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10月21日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在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的一所房子里诞生。这个小家伙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纤弱多病，他的妈妈只好拿出她全部的爱来关怀他，以便使这盏明灭不定的生命之灯，能够点燃下去。当别人全都放弃希望的时候，只有她自信能够养活这个孩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进了斯德哥尔摩的圣雅各布高级卫道士小学，于1841年至1842年念了几个学期的书。这是那个孩子所受的唯一真正的学校教育，而他后来竟成为功成名就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并且有着广泛的一般知识和掌握几种语言。在这所小学的报告书上表明，他所有的功课以及勤奋和德行，都得了最高分，在全校82个学生中，得过同样最高分数的，还只有另外两名学生。然而，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很快便由于家庭外迁而终止了。
对于伊曼纽尔·诺贝尔这位善于思考的建筑师和承包商来说，试验和设计比从他的职业中所赚来的金钱更为重要。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在其承包生意中的一再背运，他已经落到了困境。为了躲避那些咄咄逼人的债主使他被捕和投进欠债者监狱的威胁，也为了给他的许多设想开辟新的道路，他于一八三七年没带家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他自己曾经写道，他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实现我的计划，并且为我的刻苦努力争取勇气”，他显然认为在他曾遭到很多不应遭受的挫折的本国里，他的那些打算将永无实现之日。
丈夫离家之后的五年多光景，安德烈特在几位有同情心的朋友帮助下，在家门附近开了一个小小的牛奶蔬菜店，勉强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活。尽管她精神饱满地埋头苦干，却只能在贫困的边缘挣扎。长子罗伯特晚年曾经说过：“我最辛酸的记忆之一是这个时期的一段小插曲：有一次妈妈给了我一个三分钱的小硬币，要我去买晚饭吃的东西，而我却把这个可怜的小硬币弄丢了。”
但是，对于这对分头辛勤苦干并盼望及早团圆的夫妇来说，好日子就要来临了。在芬兰的图尔库（阿博），伊曼纽尔·诺贝尔作为一个建筑师、营造师和这样那样的实验员经历了几个辛苦的岁月，图尔库的一些当时风格的房子，就是他在那里活动的见证物。此后，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伊曼纽尔·诺贝尔又到了沙俄的圣彼得堡，拼命地在那里干起工作来。
当他还在瑞典的时候，伊曼纽尔曾彻底实验过一种发明，即用炸药装置的各种地雷和水雷，“在陆地或海洋，将进攻之敌消灭在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他曾将这项发明，连同草图和样品，提交给自己国家的武装部队，但使他失望的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在圣彼得堡，他又精力十足地恢复了对各种雷的实验。由于在军事当局面前成功的表演，加之得到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的帮助，这项发明引起了巨大的兴趣。伊曼纽尔·诺贝尔也收到了一笔奖金。用这笔钱和顽强的精力作为资本，他在一八四二年成为他所建立的一家机械厂——“奥加里夫与诺贝尔官方准办的铸造车轮厂”的老板之一。除了地雷和水雷之外，这家工厂还制造过相当有名的“诺贝尔型轮轴切削车床”，以及炮车和机床。俄国最早的中央暖气热水管，也是以诺贝尔的设计为基础，在这家工厂制造的；后来的各种暖气系统，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一旦他的经济情况好转，久久盼望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可以派人去接自己的家眷来了。当时的芬兰和俄国都还没有铁路，人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在一八四二年十月动身的时候，先是乘坐帆船横渡亚兰海，接着又坐着公共马车，走过了从图尔库到圣彼得堡这一漫长而崎岖的道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这样在他九岁那年来到了俄国；在一个重新团圆的幸福家庭里，在一种可以设想到的不同于他的故乡的环境里，他度过了自己年轻时代重要的几年。
在专制统治者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严厉的警察控制和检查制度，盛行在各个生活领域。一个从西欧来的外国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动荡的局势下，要想在俄国谋生的话，就必须有特别的东西作为贡献，同时还要有精力和闯劲，以及在上层有后台才行。他还必须懂得如何谨慎行事。伊曼纽尔·诺贝尔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因此，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他的工厂企业的生产稳定提高，产品也不断增加。一八四六年，他用自己的碾压机作为设备，建立了一座新的更大的工厂，生产供应蒸汽机、水管及铁器制品；这家工厂在俄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中，都享有信誉。
