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我16岁。那年的7月，我刚高中毕业，作为当时的宁波地区农场系统的子女，按照必须分散安排到不同农场就业的惯例，我被分配到当时的鄞县农牧场大嵩岭墩分场工作。
岭墩是个十分偏僻的地方，这里正处在过去鄞县咸祥、大嵩通向东钱湖的故道的隘口上，距离总场有20里山路。我去那里工作的时候，岭墩还没通电，也不通邮，更没有自来水，住的是简陋的木板房，出门便要爬坡，生活完全呈原始状态。如果套用一句古诗来描绘那个环境的话，那真的是“深谷留风终夜响，乱石衔月半床明”。这对从小生活在相对繁华热闹的集镇上的我来说，感觉上的落差是相当大的。
二
分场领导看我年小力薄，就分配我干最轻松的活——放牛。白天还好过一些，每天天一亮，我草草地扒一碗稀饭后，就背上一只装着饭盒的书包，书包里还有一本已经被翻毛了边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然后赶着两头牛出门上山，一直要到太阳偏西才能回来。一个白天，一大片山里，就是我一个人陪着两头牛。饿了，采野果子；渴了，喝山泉水，累了，便躺在山坡的草地上，口里嚼着酸草根，看天上云卷云舒，或者胡乱地翻阅已经读了无数遍的《艳阳天》。这样的时候，脑子里想起高尔基的《童年》里一群流浪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时唱的那一首歌：“卡玛河一座城。在哪里？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手也摸不着，脚也走不到！……”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我的亲人，特别怀念刚刚结束的学生时代。想着自己永远也想不明白的心事，为自己今后的人生前程而担忧。
而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分场每星期只给每个员工发一根蜡烛。那些老员工早就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天一黑就睡觉休息，我就只能蜷缩在小板屋内，在如豆的烛光下听风吹松涛，雨打竹林。这时候，便有一股浓重的伤感袭上心头，我从枕下摸出那支已经陪伴我多年的口琴，吹一些不着调的曲子，以排遣积郁在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琴声夹杂着松涛声，呜咽着，三分凄凉、三分落寞。
三
农牧场是国营单位，按规定，职工每个星期有一天的休息日。对分场的这些老职工来说，这一天，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可以回到总场的家属生活区，和家人团聚。而同样是休息日，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既盼望而又痛苦的日子。从岭墩到我父母亲工作的农场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可是当时来往交通极其的不方便。星期六下午3点，我把两头牛交给值班的老职工后，赶紧换下劳动服，归心似箭地走20里山路到下水老街，然后坐下水去东钱湖的航船，一个小时后上岸，再走十多里路，才能到自己的家里。到家里时，天早就黑了。每次走进家门前，我总是先停顿一下，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生怕听到母亲的安慰时，眼泪会不争气地流下来。
走进家里，父母亲和弟妹们还等着我，大家一起吃团圆饭。这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候，说不完的话，说不出的轻松。晚饭后，我与尚未成年的弟妹尽情地打闹、嬉戏，没完没了，借此排遣积郁了一个星期的孤独和苦恼，也让父母们感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可是，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就得往回赶了。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一想到我马上又要离开温暖的家，去那个偏僻、寂寞的山里跟两头牛相处，失落感顿时就占据了我的全身心，说不出的沮丧和无奈啊。母亲为我整理行装，一边往行李袋里装上午为我准备好的梅干菜烧肉、油煎带鱼之类的下饭咸菜，一边偷偷地抹眼泪，一边还跟父亲唠叨，让他想想办法，早一点把我调到他们身边。而父亲一直用他的经历故事鼓励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年轻人吃一点苦没有坏处，还让我好好表现，争取早一点被单位推荐上大学，做工农兵大学生。
终于要上路了，我一步三回头地告别家人，脑子里已经想象着下星期六晚上回家与家人团聚的快乐场景了。
四
