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叫做《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落在一个祭字。所祭者何？还是抄文章结语为当：“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按照全文的思路，作者批评了崇祯的为人，描绘了明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抒写了李自成及其军队的功劳，特别是李岩这个知识分子的作用，然后严格批评了李自成入京后的失策，尤着力于牛金星、刘宗敏辈的胡作非为。得出上引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那么，作者所祭，当在于明王朝与大顺朝之亡了。毛泽东盛赞郭文，并以之作为干部整风的读物，其意当在于鉴李军人京后所犯错误，以此告诫党内干部不可忘乎所以。这和他赞成黄炎培向他提醒的王朝变易的一句警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是相同，不过郭文具有形象化的作用而已。
以史为鉴，是妇孺皆知之说，也是中国历史学家常引以为任的带有无限感慨的豪言，似乎如此一来，就把历史和现实联了起来。窃以为此说不误，然而历史与现实毕竟不同，历史现象诚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毕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种种端端不能强拉在一起。相似并非重演，即使有时表面去看，有重演之徵，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事所相似”甚或相同者，此时与彼时诚或有之，然推其事所以发生之理，则各有其不同的“理有固然”。因此，我一向不赞成把“以史为鉴”无限化极端化。所谓以史为鉴，只能在某事某物中去领会，意到而已，且领会也可能人各相异。历史学家切忌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其结果将会以历史来符合现实之需，甚至是现实观点、政策、方针的说明。这样，历史研究范围将成为狭窄，而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了。“文革”前历史学的研究即有此弊，其最大的恶果影射中学之产生，不为无因。此文命题《以史为鉴说甲申》，所称以史为鉴，是按我所理解之义。说《甲申》，自是指说一说郭作《甲申》之文。
因此，我不愿以大顺王朝的各种贪残暴虐、强括搜财以至内讧与残杀知识分子（如李岩兄弟。宋献策也受排挤，不知所终）来和今天的贪污成风、“官倒”敛民相比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不惩治就不得了之局，惩治贪污腐败是极得民心之举。闯王入京后之事及其部下如刘宗敏、牛金早之所为，毕竟是彼时条件下所发生，而且迟早会发生，不过于闯军来得太快而已。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谓“农民革命”这相沿成习的称呼，实是对农民过高的估计，称之为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较为恰当（郭氏此文就没有农民革命一词的赞扬，他称之为农民运动）。农民起义成功，迟早必变质，殆成规律。大顺朝的悲剧是不能免的，我们不能听信小说家言，把农民领袖看成救世主。观乎陈胜方为王，同乡过访，讲了一句“夥移，涉之为王，沉沉者！”立刻被陈胜杀头，可知矣。你揭了他贫贱时的老底，能不杀吗？司马迁忠实写此，尽了历史学家的责任，给读者留下了沉思。而我们今天的贪污腐败，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多年以后新形势下所产生，是不该不应发生而发生的，其性质不同，其情况迥异，去除其弊之法亦必不同，强加类比，非只降低我们的水平，亦且将无大效。如果说以史为鉴，知忘乎所以可致亡国，此其大者。细一点，了解闯军苦心经营十六七年，几濒失败，终以不到二月之期，从山西打到北京，只三天的时间就打下了北京城，何其锐也，而明王朝则如同河堤溃决不可收拾，其中因缘，可加研究，可值深思。如此精锐之师，如此雄壮之气，何以四十二天就完了，亦可加研究，可值深思。读史鉴今，如是可矣。
郭氏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所列诸事，皆有所见，足发深思。他又做了几个假设，大意以为李自成进京之后不是那么做，而如何如何，则大顺朝可以成功，“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牵制的命运了吗？”这个假设，可以去做，但郭氏下面也说了：“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们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断难例外。”这是确言。然谓异族统治，则清王朝中叶之前倒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朝代，不必惋惜大顺朝没有成功，王朝更迭，不能预测其好坏，端视得政权后之作为耳。