这个家庭现在总算交上了好运，诺贝尔已经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但都夭折。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一条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在几年之内，就把在瑞典欠下的债款还得一干二净。这个家庭昌盛的另一个可喜的结果是，从他们到达圣彼得堡的时候起，包括阿尔弗里德在内的三个大一点的儿子，都能够受到家庭教师的教育。教他们的大多是些出色的俄国和瑞典教师，其中包括俄国人化学教授尼古拉·津宁（1812—1880），瑞典语言及历史教员拉斯·桑特森（1789—1853）。这对于诺贝尔兄弟们的前途和广泛兴趣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他的少年时代及后来在伊曼纽尔的工厂里当助手时，阿尔弗里德与他那位精力充沛的父亲及其思想财富，有着密切的接触。通过观察，他受到父亲那种突出的发明精神的影响，并且将它发展到更加广阔的地步，大量的家庭通信及前面提到的阿尔弗里德的那首诗，给这位体质虚弱的年轻人勾划了一幅画象：由于勤奋学习与渴求知识，凡是经他耳闻目睹的那些重要学问，统统都被他敏锐地吸收进去。生活本身变成了他的大学，而他清楚的思想所达到的顶点，则是他唯一的考试成绩。他曾说过，尽管生活无疑是很艰难与忧虑的，但“我把它看成是一份珍奇的礼物，是大自然这位母亲亲手赋与我们的一颗宝石，让我们自己来磨炼它，直到这颗宝石用它的光泽来酬赏我们的辛勤劳动”。
他的父亲伊曼纽尔，是位寡言少语、轻易不肯颂扬别人的人，但在当时写给他的小舅子路德维格·阿尔塞尔的一封信里却说：“我的好学而勤奋的阿尔弗里德，受到父母的器重和兄弟们的高度尊敬，这是因为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学识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
1850年，当他17岁的时候，这位年轻人被送出去进行首次学习旅行；在那个时代，这种旅行还是冒险和困难的。这次旅行长达两年，除到了他的祖国瑞典之外，还去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北美。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3—1856）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已经回到了圣彼得堡，同他两位哥哥一起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他父亲的企业这时又扩大了，并且改名为“诺贝尔父子机械铸造厂”。
1856年由于巴黎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这场战争。沙皇尼古拉一世这时也已经到他的祖先那里报到去了，新政府撕毁了一切订货合同，于是，这家雇佣一千多名工人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模范工厂，突然遭到了厄运。诺贝尔父子工厂迅速转向生产蒸汽机这一单项产品。处于困境的伊曼纽尔·诺贝尔，由于为航行于伏尔加河和里海的首批班轮设计生产了二十台蒸汽机，从而又建立了一项开创性的功绩。但是，这家曾在俄国的工业化和国防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企业，当时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因此，精通外语的阿尔弗里德在1858年被派到伦敦和巴黎，去见那些可能愿意提供贷款的银行家，但不幸的是，他空手而归。
在那些对一个外国人毫不同情的债主摆布下，伊曼纽尔只好再次宣告破产。1859年他回到瑞典时，同22年前他刚到俄国时一样穷。同他一起回国的有他的妻子安德烈特，和他们在俄国生的三个孩子中唯一活着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埃米尔（1843—1864）。
熟悉工厂事务的三个大儿子都留在圣彼得堡，试图尽量挽回一点局面。此后几年，当罗伯特和路德维格致力于把企业的财务情况搞好的时候，阿尔费里德似乎被那些机械和化学试验吸引住了；这些试验是他过去进行过的，但由于生病和为他父亲奔走而几度中断。现在重新开始的这种试验工作出现的首批成果是，他头一次获得了在圣彼得堡三项发明的专利权：一八五七年的气体计量仪，一八五九年的液体计量仪，以及同年的“改良型”气压计或流体压力计（英国发明专利权，一八五七年第2705号，一八五九年第177号和第556号）。然而，这些发明都没有什么巨大普遍的重要性。
伊曼纽尔·诺贝尔曾多年从事火药雷的试验，这时，很自然地立刻转向试图发现一种比普通黑色炸药更有威力的炸药的研究。那种黑色炸药，是五百多年来人们所知的唯一炸药。一八五五年在圣彼得堡时，两名俄国科学家，即阿尔弗里德早先的化学教师尼古拉·津宁教授和药物学教授尤里·特拉普，都曾提醒伊曼纽尔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去注意那种异常猛烈的炸药物质——硝化甘油，说它可能成为引爆雷的材料。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后来关于爆炸物的所有重要发明，都是以这一物质为基础的，它成为他生活为道路上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伊曼纽尔和阿尔弗里德，从一开始就深信硝化甘油具有伟大前途的可能性，他们自然不会不在这种怪油上大动脑筋了，他俩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对它进行研究。
