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策信息不够充分、人脑加工能力有限的现实世界里，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往往是驭繁于简的方案。
假如一位心梗患者被送到了医院，医生需要迅速决定这个病例是否属于高危，以确定后续处置方案。将病人的所有理化指标都测出来再作判断，是根本来不及的。在实践中，医生采取的简易决策方式如下：如果病人的收缩压低于91，则判定为高危；收缩压高于91，则看病人的年龄，小于62.5岁者则不属于高危；大于62.5岁者，则看看是否有窦性心动过速，心动过速则判定为高危。这样，最多回答三个问题，就能作出性命攸关的决策。
以上决策方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不需要众多的指标；第二，不需要计算，只回答“是否”即可；第三，这是循序进行的，如果第一步判定病人为高危病人，就不需进行后面两问。因此，这种决策方式既快速，又简省，可称为“快省决策策略”。有人担心，这种判断可能不太准确。而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决策方式得出的结论之质量不亚于搜集了各种数据、进行了繁复计算后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定量方法不是很“科学”吗？这是因为，经过长期进化的人脑的本事，是迄今的思维科学尚无法把握的。比如，面容识别、语音识别、脚步声识别都是极其复杂的任务，人完成这类任务轻而易举。可是，让一个人通过观察另一个人的手型或脚型来辨识身份却非常困难。这说明，人的思维加工是突出重点的，也是删繁就简的。人脑的删繁就简能力，目前的人工智能水平和定量模型都无法望其项背。假定我们设计出了一个智能高度发达的机器人棒球运动员，他怎么接住对方击出的球呢？他至少要知道：击球的速度、球棒与棒球接触的角度和击球方向，再根据当时的风力、风向对计算结果进行调整，从而决定自己的奔跑速度与路线。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复杂的运算。优秀的人类棒球运动员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说：简单得很！只要始终抬头看着飞行中的棒球，随之改变自己的奔跑速度和方向，使得眼睛与棒球之间连线与地面形成的夹角不变，最后，棒球总要落入我的掌心！
可见，快省决策策略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具体地说，它包括以下几种决策方式：第一，基于无知的决策。懂得少不一定是坏事。在特定的条件下，在进行二选一的决策时，可以简单从事：认识、熟悉哪一样就选哪一样。比如，只吃以前吃过的东西，就不易发生食物中毒。又比如，让人们判断哪个城市大？你听说过什么城市，就说什么城市，往往比拥有更丰富的知识时所作的判断还要准确。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采访了480个人，问他们听说过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哪些只股票？并买下人们听说次数最多的那些股票，观察其6个月中的表现。结果，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股票的收益比那些以总体市场业绩指标为参考而买下的股票的收益要高。第二，单一理由决策。比如雌鸟抓到一条虫子回巢去喂雏鸟，个个雏鸟都嗷嗷待哺，喂哪一只呢？它可以考虑很多“变量”：哪只雏鸟最瘦？哪只最饿？哪只年龄最小？考虑的变量越多，越拿不定主意。还不如只考虑一个变量，一条理由。实证研究表明，在需要反复进行决策（如喂食）的场合，根据单一理由进行决策的效果更好。第三，消除法。在生活中，二选一的决策任务不太多，多选一的情形更多。如何尽快消除掉一些不需再考虑的方案呢？例如，让我们估计一个城市的人口有多少。由于小城市不太可能有职业足球俱乐部，我们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足球俱乐部知识，在待选城市名单中一下子消除掉一批小城市。第四，基本满意法。以上几例，都是在已有方案（答案）中选出较好的方案（答案）。更经常的是，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因此，发现了基本满意的方案就可以停止搜索。最典型的例子是找配偶。如果谁发誓：不找到最佳配偶决不凑合，那恐怕就得打算一辈子打光棍或做老姑娘。只有将态度端正为：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就可以考虑“处一处”，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终身大事。
我们有很多领导干部经验丰富，直觉敏锐，他们的决策策略其实就属于“快省决策策略”。可惜，没有人对这些经验进行总结，将其归纳为像判断心梗病人危险程度三步骤那样的易学易记的规则。管理学者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同时，只要我们不过分迷信量化决策方式，充分尊重人类思维特征，我们也一定能创造出更多、更合理的决策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