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便是中法战争。由于张竭力主战，清政府就把他从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实际上由他主持战事。张之洞坚决抵抗，积极备战。他做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奏请朝廷起用刘永福。当时在是否起用刘永福的问题上有争议，张之洞主张重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给刘永福以正式官衔，封为记名提督，并发饷15万两。他还起用了老将冯子材，冯子材本来已退休在家，张之洞把他请出山，给以兵权，终于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另外，张之洞还大力支持刘铭传在台湾抗法，资助30万两饷银，并派粤军支援。在中法战争中，他不是统帅，但实际上是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可以说他的功绩是很显著的。
最后便是甲午中日战争了。他在战时已调代理两江总督，为了抗敌，他把两江、湖广的军队大批北调，并借款支援东北的抗战，态度很积极。待到马关谈判签约时，张之洞又坚决反对割台，他大胆陈奏声称：如果签约，“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锋芒直指慈禧、光绪。
及至日本割台，台民激烈反抗之时，朝廷断绝对台支援，而张不顾禁令，由汇丰筹款援助台湾抗日，所以当时有人指责他，说台民“反叛”是他的主使。
在近代史上，身居高位、掌握一定权力的大臣坚决反侵略的很少，可谓凤毛麟角。林则徐、左宗棠较突出，张之洞也可算一位。他虽未带兵上前线，但一生站在抵抗派一边。在关键时刻，有言论、有行动，能考虑到民族利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张之洞本人是过渡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新旧思想冲突很鲜明。他是清朝大臣，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他崇奉儒学，维护纲常伦理，这两个方面贯穿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代在飞速前进，他却跟不上时代，逐渐成为落伍者。戊戌维新时期是张之洞的一个转折点，这时的新旧冲突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本来支持维新变法，对康梁也很友好，特别是在湖广总督衙门接待当时仅为举人的梁启超，礼遇不亚上宾，实不寻常。另外，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最得意的弟子，跟张关系甚密，刘光第也是张所推荐。然而，张之洞和维新派之间渐生分歧，并走向了对立。开始仅是学术上的，张之洞对公羊学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政治分歧，反对“民权说”，终与康梁反目。《时务报》主笔汪康年与梁启超之纠纷便反映了这种矛盾。后来，张之洞又著《劝学篇》反对维新派，并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而自立军就是在康有为领导之下，以勤王为名搞武装斗争的军队。
总之，张之洞是个矛盾人物，他做了很多好事，办实业、筑铁路、开学堂、建新军。他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是坚决抵抗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一点正是他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和李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但张之洞身上有许多旧东西，跟不上时代的前进而落后于时代。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这种情况，从先进转向落后，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的佼佼者，后来又都落后于时代，这是近代历史人物普遍存在的缺陷。新与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激烈交战，时代前进了，如不能及时抛弃旧思想，吸取新思想，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保守、落后，甚至走向反动。
但无论如何，张之洞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功绩，值得肯定和纪念，至于他的局限和缺点，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得到解释，得到理解，不能够苛求。
秋风宝剑孤臣泪
姜鸣
驱车出合肥城区，向东行驶不久，就到了东乡大兴集。在合肥钢厂的围墙边，朋友叫开了关闭着的铁门，带我走进一个荒芜的院落。没有想到，在高大的烟囱和轧钢车间厂房之旁，就是我想探访的李鸿章墓地。
三开间的享堂正门，只有柱子和山墙，南北侧既无墙垣、更无门窗，一片凄凉的景象。享堂所在的四合院，正房和东西厢房，因为前些年做过钢厂幼儿园，侥幸地保留下建筑的基本轮廓。
享堂院子里，栽有两株广玉兰。广玉兰是南方树种，在安徽本不多见。但在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向淮军参战有功大员赏赐了一批广玉兰，得赏者又把树木送回老家栽种，使得合肥一带保存了好些百余年树龄的广玉兰。眼前的广玉兰，一株略小，是后来补种的；另一株长得高大参天，正是当年御赐的原物。
院子里，荒芜的杂草中，还横卧着两块截断的李鸿章神道碑。
冬日的上午，阴霾的天空没有阳光，我的心也像灰色的天空，沉甸甸的。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鸿章临终的场景。
李鸿章病逝于1901年11月7日。此时，距他代表清政府，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11国签订《辛丑条约》，恰好三个月。
