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朱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将，但却非常重视文化事业，他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大力扩充国家藏书，并编纂了一部传世的经典大书——《永乐大典》。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永乐元年七月，朱棣命侍读学士解缙主持编纂此书：“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朱棣这个喜欢征战沙场的骠勇将军，为什么会对文化建设感兴趣呢？这主要是处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国家已经安稳下来了，夺得天子宝座靠的是军事实力，治理国家则主要依仗文治，朱棣还是一个很有政治思想和见地的政治家，早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变化，所以果断的开始向文治转型。其次，朱棣刚上台为了稳固统治屠杀了不少建文旧臣，给天下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既然兴文治自然要拉拢这些士人，但是朱棣又不希望让他们握有实权，所以便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让他们抄书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棣萌生了编纂一部规模浩大的图书，一来可以显示自己对文臣们的重用和优待，更重要的是自己所编的这本书一定要比历史上所有的书都庞大，如此一来后人们自然就能够记住自己文治的巨大功绩。 好大喜功是所有封建皇帝的共同特征，朱棣也跑不出这个定律。本着建功立业的想法，朱棣初步决定编书的规模一定要大，只有浩大的声势才符合当今永乐盛世的繁荣局面，才符合自己千古一帝的权威身份。 于是，三千文士聚集在皇宫之中开始按照朱棣的要求编纂图书，他们将天下古今图书全部一网打尽，历时三年之久，终于成书。 图书编成，朱棣自然十分高兴，规模如此浩大的一部书与自己的文治可谓相得益彰，于是，便高兴的赐其名曰《文献大成》。这可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最好证明，朱棣当然要仔细翻阅一番，从中找寻一下丰功伟业的满足感。 可是这一翻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本书根本就不合朱棣的意。此次编纂该书是由大学士解缙主持的，解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儒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朱棣编纂此书是想着兼收并蓄，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家弟子，要想做到兼容杂家似乎并不容易，朱棣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想兼收并蓄还是找个杂家来主持编撰会更显完美。 朱棣对于建功立业，传承后世，显示自己文治武功伟绩的事情，自然是十分上心的，所以精益求精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由于第一次的编纂成果令朱棣不甚满意，于是他便开始组织第二次编撰，这一次，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改命杂家姚广孝，也就是精通阴阳的和尚道衍主持重修工作。 姚广孝接到朱棣的圣旨后，便开始着手筹备重修工作。姚广孝虽然只是一个和尚，但是他鼓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中，一直担任其军士角色。可以说满腹谋略的姚广孝对于朱棣的政治思想和意图还是十分了解和清楚的。 虽然朱棣并没有点破追求建功传世的意思，但是姚广孝却早已经意会。于是，重修的过程也不可谓不浩大。全书以《洪武正韵》分类编目，以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从各种书辑入与此字相关联的内容，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类书。
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为了区别于第一次，朱棣再次赐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亿字，凭借着卷帙浩繁的规模，该书成为了永乐文治的重要标志。 出于对隐藏自己杀戮形象的想法，朱棣在后期执政的过程中，一直谋求建功立业，并一直将自己粉饰为一个典型的仁慈儒君。《永乐大典》修成后，朱棣对于证明自己文治功绩的大书很重视，遂下令将全书藏于南京文渊阁。 后来朱棣迁都北京城，竟也不忘将这部体现自己煌煌文治的书籍移至北京城。为此，朱棣还专门令工部修建了“文楼”，主要用于贮藏《永乐大典》。朱棣本希望这部书可以一直留存后世，以被后人传阅，同时对于编纂这部书的永乐皇帝充满赞誉之情。然而时间和历史是无情的，明亡之时，正本全被被毁。 虽然嘉靖、隆庆间曾摩录副本一部，但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副本也只剩九千多册，其后又有不少被儒臣们私自拿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永乐大典》仅存的副本再次遭到大劫难，其中不少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剩下的也多半被抢走。直到今天原本11095册的《永乐大典》在整个世界上也仅存数百册，只占原来的3%。 虽然《永乐大典》散失了绝大部分，但是透过如今仅存的部分，不难看出其巨大的文化价值。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真实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已不在，名依然流传。中国封建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大肆修书的皇帝，梁朝的《类苑》，北齐的《修文殿预览》，唐朝的《文思博要》等，然而大部分皇帝还是免不了被历史埋没的命运，唯独朱棣成为了一颗闪耀的明星。 对于这部前无古人的文化典籍，朱棣是十分洋洋得意的，而且还亲自为其撰写序文：“朕嗣承洪基，缅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统）之时，必有（大）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在朱棣眼中，这部《永乐大典》并不单纯只是一项文化事业，更是一项政治工程。这也难怪朱棣出手不凡，辑录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多方面内容，造就了一本涵盖古今的藏书。 政治只是一朝风雨，而文化则影响的是世世代代。一个君主要想名垂青史，不被后人多遗忘，光有政治上的建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治的影响力只限于当朝当代，掌权者变了，政策也会跟着变，不消多时，曾经的叱咤风云就会被遗忘的干干净净。 相比较文治来说，朱棣更擅长武功，但是颇有政治远见的他明白，文化在历史传承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出《永乐大典》。事实上，也确实如朱棣所料，千百年过去了，朱棣的残忍屠杀已经被历史的风尘所淡去，留下的是他煌煌文治的代表之作——《永乐大典》。
““谋誉”术”文化建设传后世 纵观历史，政治总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不断变换的，而文化虽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却无一例外的可以流传下来。想要谋求世代功绩的朱棣早已经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了政治高度，编纂出了一部前无古人的《永乐大典》。永乐的盛世局面虽早已不复返，然而这部成书于盛世的《永乐大典》仍然向人们讲述着朱棣永乐王朝的辉煌。
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许并没有名垂千古的强烈渴望，但是对于文化建设却不能丝毫的放松。文化是链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传扬精神的最好渠道。比如，领导者要积极营造一种乐观向上的文化氛围，员工则要积极的融于企业文化之中，如此以来才能得心应手，平步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