高的太监们，为了他们的德行。他们负责使他的身体发育美好和强健，七岁时他们教他骑猎，到十四岁时他们把他交托给国内四个最贤明、最公正、最有节度，又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第二个教他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这是值得深思的事：在利库尔戈斯的优越的政府组织大纲里(这大纲的确尽善尽美到一个反常的程度，虽然它把儿童教育看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关于艺术女神一部分也很少提及文学：似乎这些高贵的少年，既然看轻道德以外的一切束缚，并不像我们一样，需要有学问的教师，而只需要勇敢、谨慎和正义的教师。柏拉图在他的《法律》一书里便仿效这榜样。波斯人的教学方法便是问学生许多关于人类的判断力及行为的问题：如果他们对这些人与事做出褒贬，他们得说出其论断的理由；这样，他们磨锐了他们的机智，同时又学会了辨别是非与善恶。在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里，阿斯提亚格要居鲁士叙述他的最后一课。"那就是，"他说，"在我们学校里，一个年纪大的学生把他那太小的外衣交给他一个较小的同伴，又把这后者的大衣拿走。我们的老师要我裁判这一纠纷时，我判断这事应该维持现状，因为这样于双方都有利。谁知他责备我裁判得不对，因为我只考虑到适合与否的问题，而我首先却应该体察这件事是否公正，那就是不容许任何人强夺他人所有。"他接着说他因此被鞭打，正如我们在我们村学里为了忘记某一个词的"不定过去式"时一样挨了打。
我的老师要先做一篇雄辩演说词，然后才能够说服我他的学校可以和居鲁士的学校相比拟。波斯人要走捷径。既然各种科学，即使我们直接研究它们，也只能够教我们以智慧、诚实和决断力，他们宁愿一开头就使他们的儿童直接获致此一效果，不用别人启发、传授，而用行动的实际体验来教导他们；不仅用言语和训条，尤要用榜样和工作来活活泼泼地陶铸他们，以便他们的学问不单是心领神会得来的知识，而是从事物的本质和习惯中获取的；不是得来的东西，而是自然的禀赋。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儿童应该学什么，他答道："他们长成大人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无怪乎这样的教育获得惊人的效果了。
据说有人常常到希腊别的城邦去寻聘修词学家、画家、音乐家；却到斯巴达去找立法委员、司法官和将军。在雅典他们学习怎样说得好，在这里学习怎样做得好；在那里，学习怎样摆脱诡辩理论的羁绊，和揭发那狡诈地交织的巧言的欺骗；在这里，学怎样拆除逸乐的网，和勇敢地摧折命运和无常的恫吓；前者崇于空言，后者崇于实物；前者不断地操练他的口舌，后者不断地操练他们的灵魂。据说当安提帕特问波斯人要五十个儿童作为人质时，和我们正相反，他们回答说宁可拿两倍于此数的成人来替换。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是对国家教育的损失!阿格西劳斯要色诺芬送他的儿子到斯巴达去受教育，并非为学修词学和辩证法，"而是，"他说，"学那最优良的科学，就是说，那服从和命令的科学。"
看一看苏格拉底取笑他的学生希庇亚斯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后者对苏格拉底叙述他在西西里岛许多小城教书如何如何赚了大钱，在斯巴达却分文未获，又说那些人是蠢汉，不知量度和计算，不注重文法和音节，只浪费他们的时间去学习王位的承继、立国和败亡，以及许多同样无用的故事。苏格拉底等他说完后，一步步地使他认识到该政府组织的优良，他们个人生活的幸福和道德，让他们自己得出他们的艺术是怎样无用的结论。
无论是在这尚武的政府或其他和这类似的国家里，事实都教训我们，学术的研习与其说使我们的胆量坚强和勇武，毋宁说使它柔弱和女性化。现在全世界显得最强的国家要算土耳其了：他们被训练去轻文，正不亚于重武。我觉得罗马人在学术未昌明前比较勇敢。我们今天最善战的也就是那些最粗钝、最没文化的国家。斯基泰人，帕提亚人和帖木儿便是最好的例证。当哥特人蹂躏希腊的时候，那些图书馆所以得免于火灾者，完全因为其中一个哥特人散播这意见："应该把这类足以引诱他们不务军事，而以一些次要的闲业为戏的用具留给我们的敌人。"当我们的查理八世剑不拔，弩不张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大部分国土，他的诸侯们都把意外的胜利归功于意大利王王侯们平日不尚勇武，不习兵事，而只乐于研究学术，以求精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