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平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平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
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饭后要大家题字，我偶然的写了“无门关”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几部书，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元白先生的豁达
来新夏
元白先生是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几个经常到启功先生家去的学生对他的尊称。我19岁入大学后就受教于正当而立之年的元白先生，读大学语文，并向元白先生学书画。只是我的艺术资质太差，一直落后于其他同伴。但是，元白先生依然不厌其烦地加以教诲，给我的习作圈点修改。我曾经学画过两个扇面，那只能算是临摹习作，送给元白先生审阅，他看到后，却认为还看得过去，就当场动笔亲加点染，果然大不相同，顿见画意，不仅使我欣喜非凡，同伴们也都羡慕不已，当然这是先生对学生的一种鼓励。等到四十年代初，元白先生在天津开个人画展，几位弟子正如大树底下乘凉般地参展，我的那两个经过先生点染的扇面也鱼目混珠地摆在会场，居然售出，我也得到一笔足够一个月伙食费的收入。这种经过包装的“伪劣假冒”行径一直使我感到不成材的惭愧，而元白先生却一再安慰我说，事情总有个过程的。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怀念这种温馨，又时时懊悔当年为什么这样草率地展售出去，辜负了先生的垂爱，失去了珍贵的纪念品。更为不该的是我终于因不刻苦努力，自己觉得在这方面难以成材，遂借口缺乏艺术细胞，而“学书不成去学剑”还以不再耽误先生对我的劣质品加工的时间作为饰词。画虽然不学了，但师生的情谊不衰。我仍然每周至少去启府一次，大多是周日，和同一年龄段的新知旧友，围坐在画案周围，静听元白先生谈古说今，增长了许多课堂上难以学到的掌故旧闻。有时还要“蹭饭”。有一次，我一进门，元白先生就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吃煮饽饽，我没有什么反响，心想棒子面饽饽也值得这么高兴吗？孰知吃饭时端上来的却是几大盘三鲜饺子，原来满洲俗称饺子为饽饽。我不禁自嗤幼稚，并把这种可笑讲给元白先生听，他听后哈哈大笑，而我则明白了婚俗中的子孙饽饽原指吃饺子而言。
元白先生少孤，家境也不算富裕，是由老母和亲姑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的。启老太太是位慈祥敞亮的老人，有时也和年轻人讲点笑谈；亲姑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具有豪气的爽快人，为了协助嫂氏抚孤，一生未嫁。元白先生很敬重她，按照满洲习俗叫她爹爹，我们则顽皮地称她“虎二爷”。虎二爷对我们有点差错就直爽地数落几句，但总让人感到很亲切而不以为意。元白先生对两位老人都极尽孝道，言谈间总感谢老人培植自己的恩情，有时还向两位老人说点讨喜欢的话语，做点有趣的举动，很有点老莱子娱亲的意思。元白先生勤奋苦学，终于有成，给老人以最大的回报和安慰。
元白先生和夫人数十年夫妻间感情甚笃，真称得上是相濡以沫。启师母是位非常贤淑的女性，终日默默不语地侍奉老人，操劳家务，对元白先生的照顾尤为周到，说她无微不至，极为恰当。她对学生也都优礼有加，从没有师母架子，有时还给我们倒杯水。我们都心中不安而逊谢不遑，但启师母仅仅微微表示一丝笑意。启师母在我们师生间交谈时从不插言，即使元白先生有时对师母开个小玩笑，想把她拉进谈话圈里来，师母也只是报之以微笑，不像有几位老师家，师母往往喜欢喧宾夺主地絮谈不已，常常使老师处于一种无奈的尴尬境地。
元白先生是个天生幽默豁达的人，几十年来，我从未看到过元白先生疾言厉色地发过脾气，即使很不如意的事也是常以一种幽默来解脱。平日谈笑间也都坦荡豁达，如果不是生性淡泊，识透世情是决难做到的。《启功韵语》是元白先生著作中我最喜欢读的一种。它虽说是元白先生的一本诗词集，但我总看它像一位性情中人流露真情的一幅自我画像。它以一种率真的笔墨，豁达的心态，坦诚地把自己裸露在世人的面前。它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写的都是平易之词，所以很多人爱看喜读，我手头由元白先生题赠的那本是我藏书中出借率最高的一种。人们读后或许会有各种不同的收益，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们似乎从嬉笑的文字中读懂了元白先生幽默豁达的性格，感到老人很有趣；但是，人们或许没有看到这种嬉笑是无泪的笑，苦涩的笑。因为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倾吐着一位饱经沧桑老人的郁愤。我读过几遍《启功韵语》，都笑不出来，对有些篇章词句甚至会无声地流泪。《自撰墓志铭》充分体现出元白先生的豁达，他用七十二个字明快洒脱地概括了一生，铭文中说：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是一篇辛酸的人生总结，也是元白先生的骄傲。这应是碑铭文字中别具一格的名篇。1957年的不公正遭遇仅用“派曾右”三字来概括他人生旅程中多么不平常的一段经历。貌似轻松，实则包含着多少同命运者的辛酸。我从六十年代被“挂”起来以后，有些旧友无可责怪地与我疏远了，惟有元白先生相交不变。