抑有进者，郭氏浓笔重绘，歌颂了知识分子李岩（附及宋献策），深惜李自成听信谗言杀李岩，这是历史真实。当年毛泽东以郭文为整风材料，是否于此亦有感，无据不敢妄言。然观乎取得政权之前，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极端重视知识分子，注意知识分子政策，则此揣度或亦并非无因。
还想说一点意见。历来都认为崇祯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与一般亡国之君有所不同。郭氏也引了李自成登极诏里所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敝恒多。”郭氏则对崇祯加以痛斥，所举之其时灾民遍地官多搜括之情，其买崇祯之前早已如此，不能由崇祯一人负责。崇祯当国时的积弱，是几代积累而成。平心而论，崇祯倒是想有所作为，问题是内部业已腐朽，而他本人则无大本事，最大毛病在于无决断，多疑，不信任人。郭氏所加于崇祯的具体罪名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内容是最爱下罪己诏，“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下罪己诏，减膳撤乐，诚然有皇帝以之为手段的一面，历代以来，已近于虚应故事，但也不能说全是假的，全为要誉，尚须作具体分析。能罪己，尽管是空话，总比只怪别人好，能减膳撤乐，总比人民饿死，皇帝老倌大吃大喝歌舞升平好。郭氏之评，过于绝对，爱附及之。
闲话南宋
柳亚子
听朋友们说起，有一篇文章讲到南宋亡国的事情，而归咎于文人雅士，在我觉得这并不是高明的见解吧。
南宋从高宗到帝昺，有一百多年的政权，而卒归于覆灭。在我看来，当然是政治腐恶的结果。首先还得从秦丞相讲起吧。有人说他夫妇俩都是女真的第五纵队，特地到南朝来兴风作浪的。这句话的正确与否，姑且不去管它。不过他的排除异己，心狠手辣，给与南宋政权的致命打击，确实比张邦昌、刘豫之流更中要害。岳武穆的精忠报国，决心直捣黄龙，是谁也钦佩的。他却为了个人私见，偏生把他害死，还又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于是，韩世忠以下一班人，自然只好逍遥湖上，寄沉痛于萧闲；而文人雅士像忠鲠的胡铨们，也贬斥罪谪。几乎弄得死无葬身之地了。接着，又来了一位韩仛胄韩丞相，他标榜恢复，竖起了抗战的招牌，一反秦丞相之所以。所以一时清流硕望而兼文人雅士的像辛稼轩、陆放翁之徒，倒也颇肯拥护于他。不过，在政治方面，编管赵汝愚排斥朱熹，厉伪学之禁，弄得太糟糕了，自然军事方面也不会打胜仗的，末路是祸国而适以自祸。再接着，便是史弥远史丞相，他对于和战，好像都不感兴趣。但在内政方面，他废了济王拥立理宗，自然也是权高一切，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了。最后结果南宋政权的，却是一位贾似道贾丞相。
讲到对外，他倒也似乎很强硬的，曾拘留蒙古使臣郝经，数年不遣，作风和秦丞相的一味媚外不同。但在个人道德方面，更是一塌糊涂。他喜欢斗蟋蟀，下令民间捕捉，违者处罪，所以有蟋蟀相公之称。又在西湖广造别庄，收罗美女，争妍斗媚地供他享受。有人经过其门，稍稍驻足窥伺，便派侦探捉去秘密处死，旧剧中至今流传的《红梅阁》一戏，正是贾丞相的功德状呢。当国大臣如此骄奢淫逸，昏庸腐臭，国安得而不亡！拿来蔽罪于文人雅士而饶恕着他的罪名，真真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了。政治方面的措施，他在蒙古大军围困襄阳的时候，按兵不救，却借了整顿教育或是统制文化的名义，和秀才们作对。当时便有人送他歪诗一首道：
“刘整雄兵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平章军国全无计，只把科场闹秀才。”他又借整理财赋，充实军饷为名，下令丈量田地，滥加租税。于是人们又有上诗道：
“犹把河山寸寸量。便使一田加一亩，也应不是旧封疆。”原诗为“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手边无书可查，故缺首句，非替他避讳也。）读了这两首诗。可以知道当时的文人雅士们对于国事是如何的感慨呢。
并且，南宋时代的文人雅士，我觉得并不好做。一方面，政治的腐恶，战争的威胁，常常使他们有国破家亡不可终日之感。一方面，政府又严禁反动，道路以目，使他们动弹不得。陈东欧阳澈率领太学生徒，上书请愿，狂击登闻鼓，打死权阉的事情，已成为黄农虞夏的梦想般的黄金时代了。他们没有办法，也许只有做歪诗。但在南宋，做诗也还是犯法的事情。照当时的法律，是应该得着杖流处分的呢。所以，把南宋之亡来归咎于文人雅士，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正相反，文人雅士中，倒尽多有心的人物，不比高官厚禄者及其帮闲们的麻木不仁。
有一位文及翁，他便有游西湖有感的《贺新凉》一词，内容是：“一勺西湖水。
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一片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
更有谁蟠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依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文及翁自己便是一个文人雅士，也曾官拜参知政事之职。但政权在贾丞相手里，他除了填词寄慨以外，又能做什么事情呢？“簇乐红妆摇画舫”，怕正是贾丞相的行乐图吧。
