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蓝领工人干活，主要是身累。知识人上班，主要是脑累。为了对付身累，人们发明了各种机器。有了起重机，建筑工人轻省多了；有了插秧机，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为了对付脑累，人们也开发了各种方法与手段。有了电脑，文字处理容易多了；有了复印机，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了。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使得人脑不那么累？至少有一条：简洁的文体，对于减轻脑累是很有作用的。
再放大了看一看这个问题。在物质世界，我们需要节能，否则就做不到可持续发展；在心智世界，是否也需要“节能”呢？要不要节约心智能量呢？怎样用简洁的文体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以免人家脑累？2004年第4期的《科技写作与传播杂志》（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发表了美国田纳西大学英语教授、技术传播课程计划主任Russel Hirst的文章《赫伯特·斯宾塞的文体哲学：节约心智能量》（Herbert Spencer"s philosophy of style:conserving mental energy），探讨了这个问题。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Hirst的文章介绍说，斯宾塞一生的著述有500万字，其中涉及修辞学（Rhetoric，在很多场合下，我更愿意将这个词译作“论辩术”）的文字才25000字左右。因此，将他列为修辞理论家也许显得奇怪。其实，这样做并不过分，因为斯宾塞在32岁时就发表了题为《文体哲学》的小册子，提出了他的文体哲学思想，他在这方面是有深入思考的。Hirst在文章中阐述了斯宾塞的文体哲学的精义。他说，斯宾塞的《文体哲学》一书对文体学，尤其是对科技传播产生了显著影响。斯宾塞的这个只有12000多个词的小册子为什么在历史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一是因为，他将传统的修辞学理论与19世纪当时的科学、技术与进化论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易于打动人心。二是因为，文体哲学是他宏大的“综合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们折服于综合哲学，也连带地接受了他的文体哲学。在那么早的时候，斯宾塞就天才地将人类心智描述成是一种符号处理机器。他认为，传播既涉及认知的维度，又涉及情感的维度。他还提炼出了有效文体的几个基本要素。《文体哲学》中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几个观点是：一切都应该简而又简，但不能简省得太过分；只要做到了表达得体、意思清晰，则用字越少，文章越生动；目前用信条的方式表述出的戒律，如能将其化约得像科学分类那么简明，则会更具影响力；在任何情况下，若能回答好“为什么”的问题，则人们会更加信服；语言接受的心理学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有待深入研究。
200多年之后，我们现今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做得怎么样呢？我们记住斯宾塞的提醒了吗？仍有不少人的科普文章有理缺情，打动不了人。仍有不少人动辄长篇大论，似乎篇幅能带来气势。仍有不少人善于总结“几要几不要”，但讲不清为什么。比如，一些科普文章说，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做，又有人说，菠菜豆腐可以一起做。无论哪一种说法，它们只是纯粹的理论推导呢，还是有实验根据？这些文章似乎从来没有交代过。因此，我对这类科普文章中的说法总是很怀疑的。斯宾塞提出的语言接受机制问题，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为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为什么在突发紧急事件中，权威的说法没人信，谣传却满天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相信显而易见的歪理？
我们21世纪的科技传播工作者得发奋努力啊！不然，斯宾塞老先生会很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