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不同。
诗人卞之琳先生在《人与诗：忆旧说新》中说，曾听徐志摩讲过：徐志摩从小近视，也没有配眼镜。长大后，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配好眼镜后的当天晚上，他戴着眼镜抬头一看，平生第一次看见满天星斗，“感到无比的激动”。这一经历或许多多少少激发了徐志摩诗歌创作中常显现的一种灵感。美国发明家、建筑师、诗人兼哲学家巴克明斯特·富勒（化学上的“巴基球”就是用他名字的昵称“巴基”来命名的，“富勒烯”则是根据其姓氏来命名的）则从小是远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远视，于是也就习惯了从“宏观”上把握事物。这也许有助于他后来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近视与远视，有如许的差异。
文学家徐懋庸先生在《金圣叹的极微论》一文中说，在小品文的写作上，“把伟大的宇宙混沌地来看，也不及把渺小的苍蝇微妙地来看之有趣”。徐先生还说，可叹如今的社会科学上，却尽是空谈宇宙而不解剖苍蝇。徐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批评，至今并未过时。粗看与细看，有如许的差异。
明朝医学家张介宾的《类经图翼》中说，“是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心之易不容忽”。这句话其实点出了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即西方更重视对客体、对大自然的研究（物理之易），故而产生了坚实发达的自然科学，东方更重视对主体、对人伦、对人身的研究（身心之易），故而诞生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从而，东西方的发展路径也大相径庭。重视物理之易还是身心之易，有如许的差异。
国人对知识的态度，在糟糕的时候，是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好的时候，则是抱持对知识的纯功利主义眼光，从古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到而今比较推崇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莫不功利得可以。尽管我们一向提倡辩证法，但是，辩证地看待知识的情形真是不算多。“书中自有什么什么”的知识观和“知识就是力量”观，可以说分别是前现代和现代的知识观。一些发达国家进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于是，就有了对知识的后现代审视。
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知识出现了非人格化趋势。以往，知识一定是通过人来传授的，所以，知识的人格化特征很强。现在就不一定了。但是，人们又顽强地抵抗非人格化。例如，在电视上，即使记者自己可以把某项知识解释清楚，他们还是喜欢用采访一位谈伴的方式来传递知识和信息。
由于观察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可信性受到怀疑。原先，知识正确与否，要用观察来加以证实。观察结果是可以演示的，可以弄明白的。现在，观察技术日益复杂，这些技术所产生的数据和知识没有几个人能懂（比如，我们身边的人谁能看懂卫星气象云图？），无奈，我们对现有的科学知识是不信也得信。随着数字化的普及，我们不得不相信产生了数字化数据的那些技术。但我们心底还是有疑惑，这些数据真的那么可靠吗？比如，在数据转换过程中，原始数据会不会发生扭曲、畸变？
由于表现技术的发展，知识出现割裂化趋势。过去，知识的表现方式无非是口头和书面两种。现在，表现方式还有桌面出版、计算机图学、计算机动画、计算机模拟、光卡、光盘、数据库，等等。一个人也许能理解口头语言和文字表述所蕴含的知识，但面对计算机模拟却可能一筹莫展，目瞪口呆。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过度的基于知识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行动的合理化，意思是行动要基于算计（calculi）。在最近几十年来，算计的作用确实越来越突出，而正是信息技术大大加快了算计过程。但是，简单地将人的理性行为化解为算计行为会引起许多问题。
为了克服上述矛盾，就需要一门后现代的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它不是要寻求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其研究结果不是关于事物是如何运行的陈述，而是如何处理问题的策略。这样的一门信息科学，不仅专业信息工作者会关注，广大公众也会对之非常关注，因为在这门科学的指导下，我们对知识“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就不仅能明白“对面这些知识不简单”，而且，能保持头脑清醒，不容易沦为知识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