签约前两天，李鸿章得了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他是扶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签约的。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他呈现出风烛残年的衰颓景象。持续一年极为艰难和屈辱的议和谈判，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而签约之后，与俄国谈判从东三省撤退俄军的方案久拖不能定局，更使他焦虑万分。
10月30日，李鸿章去俄国使馆谈判，回来后病情加重。当夜，李鸿章胃部血管破裂，咳血半盂，色紫黑，有大血块。急请德国、美国大夫治疗，安排药剂和鸡汤、牛奶、米汤、锅巴粥等流质食物。
根据身边幕僚记录，11月1日，病人胃部感觉渐舒，能靠床坐，睡眠也安静。
5日，病情似乎更有好转。早上起床后，幕僚感到病人精神清爽。白天所谈，皆是公事时事。话多了，吐字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有些恍惚。事后想来，这正是回光返照的症状。晚间，李鸿章吃了少量梨汁、藕汁。半夜中感到他喉中有痰，呼吸带喘。
6月早晨，病情忽然转重。当他的老部下，直隶布政使周馥闻讯赶到贤良寺的时候，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在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延至7日中午，两目炯炯，瞠视不瞑。
周馥哭喊着：“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的嘴唇忽然喃喃翕动，欲语泪流。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阖上。十六个月后，李鸿章被安葬于安徽合肥东乡夏小影，夏小影就是现在的大兴集。这一带安葬着宋代名臣包拯和朱元璋部下大将张得胜，待到李家墓地落成，当地就有了“一里三公”的说法，三座墓地处在一平方华里之内。
这是李鸿章生前认可的墓地。1892年，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去世后，他在给儿子经方的家信中，曾谈到对身后葬事的安排：
夏小影生塘，大伯与王少谷看定有年，汝应亦闻知。前年少谷赴金匮县任之先，带桐城善做坟工匠至彼处堪开塘穴，寄来土色甚佳，内有小灵龟四个，谓是真穴。此次伯父书怂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赶不及……风水之说，吾不甚为然，只求无水无蚊，以安体魄。今世所云地师者，各挟小术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遗体悬搁不葬，于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为李鸿章大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而从信的内容看出，李鸿章不太迷信风水。这同他请西医看病一样，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脾气。李鸿章生前爱办洋务，却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墓地会变为钢厂的一部分。
但李鸿章并没有安眠在他曾经痴恋的工厂脚下。到了1958年，当地人民公社挖坟取宝、兴办工厂，他的遗骸被从墓地掘出。人们记得，当时被称为“汉奸卖国贼”的老人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
同年，全民大炼钢铁，合肥钢厂兴建起来了。钢厂就把挖掘一空的李鸿章墓地划进厂区。
临终前，李鸿章曾经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信。向他，并通过他，与沪上官、商圈内的朋友诀别。这封遗书，去年首次披露。遗书中写道：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封尘；
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
鸿章又拈句柬海上官商寅友，并谢拳拳，乞弟代为一一致意。愿诸君多努力共济时艰，鸿章虽死犹生。
李鸿章是从上海起家的，临终时想起上海旧友并不令人意外。年轻时，李鸿章曾是个科场得意的才子，24岁就考中进士，又拜在父亲李文安的同年曾国藩门下做弟子，讲求义理之学。假如没有太平军起义，没有西方列强入侵，在平庸的咸丰朝，他只能逐日到衙门画卯，在京寓的四合院里读书吟诗；或者外放出去做父母官，在漫漫的宦海生涯中积累履历。只要瞻前顾后，不犯过失，内外打点，建立奥援，到了晚年，攀爬到权力金字塔阶梯中最高几层也是有可能的。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人物何止成百上千？他们死后，朝廷照例“交国史馆立传”，然后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列传中，再也无人理会了。
然而，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的最大变化时代，他注定要成为重要人物。他创建淮军，恢复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他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厂、铁路，矿山、学校，建立西式装备的海陆军，以图自强；他主持对外各项交涉，签订了许多条约。在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打开的时候，中国社会也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得他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直至一百多年后，人们依然在反思李鸿章当年的种种往事。
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和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个最为屈辱的城下之盟。但细细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对前者，多是夹杂着对李鸿章军事和外交失败的严厉批评；而对后者，却认为李鸿章替朝廷解决了一场巨大的国运危机。所以，维新思想家严复给李鸿章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当此；
