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在即位前夕，首先处理了一批政敌，其中乌伯都剌、铁木哥割头弃市；朵朵、王士熙、伯颜察儿、脱欢等分别流放边州，并全部没收其家产。
在上都的倒剌沙和梁王王禅等人也在同月拥立泰定帝皇太子阿速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并加紧进攻大都，燕铁木儿与其弟撒敦、子唐其势等人，率军作战，屡败上都兵，最后上都兵全面崩溃，加上齐王月鲁帖木儿和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的联合围攻上都，倒剌沙在和大都燕铁木儿集团较量了两个多月之后，于十月十四日，只得袒露肌肤，手捧皇帝宝，出城请死，表示投降，文宗将他投入监狱。十一月，倒剌沙、王禅及其党羽都被处死。
在天顺帝与文宗兄弟的帝位争夺中，天顺帝的失败是必然的。就经济实力来看，据有大都的燕铁木儿控制了较多的积储和经济来源，这从伯颜在河南邀截国家钱粮以补充文宗争位费用一事便可说明问题；从军事上看，燕铁木儿掌握军权，加上文宗长兄周王和世远镇漠北，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是为当时一般人所瞩目的。虽然在这场斗争中和世的兵力还未来得及发挥作用，但客观上却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燕铁木儿在发难之初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因素，他在遣使南迎怀王图帖睦尔的同时，宣言已遣使北迎周王和世以安定人心，又假称周王已经率领诸王的军队整驾南辕，旦夕即至，起到了内外安定的镇静作用。
在天顺帝与文宗兄弟的帝位争夺战中，陕西、四川等地站到了上都天顺帝一边，从致和元年八月燕铁木儿等十七人于大都发难，直至九月文宗即位大都后，陕西行省和行台的官员们纷纷拒大都之命而下奉诏，且屡次涂毁文宗所下诏书，将使者械送上都或投之于狱。这年九月，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公开起兵反对文宗，引兵从大庆关（今陕西大荔东近黄河处）东渡黄河，擒杀河中府（治今山西蒲州）官员，河东官吏听说他的军队到来，纷纷弃城逃走，也先帖木儿悉以己人代之，接着他率军经晋宁（今山西临汾）、潞州（今山西长治），当地官员纷纷逃窜，但当他于同年十一月抵达武安（今河北武安）时，上都天顺帝早就大势已去，只得率部投降大都，河东州县得知这一消息后，全部杀掉其所署官吏，也先帖木儿本人与倒剌沙等一同被诛杀。与也先帖木儿起兵反对文宗的同时，陕西南路的一支军队，曾至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黑石渡，并攻克虎牢、武并两要隘，使原有守军纷纷溃退，军储亦全为陕西军所有，但后为文宗一方以软硬兼施之法而归于失败。
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称镇西王，起兵反对文宗，杀本省平章宽彻等官，以其亲信杨静等人另置官属，并烧绝栈道。文宗对他同样采取软硬兼施之法，大约经过半年的时间，在天历二年（1329）四月，囊加台听从了文宗的赦罪诏，四川全归文宗所有，而囊加台却因为指责文宗，于同年八月被弃市处死。其亲信杨静等人则被籍没家产，杖流辽东。
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三日元文宗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之时，已经领悟到权臣燕铁木儿的意思虽然口称是“姑从”宗王、将相、百僚、耆老之请，谨候大兄到来，以了却固让之心，但在燕铁木儿等人的唆使下进一步争夺帝位的决心也大致已定。同年十月，倒剌沙兵败上都，宣告投降，两京道路始通。十一月，文宗遣使奉迎其异母兄周王和世于漠北，和世先命勃罗为使至大都。
天历二年（1329）正月，文宗又几次遣使北迎和世。和世误以为真，于当月即皇帝位于和宁之北，是为明宗。二月二十一日，当文宗所遣使臣撒迪从明宗处回到大都，文宗才知道明宗已经即位，于是在三月派权臣燕铁木儿奉皇帝宝玺于明宗途中。明宗得到皇帝印后，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一切动作，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而毫无破绽。同年五月，文宗从大都出发，北迎明宗，如此兄弟二人，一个自北向南，一个自南向北，相向而行。至八月初一日，明宗到达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之地。初二日，文宗入见，明文兄弟二人相会，明宗举行宴会，表面欢天喜地，但至初六这天，突然宣布明宗“暴崩”。
明宗突然死亡之后，燕铁木儿带了皇帝大印及文宗从明宗死地疾驰而还，一路上他白天率宿卫士以跟随保护，夜间亲自披坚执甲对文宗巡逻保护，如临大敌，在路上疾驰了二天，于八月初八回到上都。八月十五日，文宗再即皇帝位于上都。
