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产业一旦与农村产业分离时，前者的生产物，立刻变为商品，在其贩卖上，需要商业的媒介，这是当然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商业关系于都市的发达，同时商业又以都市的发达为条件，这也是自明的事情。
摘自李达《封建的经济形态》(约1937年)《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23—124页
封建社会初期，主要是自然经济。……这时农业与手工业是结合在一起的。农业与手工业都是为自给自足而生产，生产物的生产与消费都是在一个经济单位以内完结，没有交换的必要。当然这时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流通以及小规模商业的存在。……这种商品经济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并不及自然经济，仅居于次要的地位，就是这时商品生产规模既小，生产的商品数量由此而引起的货币流通数量也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摘自王学文《封建社会的经济》(1939年8月5日)《王学文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26页
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单位以内的手工业就开始与农业分离而形成独立的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多集中在城市进行生产以供给城市及乡村的需要，形成城市手工业品与手工业品及手工业品与乡村农业品的交换(不用说这种交换愈发展愈是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促进了城市的发达。
摘自王学文《封建社会的经济》(1939年8月5日)《王学文经济学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27页
生产力一天天发达，分工的情况，也就一天天地分的精细。分工的结果，使交换跟着发达了，由公社与公社在外面的交换，变成了公社内部一些人的相互交换。交换的发达，又使个人生产和私人占有的性质，在原始共产社会里面，孕育和发展起来，终于促成了原始共产社会的瓦解。
摘自邓克生《资本主义没有出世的时候》(1940年前)《邓克生通俗经济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20页
物物交换本来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交换方式，是使人感觉不方便的，只有在货币信用极度坠落的时候，人民才不得不被迫采取这一方式。目前，蒋匪区物物交换的现象很普遍，这是完全合理的。新收复区因为积习成惯，因袭使用，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已经成为中心的地区仍旧继续保持这种现象，对于华中本位币的推行就有重大的妨碍了，因此，我们要努力使物物交换的地区，改为货币交换，以华中币为交换媒介，这对于人民利益也是基本相符合的。因为货币交换本来是进步的交换方式，对于交换双方那是很方便的，这种局面的改变(由物物交换的局面变为通过华中币交换的局面)，不能只是听其自然演进，必须加以主观努力；在今天华中币信用巩固，币值稳定的条件下，进行这一工作是极有利的。
摘自邓克生《金融战线上的回顾与前瞻》(1948年3月15日)《财经日报》1948年创刊号
贸易事业的发展对保护根据地，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有重要意义，……在正确的贸易保护政策之下，对敌伪经济掠夺，商品倾销，展开了无情的斗争，于是商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市面亦为之繁荣，使伪钞遭受严重之打击，法币更加巩固，同时并扩大了边币的市场与提高其威信，使敌占区的商品倾销遭受严重之打击，而对外贸易之统制又使敌寇封锁政策，反而遭我封锁。
摘自罗夫《一九四〇年五专区经济建设》(1941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533页
敌人之封锁分割，使我们在商业活动上受着极大的限制，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发展商人，尤其是发展广大的小贩。合作社无论在财力、物力、社会关系、商业路线、经营技术的任何一面都远逊于商人。完全依靠它来解决我们的贸易问题——特别是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是不可能的。
摘自程子华《关于冀中区合作事业》(1942年4月2日)《边政导报》第四卷第13、14期合刊
战争改变了正规化的商业，这种正规化商业的破坏，不仅表现在标期生意的取消，赊欠生意的结束，借贷信用关系的停滞和存借关系的不行。而须采用秤到天平响“左手来，右手去”的现金交易上面，而且表现在不讲字号、不搞门面，摆脱旧时代商业的那种糜糜教条。过去总是讲求什么“牌匾”的新老的(即字号的久暂)和门面的排场，入伙的庞大等，在交易上总是遵从什么春买夏卖，夏买秋卖，秋买冬卖，冬买春卖，什吃香不买什，什臭买什等规条的，但这—切在今天都变为无用的东西了。这是连账簿也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玩意儿，或者竟迭起两种账簿来，一种对内，一种对外。
摘自《绥德市商业情况的报告》(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56页
商业繁荣是以整个经济繁荣为前提，交换发展是生产发展的反映，同时，交换发展又是刺激生产发展的。交换与生产的分工是历史的进步，取消这种分工，会使历史停滞。土改以后，农村劳动力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生产与占有已有统一，将使农村生产力提高，给市场交换的繁荣与扩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但是同时又须以正确政策去发展交换，以刺激生产增加，并提高购买力。
摘自叶季壮《物资政策问题》(1943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26页
从土地剥削来的地租是多数商业原始资本的来源，但商业经营的结果却又帮助了土地的集中，地主经济与商业经营是互为发展相依为命的。因之绥市无论过去或今天(尤其过去)，一般大的商业经营者，同时就是大地主。反过来说一般的大地主或地主差不多都要经营一种大的或小的商业。……地主的商业化是绥市地主的特点，而大商业的封建性又是绥市商业的特点。
摘自《绥德市商业情况的报告》(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74页
总的说来，绥市的商业与商户中衰落与发展两种趋向并存着，旧型的商业半殖民地化的市场，半封建性的商业资本是在衰落着、改变着、削弱着，新型的商业(作业性的商业)、新型的市场(半独立性的市场)、新型的资本(公营的资本及中小商的资本)则在发展着。这种衰落与发展是在战争环境里，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产品，也是新民主主义实施的雏形之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业经济为新民主主义的商业政权。抗战以来绥市的商业发生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战争，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及其他所施行的政策却是主要的推动者。
摘自《绥德市商业情况的报告》(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商业贸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69页
一国工业的发展，问题固在乎工业本身，而商业尤为前导，则是显然的事实。近来世界经济的恐慌所以延长多年而不能消灭，原因多半在于商业不能追随工业之进步。
摘自杨端六《工商组织与管理》商务印书馆1944年7月初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