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何如？
挽联的上联，是惋惜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倡导的各项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实施；下联则说，倘若李鸿章不从广东奉诏赴京、谈判议和，知识分子们又要批评他为了自己的名誉，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这个区别，后世的人几乎很少体察。
李鸿章和他当时的同事们，在签订两个条约的时候，其实都考虑过身后的名声。
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做出的任何决定”。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披露，李“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理衙门去电，称经方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仲日剧，神智不清，断难胜此巨任。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隐含了多少诡谲的政海波澜？
在离开广州，北上与各国使节开展议和谈判前，他对送行的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说罢涕泪长流。此时，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为不可为之事。惟有北京人在期盼他欢迎他，等待他了结残局。著名戏曲作家齐如山先生回忆说：“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
如今，世间已无李鸿章。今天的合肥人，也不再简单地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了。
前些年，合肥城区改造，动工的街坊涉及到李鸿章故居。经过有关人士多方呼吁，早已残破不全的故居终于保存下来，并修建成陈列馆供人参观。脚下这块李鸿章墓地，也将由故居陈列馆主持修复。
陈列馆里，有一件带着长长血迹的黄马褂，这是复制品。上了年纪的人记得，在从前李鸿章的祠堂里，保存着李鸿章马关谈判遇刺时的原件血衣。
陈列馆里，还陈列着当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学生亲拟的考题，问：各国立约通商，本为彼此人民往来营生起见。今设有一国，竟欲禁止有约之国人民来往，其理与公法相背否，能详考博证之欤？
当人们读着这道意味深长的题目时，似乎感受到李鸿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详着自己。
无疑，李鸿章是清末官场最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外患逼迫的复杂局面时，却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悲剧人物，甚至被视为民族罪人。这是他能力不济，还是中国的国运不济？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交往中，依凭的是实力而不是口号，讲究的是审时度势折冲樽俎而不是激情冲动肆意行事。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俄国代表还逼迫他将东三省路矿及其利益全部让给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引发他激动、争辩、呕血，并导致死亡。李鸿章内心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主旨，最后却只能发出“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的哀叹，令人感慨良多。
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亡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他的结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李鸿章做了无数研究，但总体把握和评价，却没有超过梁任公的识见。现在重读梁氏所写《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历史学家是否感到汗颜？
庞贝——复活了的两千年前的古城
周而复
一座城市死了
50年前，我读了莱通的《庞贝的最后日子》，虽然内容早已忘记，可是庞贝的景象还模模糊糊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曾经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到庞贝去看看就好了。这个希望埋藏在我的心底整整五十个春秋，没有实现。这回到意大利出席意大利全国作家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恰巧是在那不勒斯这个美丽的地中海边城市举行，而庞贝离那不勒斯不过数十公里。上午9时，我们坐上汽车，从圣塔露西亚旅馆出发，向庞贝开去。
庞贝可能是来源于希腊语“Pempo”这个动词，意思是“处死”。公元前8世纪，居住在蒂勒尼安海岸边的一群殖民者，在火山南坡的高地上发现了庞贝这个新村。由于新村的战略地位，希腊航海家和商人把它纳入旅行计划里了。庞贝受希腊人的影响，还受伊特斯坎人（Etruscan）的压迫和统治大约50年光景。公元前5世纪末，萨姆尼特人（Samnites）下山，结束了希腊和伊特斯坎的战争，占领了坎帕尼亚的大部分领土，这个地区实现了第一次统一。庞贝消灭了希腊的痕迹，使其富有意大利的特征，大部分地区重建了。后来萨姆尼特和罗马之间又发生了战争，庞贝又沦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庞贝人虽然为争取独立而进行过战争，但终于成为罗马的殖民地。从此，庞贝的历史就和罗马的历史连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