明宗暴死于王忽察都之地，完全是权臣燕铁木儿和文宗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后至元六年（1340）六月，明宗子元顺帝清算老账，说其叔图帖睦尔曾“谋为不规，使明宗饮恨而崩”。于是下诏“除其庙主”。
文宗有较多的汉文化修养，不时吟诗作文，这在元代封建皇帝中是不多见的。在他统治期间，文治方面亦有所建树：其一，在天历二年（1329），立奎章阁学士院，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初设大学士二员，正二品；侍书学士，从二品；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士，正四品；参书，从五品等官职。
至顺元年（1330），上述人员又均有增加，这是他以儒治政的基础。其二，命编《经世大典》。天历二年九月，文宗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集元朝典故，按照《唐会要》和《宋会要》，着成《经世大典》。该书成于至顺二年（1331），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这是元代官修的一部政书，共八百八十卷。
元文宗在帝位争夺中之所以能够战胜天顺帝及其异母兄明宗和世，主要是依靠了燕铁木儿及伯颜这两位权臣的拥戴，而尤其以钦察贵族燕铁木儿的汗马功劳居多。文宗正式即位以后，任命燕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伯颜知枢密院事，后来又授燕铁木儿本人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官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翔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其总裁。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职位。在文宗、宁宗二朝，燕铁木儿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直到他荒淫过度，导致身亡为止。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由于钦察贵族得势，元文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蒙古贵族的支持，这是前朝所不曾有的情况。
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位五年，至顺三年（1332）八月死去，年仅二十九岁。当他病危之际，遗诏立明宗之子，这是由于他原来夺取了他哥哥和世的皇位，试图在死后留下好的名声，文宗死后，权臣燕铁木儿为了便于控制，乃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在至顺三年十月初四日即皇帝位于大都，是为宁宗。
宁宗是明宗的第二子，其母日八不沙皇后，乃蛮真氏。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短命皇帝，就死去，时年仅七岁。于是由文宗后临朝，权臣燕铁木儿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同意，主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妥懽帖睦尔时年仅十三岁，至顺元年（1330），其母被害后，他曾被流放到高丽一海岛中，第二年又被迁居广西静江（今桂林）。燕铁木儿乃派人迎妥懽帖睦尔于静江，并亲至良乡迎接。但当相见之后，妥懽帖睦尔因年幼且畏惧燕铁木儿，故对燕铁木儿缄口不答，燕铁木儿心怀鬼胎；想起当年谋害明宗一事，深恐妥懽帖睦尔即位之后追究元凶，所以迁延数月，妥懽帖睦尔一直不得立。不久正值燕铁木儿荒淫过度而死，乃由文宗后与大臣商议，由妥懽帖睦尔于至顺四年（1333）六月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顺帝。当时文宗后规定，妥懽帖睦尔之后，帝位再传给文宗子燕帖古思，依照武宗仁宗授受的先例。可是事与愿违，元顺帝于后至元六年（1340）六月追发以前文宗谋害明宗之事，下诏撤文宗庙主，徙文宗后卜答失里于东安州安置，流放燕帖古思于中途，燕帖古思在途中被月阔察儿杀害。应当说，这是明宗、文宗两系争夺帝位的继续。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之后，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帝位之争虽已告一段落，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减退，它突出地表现在权臣与权臣之间、权臣与皇帝之间、皇帝与皇帝之间以及军阀互相之间的斗争上，这是元顺帝时期的政治特点之一。
妥懽帖睦尔即位后，以燕铁木儿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后至元元年（1335）三月，又立燕铁木儿之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可见在顺帝初年燕铁木儿一家的权势仍是颇为显赫的。但是，此家族很快受到另一权臣伯颜的挑战。