我每次去京，元白先生总是了无顾忌地热情接待。他虽然已经“摘帽”，但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却一再劝我“要想得开，要善于等待”。他用这些语词来宽慰我的抑郁，并且请我到高级饭馆去改善生活，这在三年困难时期，“一饭之恩”是永志难忘的。十八年后，我终于被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元白先生是最早知道“喜讯”的，他写来的信也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安慰信。他在信中一本其幽默豁达的性格，调侃我十八年寒窗盼来了薛平贵，他还引了自己说过的“王宝钏也有今日”的词语，引我为同调，我真是和着笑的眼泪读了他的来信，深深地感谢我青年时代恩师的殷切关注。元白先生对政治挫折平淡达观，但对启师母却是伉俪情深远胜于政治挫折。这就是元白先生的真情所在。元白先生在《自撰墓志铭》中曾两处涉及启师母的逝去，但他仍以为这远远不足以表达他悼亡之情。
所以，他另写有《痛心篇二十首》专篇。《痛心篇》前前后后写了一年，缠绵悱恻，哀痛悼念，读之令人心碎。这是一位贤淑女性应得的回报，也是诗人的一种人生情怀。《韵语》中有一首题名为《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
的诗，结尾一联说：“如果有轮回，执笔他生再。”真是快人快语，不行就是不行，有事下辈子再说，真可为之浮一大白！我对元白先生的诗作说了如此之多，也许不是元白先生的本意，但是，诗是允许以意逆志的。
元白先生对金钱看得很淡薄，他的字画成名较早，本可以获取很多钱，但他并不富有，晚年还寄居亲戚家，出亦无车。近几十年，元白先生极少作画而字名日盛，聚财也并不难，但他多从情谊出发。如果人们注意到，中华书局有许多书签都是元白先生所题；在不少学者家里，也常可以看到元白先生的墨宝；拙著有多种都是由元白先生有求必应地写付好几条横竖不同的题签备选，甚至还在来信中一再说明“如有不适于印刷处，示下重写，勿客气也”；又在另一次我求书的复函中谆谆嘱咐说：“近题书签多半字大，印时不加缩小，每觉难看，兹写力求较小，如书册略大，可放大付印也”。但是，传说有某权要以钱索书则被元白先生所拒。
近年来，有人为元白先生组织过几次书展，有所收入，元白先生用来资助教育，但并没有为自己设立“启功奖学金”，而是为励耘老人陈垣老师设“励耘奖学金”。也许有人认为援老曾有恩于元白先生。可是当今受恩反噬者又有几多，自我标榜者也大有人在。元白先生的风格与情操于此可见。近年来，元白先生声望日隆，艺术成就也蜚声于海内外，求字请教者不断，这对于年老多病的老人来说自然很不适宜。学校领导视元白先生为国宝，特加保护，元白先生不太习惯，曾自喻为“熊猫”。有一次，他因病谢绝来访，特书“大熊猫病了”一笺张贴门上，表现出一种诙谐豁达，使来访者见此，在笑声中欢快地离去。元白先生很重旧情，我在拙作《林则徐年谱新编》的后记中，曾把我被落实政策后，元白先生对我的深情厚谊写进去了，元白先生在一份刊物上看到后，特意写信来重温往事，信中说：“读到《东方文化》杂志中有大笔‘捧柴’之文（按：后记曾在《东方文化》上发表，题名作《众人捧柴》），其中涉及不佞题签事，因及旧谊，并及薛平贵之典故。回忆前尘，几乎堕泪，以不佞亦曾自言‘王宝钏也有今日’之语，虽然身世各自不同，而其为患难则一，抵掌印心，倍有感触，半世旧交，弥堪珍重！”披肝沥胆，实发乎至情。
元白先生对生和死也很豁达。1996年初夏，我因公出国访问，为便于到北京机场赶早班飞机，在前一天就投宿于北京师大的新松公寓。傍晚，我专诚去小红楼看望元白先生。非常幸运，他中午方从医院回家，长久不见，互问情况。
他还非常客气地，首先对因住医院没能及时为我新作《林则徐年谱新编》题签表示歉意，并说在我访日回来前一定完成，我感谢元白先生的盛情。等我很快访日归来回家时，不意在我书桌上赫然陈放着一件特快专递，原来是元白先生为《林则徐年谱新编》所写的横竖标签数则。元白先生以高龄病躯为我题写书名，用情之深，使我非常感动。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元白先生一生豁达，幽默可爱，虽历经坎坷而不移其志。我半个世纪前受教门下，哪想到半个世纪后又受到一次识透人生的教诲，谈笑间解答了“坎儿”的困惑。虽是谈笑，却隐隐约约地启示人们不要拘束在各种各样的“坎儿”里，要拿得起，放得下。愿人生的勇者都能像元白先生那样豁达，敢于和形形色色的“坎儿”碰撞，能喜笑颜开地闯过包括“大限”在内的各种“坎儿”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