岭墩分场总共才有十几个员工，而且大多数都是中年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养护种植在山上的数千亩杉树林。整个分场，青年人只有两个，除了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女知青，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年。她每日的工作就是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附带喂三口猪。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和她很快就熟悉起来。每天晚上，只要听到我的口琴声响起，她就会轻轻地推门进来，先是静静地坐着听我吹琴，接下来便是漫无边际地闲谈。在她面前，我发泄着对生活的不满，诅咒着这个鬼地方，哀叹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离开这里。每每这个时候，她总是轻轻地叹一口气，说习惯了就好了。有一天，她发现我身上长满了因水土不服而引起的水痘，便去山上采来一大把草药，熬了满满的一大碗，硬让我喝下去，说这个草药治疗水痘最有效果。喝了几次以后，我身上的水痘果然就不见了。后来从她的口中，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父亲原来是宁波一家医院的老中医，“文革”开始后，因为“成分”太高，被“下放”到了农牧场，在总场医务室做“赤脚医生”，她成了“黑五类”子女，就被发配到这个分场里了。原来如此啊，难怪她还能采草药为我治水痘呢。
五
接下去的日子里，两颗年轻的心靠得越来越近，我们彼此从对方的身上得到一点可怜的安慰。每天清晨，天才麻麻亮，我就起床，帮她点火做饭，喂猪扫地，两个人肩并肩地坐在灶前，听着灶洞里熊熊燃烧的柴草不时发出“哔哔剥剥”的爆响，火光映红了两张稚气未脱的青春脸庞，长长的火舌不时蹿出灶洞，为我们驱散山里清晨的寒意，给我们几分温暖的抚慰；晚上，她就捎上一盆烤土豆来我这儿听我吹口琴。闲聊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回忆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从此打发这漫长而又无聊的时光，我们努力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借此化解我们对前途无望的忧愁情绪。
有一次，她突然说要跟我学吹口琴。次日一早，她便兴冲冲地下山去了，到中午也没回来，当午后她一脸汗水地赶到时，挨了场长的一顿骂。她也不回嘴，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忙着生火做饭。晚上，她才告诉我，她瞒着大家下山买口琴去了。一大早走了20里山路，到下水老街供销社，一问没有口琴，于是一咬牙，跳上航船，到莫枝老街的供销社上才买到，返回的时候错过了航班，多等了一个班次，所以晚归了。
这以后，每天晚上，她就跟我学吹口琴，这给我们艰苦而又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不久，她已能吹一些《北风吹》之类的曲子了。可就在这时，她却要离开岭墩分场了。她的父亲突然因病逝世，总场需要懂一点医术的她去接班，做“赤脚医生”。离开岭墩的那天，我赶着牛驮着她的行李，送她走下了山。临分别时，她把她的那支口琴用手绢包好后塞给我，说是以后恐怕不会再吹它了，留给我作个纪念。
她转身走了，我站在牛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直到她走出我的视线，然后，我趴在牛背上哭得涕泪滂沱。
她走了，我在岭墩分场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了。我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情绪坏到了极点。
六
岭墩分场没有娱乐设施，只有一只老式的摇把电话机，这是岭墩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的工具。那个年代，农村的电话线与广播线是共用的。也就是说，白天，当“鄞县人民广播站”的广播响起来的时候，那个电话是串音的，讲话声与广播声同步，听起来特别别扭。只有当“鄞县人民广播站”的广播暂停时，这个电话才能够正常使用，但是接通率相当低。有一次，我发现这个电话机可以当收音机使用，于是，每天晚上，我就握着听筒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送，想了解一点外面的世界。
1976年的9月9日晚上，我照例握着听筒听新闻播送，忽然又听到了哀乐。这一年的上半年，我已经听过两次哀乐了，这一次又听到这个声音，心里不禁一沉，不知道今天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去世了。于是，支着耳朵，握紧听筒，聚精会神地听着，不一会，哀乐结束，一个声调低沉的男中音念起了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这一刻，我浑身一阵战栗，手一松，听筒掉到了地上，只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全部涌上了头部。什么？毛主席逝世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怕自己听错了，用颤抖的手握着听筒又仔细听了一遍，这次听准确了，是毛主席逝世了。我顿时魂飞魄散：毛主席死了？惊魂初定之后，心里充满了无比的疑惑：我们不是天天喊“毛主席万岁”吗？毛主席在我们心中不是一个神吗？我们不是天天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吗？毛主席就这么死了？
我不敢有一点停顿，马上敲开场长的门，告诉已经睡意朦胧的他，毛主席逝世了。场长大吃一惊，第一个反应就是狠狠地骂了我一句：“小棺材，你当心做反革命。”
我把他拉到电话机面前，让他自己听一听。这下他相信了。他叫醒了所有的员工，告诉大家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然后布置大家明天早上不要上山，听候总场通知。