像文信国这样顶天立地的人，他在起兵恢复以前，也曾纵情声伎过，但趣味当然和贾丞相不同。他也可以算是一个文人雅士，因为怀才不遇，有时候便不得不有所寄托。不知者说他是雅兴勃发，其实他正是一把辛酸泪眼，无地可挥呢。要是文信国、文及翁一班文人雅士早握政权，处了贾丞相的地位，怕残山剩水也并不是无可挽救，一定会万劫不复的吧。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实在是一件可以痛哭流涕的事情。后来郑所南、谢皋羽之徒，以及月泉吟社诸人，不都是文人雅士吗？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不起祖国。只有从秦丞相到贾丞相以及他们的帮闲们，才真真是民族的罪人。
孔融
徐懋庸
孔融，字文举，山东人，生活于东汉后期。据说他是孔子的后代，他的父亲孔伷，做过泰山都尉。
东汉后期的封建地主政权的实权，经常掌握在外戚（皇太后的亲属）和宦官（太监）的手里。有时外戚和宦官互相勾结，有时则互相残杀，但双方对于其他官僚，都加以排挤、打击。于是，其他的大官僚同所谓“名士”和太学生（两者都是官僚的候补者）结合起来，互相标榜，形成党派，以耿直自居，进行斗争，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宦官集团，所以与宦官斗争而失败的外戚，有时也同他们联络，共同反对宦官。这个大官僚集团，多次受到宦官集团的迫害，被叫做“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终身禁锢，不许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之祸”。
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加以无论哪一个集团都是贪污腐化，对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的，因此引起了农民起义（黄巾）。对农民起义要靠地方的军阀来镇压，外戚在同宦官斗争中，也勾结起军阀来了，因此地方军阀的势力就大了起来。灵帝末年，外戚何进勾引军阀董卓进京，想屠杀宦官，结果，何进自己先被宦官杀死，董卓却乘机杀死宦官和灵帝，另立献帝，把持了中央政权，但被其他地方军阀所反对，于是天下大乱。董卓失败，曹操继而劫夺了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讨，终于和孙权、刘备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孔融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险恶的时代里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是一个忠于汉朝的鲠直的官僚，又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有些独特的思想。他和他的一家人，有许多事迹，是很突出的。据说，孔融四岁的时候，每次和五个哥哥分吃梨子的时候，总是自己拿小的。他说，我是小孩，应当吃小的。十岁的时候，他跟父亲到京城洛阳去，有一次，他独自去拜访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官李膺。李膺曾吩吩门房，说除了当代名人和通家（上辈间有朋友关系的人），都不接待。孔融知道了这个规定，就对门房说：你去通报李老爷，我是他的通家子弟，要见。李膺接见了他，问你怎么是我的通家子弟？孔融说：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是你的祖先老子（老子姓李名耳）的学生，我和你岂不是累世通家么？李膺和在座的宾客都非常惊异于他的聪敏。接着又有一个客人陈炜到来，大家把这事告诉他。陈炜说：一个人小时聪敏，大了未必高明。孔融就对陈炜说：听你说来，你小时一定是很聪敏的吧！说得大家大笑起来。
这两件事，不过说明孔融从小就懂得谦让而且很聪明罢了。
孔融十六岁的时候，有一个“党人”张俭，被宦官通缉，到处逃亡，有一次逃到孔融家门口，想找他的老朋友孔褒，就是孔融的一个哥哥，但孔褒不在家，张俭觉得很为难。孔融看了这个情况，就对张俭说：我哥哥不在，难道我不能作主么？就把张俭收容下来。后来这事被官厅侦查到，就到孔家来捉拿张俭，张俭逃脱了，孔融和孔褒却因此被捕入狱。在审问时，孔融说，收留藏匿张俭的是我，应当定我的罪。他的哥哥说，张俭是来找我的，和我的弟弟无关。他们的母亲又说，家里的事，应当由家长负责。母子三人，一门争死，弄得官厅都觉得不好办，最后还是定了孔褒的死罪。孔融因此就出了名。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孔融的家庭，是很不平常的。孔融小时候生活上的廉让和后来一生的正直，决不是出于什么天性，而是家庭教育造成的。
孔融本来是不愿做官的，地方政府多次荐举他，他都辞谢了。后来不得已，才出去做官。他揭露宦官亲族的罪恶，受到当权者的责难，毫不屈服。他对外戚何进的态度，也很倔强，何进甚至想派剑客刺杀他。董卓专权以后，他提了许多反对意见，董卓不愿意把他留在朝廷，就派他到黄巾军势力量大的北海郡去当长官，镇压农民革命运动。孔融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对于农民起义，当然是反对的，但他对付不了黄巾军，打了几次败仗。有一次他被黄巾军围困在一个县城里，他派人到平原郡长官刘备那里去求救，刘备那时还是一个小人物，得了孔融求救的信，不禁惊喜道：孔北海也知道天下有我刘备么？就派兵去解了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