回到瑞典的伊曼纽尔曾在斯德哥尔摩郊外旧区赫勒内堡的家里，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然而，他那不稳定的经济情况，使他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试验。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国外学习之后，现在是一位熟练的有经验的化学家了。一八六三年，他从圣彼得堡被召回斯德哥尔摩他父亲身边。从此之后，试验和研究才打开了局面。
在他回到瑞典的头几年，阿尔弗里德曾紧紧抓住了两个主要问题：为爆炸油发现一种相宜的控制爆炸方法；以及在不大量损失其爆炸力的情况下，将爆炸油变成一种尽可能安全的形式。这两个问题，都被他一步步用一种稳妥的办法解决了。虽然少不了同他那位火性大的父亲发生关于优先权的争论，但是，很快便取得了有利于儿子的公平处理。因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硝化甘油问题的解决，不是基于他父亲那种将两种爆炸作用物构成的火药与硝化甘油混合起来的方法，而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即以硝化甘油的燃烧为基本点，并且创造了让火药点燃硝化甘油这项新的原理。
在他父亲的实验室、赫勒内堡一座摇摇欲坠的外屋里，经过五十多次准确的试验后，当时只有三十岁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终于在一八六二年完成了他第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即所谓“诺贝尔专利雷管”。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二十世纪，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仍然不断把诺贝尔的这项发明，说成是“自从发明火药以来，在爆炸物科学方面最伟大的进展”。
象诺贝尔这样一个家庭，父子们经常表演某些创始性的技艺，并且是在一个冒险的、几乎未被开拓的科学领域，进行着不疲倦的活动，发生一些事故、挫折和不被理解，看来是很自然的。这些不幸的情况，对于他们在此后几年所取得的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一八六四年九月三日发生的那场灾难，对这个家庭和他们事业的打击，要算是最可怕的一次了。
一次意外的爆炸，摧毁了在赫勒内堡新建的硝化甘油试验车间，炸死了五个人，其中包括伊曼纽尔·诺贝尔的小儿子埃米尔，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刚刚进入大学。埃米尔曾在那里帮助这项试验工作，并且表现出突出的才干的技艺。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通过一八六三年获得发明专利权的爆炸管，成功地将索卜里罗的硝化甘油，从它自一八四六年被发现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任性状态的化学珍品，变为人类可以控制的强大工具。通过多次的试验，例如一八六二年五月他在圣彼得堡工厂运河进行的第一次成功的水下爆炸，一八六三年在赫勒内堡和在瑞典的矿山和防御工事里所进行的试验，这位年轻的发明家深信爆炸甘油是一种取得进步的源泉。它的市场前景，在他看来也是乐观的。
一八六四年十月，他在重新进行了几起大胆的示范表演之后，成功地使国家铁路建设局对用他的办法制造出来的硝化甘油表示信任，认为它在爆炸力方面，远远超过了普通的黑色炸药。硝化甘油被正式批准应用，并且在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进行的隧道爆炸工程中使用了它。
现在，主要是进行大规模的工厂生产了。但公众对他的冒险行当所持的敌对态度，使得他一时不可能找到一座厂房或者场地。没有人肯要这样的一家邻居，不幸的是，人们在这方面还可以找到已公布的法令作为一种借口。整整一个月内，阿尔弗里德只好在停泊于斯德哥尔摩建筑稠密区以外的梅拉尔湖面一只带有棚盖的驳船上，利用最简单的想象出来的仪器，以每磅产品价值两个半瑞典克朗的成本，制造“诺贝尔专利爆炸油”。这只驳船很值得保存起来作为一件工业纪念品，因为它虽然简陋不堪，却是世界上具有难以想象的重要革命意义的工业的摇篮。
就这样，被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驯服的黄色炸药和硝化甘油，就这样以它的巨大力量以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应用范围，干预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在通常情况下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有时也造成可怕的危害。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日，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得了脑溢血症；经努力抢救无效，结束了他那多事与非凡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