果然，第二天早上，总场派人来了，布置了悼念毛主席的事宜：把饭堂布置成了吊唁堂，给毛主席像缠上了黑布，场长派人上山砍来松枝翠柏，做了一个大花圈，放在毛主席像的下面。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样肃穆的气氛下解决一天三顿，一走进饭堂先要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吃好饭走出去时再三鞠躬。整整一个星期，我差不多没有吃过一顿踏实的饱饭。这一个星期里，我也听不到老职工每天都说的下流话，看不到他们随时都会发生的相互打闹和笑骂。有一天，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吃饭时，随口又习惯性地说起了黄话，被场长当场扇了一个耳光。一边打一边还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讲这些？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想做反革命吗？当心开你的批斗会……这个耳光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大家顿时噤若寒蝉，气氛更加沉闷压抑了。
七
1976年的9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通知全国各地都要组织收听收看追悼大会现场直播。场部要求我们在17日早上8点之前赶到总场参加悼念活动。17日五点半，场长就领着我们往总场出发。那个时候，山里天还没有亮呢，通往山下的小路被露水浸润得十分湿滑。还没有走多少路，裤脚筒就被露水打湿了，贴在小腿上，十分不舒服。平时，大家上山，都穿上山袜，这样既能够防湿，也可以防滑，可是因为今天要去悼念毛主席，所以大家都穿上了布鞋，反而不适应走山路了，一路上摔跤的人此起彼伏，我也摔了一个屁股墩，全身一阵痛麻，顿时觉得五脏六腑挪了位。尽管这样，都不敢喊一声痛，自己爬起来，龇牙咧嘴地忍着，半天回不过神来。就在快走到山下时，走在最前面的场长一不留神，摔了一个四脚朝天。这一跤真的是摔得不轻，场长哼哼着半天也站不起来。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拖起来，场长试着走了一两步，可是不行，这一下大家都慌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场长自己说，今天我是去悼念毛主席，就是爬也要爬到总场。于是，大家轮流架着场长往总场赶，个个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快到下水老街时，场长已经脸色苍白，虚汗淋漓，整个人已经是要昏迷的样子。这个时候，一位年长的老职工出来说话了，他建议立即把场长送进附近公社卫生院接受治疗，然后大家一起做证，向总场领导说明情况，证明场长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他不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实在是出于无奈。大家都说这样做好。于是，我们敲开卫生院的大门，请求值班的医生对场长进行检查并给予必要的治疗，然后大家让我留下来照看场长。之所以让我留下来，是因为我是新职工，总场领导还不认识我。
八
就这样，我没有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陪场长留在卫生院里，听场长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一筹莫展。好不容易等到中午，卫生院的全体人员结束收听北京毛主席追悼大会的现场直播，才有医生过来进行检查，一看说是情况很严重，需要马上转到宁波的大医院接受治疗。我好不容易用卫生院的摇把电话打通了总场的电话，向总场领导报告了场长的病情。
下午两点，总场派了一辆小卡车来卫生院，随车来的还有场长的妻子和女儿，她们陪护场长去当时的鄞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我完成了看护任务，一个人走着回到分场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当我走进已经搬走了花圈的饭堂，看到那些老职工正在变本加厉地肆虐的情景时，压抑了一个星期的心情顿时变得无比轻松，我这才感觉到已经饿了一天的自己此刻饥肠辘辘，不禁胃口大开，这一顿饭，我吃得比任何时候都多。
1976年的12月底，我终于离开了这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地方，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以后，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几十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几十年里，我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可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我都不会忘记在岭墩分场的那段生活，不会忘记1976年经历过的那些事。
2013.9.29
雪越下越大，气温还在下降，在东北严寒的冬夜里，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混沌的天地间只有车一辆，人两粒。坐在车里，听着车轮碾压厚厚的雪地发出的清晰的“刹刹”声，感受着车子随时都在发生的侧滑和甩尾，心中既后悔又欣然。这样的况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