就伯颜的经历及拥立文宗的功劳而言，他是唯一可与燕铁木儿相匹敌的人，故在拥戴事成之后，文宗于天历三年正月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至顺二年，进封浚宁王；至顺三年，又拜太傅，加徽政使。顺帝即位后，为嘉奖伯颜翊戴之功，乃任命他为中书右丞相。元统二年，进为太师，同年十一月，又晋封为秦王。
显然，伯颜的权势已跃居于燕铁木儿的后裔之上，于是身为中书左丞相的唐其势，绝不会甘心失去其父燕铁木儿在世的天堂，发出了“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的怨言，并进而付诸行动。他与其叔撒敦之弟答里、其弟答剌海，勾结所亲诸王晃火帖木儿，暗中谋废立。顺帝几次召答里不至，郯王入彻彻秃于是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后至元元年（1335）六月三十日，唐其势在东郊埋伏了兵力，身率勇士突入间阙。伯颜及完者帖木儿、定住、阔里吉思等人将他们捕获。唐其势及其弟答剌海都被处死，而其他党羽北奔投靠答里。答里即带兵响应，杀掉使者哈儿哈伦、阿鲁灰用以祭神。帝派遣阿弼传谕他，他又杀死阿弼，率其党徒和尚、剌剌等人拼命抵抗，但被搠思监、火儿灰、哈剌那海击败，于是只好奔投晃火帖木儿。顺帝命勃罗、晃火儿不花追袭答里一伙，答里力穷势衰，被阿鲁浑察俘获并送往上都处死。晃火帖木儿兵败自杀，怯薛官阿察赤也参与了唐其势的密谋，想杀害伯颜，后被擒获交付有司，阿察赤供认不讳，最后伏诛。
在此事变中，唐其势事败被擒，攀折殿槛不肯出；塔剌海隐蔽在皇后座下，伯牙吾氏皇后用衣服将其遮掩。但塔剌海仍被曳出斩首，鲜血溅到皇后的衣服上面，伯颜上奏说：“哪里有兄弟叛逆而皇后袒护的道理！”将皇后一并抓出。伯牙吾氏皇后向顺帝呼救说：“陛下快救我。”顺帝说：“你的兄弟发动叛乱，难道还能救你吗？”于是迁皇后出宫，不久在开平民舍将其毒死，并没收唐其势的家产。这次谋变的参与者都被一网打尽，无一逃脱。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次又一次流血的派系斗争，至此以一胜一负而暂告一段落。
伯颜诛杀唐其势之后，专权自恣，无所顾忌。他擅自授官，赦免死罪，任用邪佞，杀害无辜，收诸卫精兵为己用，随便出纳府库钱帛，气焰嚣张，炙手可热，天下之人无不知晓伯颜之名，他的各种封号、官衔加起来足足有二百四十六字之多。这就必然引起元顺帝本人的不满。当时伯颜之侄脱脱，出于自家利益的考虑，见其伯父骄纵已甚，挟震主之威，深恐一旦败亡，同遭灭族之祸，乃暗中向元顺帝自陈忘家殉国之意，终于取得了顺帝的信任，并与顺帝心腹世杰班、阿鲁深相结纳，谋逐伯颜。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乘伯颜请太子猎于柳林之机，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共同策划，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由元顺帝下诏黜伯颜为河南行省右丞相。当伯颜知道不妙而遣使问故时，已无能为力，只得俯首就范。同年三月，伯颜被远徙而病死于龙兴路驿舍。
脱脱上台之后，废除伯颜旧政，颁布了一系列“更化”政策。但此时的元王朝已病入膏肓，各种社会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元朝政权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吞没！
名家回眸
正当外面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元朝内部也频生波澜。元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相残，从成吉思汗时就一直没有停歇，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诸部的内战中，就有过相关的记载。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到：元朝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复出一辙，最后只剩下一个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朱元璋也称他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塞外。
红巾军与白莲教
红巾军起义
自元朝建立以来，朝廷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
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货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着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