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乃详言财富与货币之为二物。其言曰：物品不转为货币，其用自存。货币不转为物品，其用斯废。……民之得物品，将以享用者，不必复售也；而其得货币也，其终必以求物品。故由币得物，可以为终事；由物得币，不可以为终事。若是乎则民之欲货币者，非欲货币，而欲其所能易之物也。彼认为货币与国富同物者何取焉。
摘自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年小史》(1902年)《饮冰室合集》第11卷1932年第32页
至于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丽出。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财物或产业兑换之，乃生效力。……发行局发出纸币而得回代价之货物。其货物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售，或转运他方发售，其代价只收纸币，不得收金银。此种由公仓货物易回之纸币，因代表之货物去其效力，立成为死票，凡死票悉当缴交收毁局毁之。
摘自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6页
纸币之行用，无论古今中外，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后止，此其原因，则纸币本质价廉而易制，不比金银之本质价昂而难得，故纸币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而金银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市面而无弊。此两物代表百货之功用同，而性质不同，故流行之结果有别。
摘自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5页
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摘自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5页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是奚异过地风波，满天荆棘，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大道也，百姓足，吾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吾孰于足！以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为留急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摘自孙中山《总理关于商人的遗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年7月第46—47页
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以其天生之材为废构，人成之物之废物，则更何贵于多也！
摘自孙中山《总理关于商人的遗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年7月第47—48页
虽非全虚靡，然亦为侈，惟以中国产也，于商有利，则听之，器者难坏而可久，精美之器，可厉工作，而竞于物质，其器保存，亦可展转人间，在个人有之，急时可售，非尽虚靡，在公从尚之，得奖伎艺，竞工巧，为今也之宜矣。故侈器宜尚，有益于公众也，在个人为侈，在公不得以为侈矣。若屋者，非一人一家之私物，而一国之公物也，以一人必不能久占者也。流通于国民之间，愈多愈侈，则流通之值愈多，民愈饶，国愈富，俗愈文明，所关至大矣。
摘自康有为《理财救国论》(1913年2月)《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6页
今令各通商大市，开股票交易所，以渐推行于内，又晓令各公司商店，以商业注册，制为股票以出售，各报推发之，则股票流通，商店可以抵押，银行可以为保证准备，纸币可为多出，而后资本可计日大增也。若虑投机不稳，则政府可随时禁限之，然投机之业，今未能开，即开之亦止可本国自为竞争，而万不可与外竞。
摘自康有为《理财救国论》(1913年2月)《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92页
中国钱币制度不立，价格不一，其影响于国民经济及内外贸易者至巨。……夫以中国现时钱币之紊，省自为制，于同一经济单位中，而无统一国币流通四境之内，加以补助货币之泛滥，不换纸币之扰乱，民以此窘，商以此病。
摘自廖仲恺《钱币革命与建设》(1919年10、11月)《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第50页
现时金之流通，几全借纸币或金券，而金之本身，藏诸国库，若使金之流通唯借纸币一途，即有不便亦甚少。故当排除金钱于吾人念虑之外，而以钱币为不过若干量数之生金，贮于国库者，至其量数，则随时改变。但于一时期中，常为划一而特定的，而于实际流通，则此一定量数之金，以纸币代表之。
摘自廖仲恺《钱币革命与建设》(1919年10、11月)《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第48页
钱币之性质，作用及贵金属之不堪任使，钱币本体，无论为粟帛抑为金银，其性质所以别于他物者，在常辗转流通，而不供直接消费。故以布易粟，以粟易布，其事虽属交易而通有无，然而此粟与布，皆非钱币。盖出粟者志在得布以为衣，而出布者志在得粟以为食，如是谓之“巴达”(barter)。“巴达”之义在两方各得所需，而以直接消费为目的。作用竟于一度范围限于两方，中间无他务介焉，而钱币则不然也。执钱币者，可随所需以市物，人皆乐受之，而以之更授他人，为所受物品劳役之代价。由甲致之于乙，由乙致之于丙，复由丙而丁而戊，迁例转徙，无所终极。……是故钱币“巴达”实为异域同株之物。
摘自廖仲恺《钱币革命与建设》(1919年10、11月)《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第52页
因为发展工商业之根本问题，就是资金。没有资金，工商业就不能振兴。成立票据市场，就是吸收资金之一种法斗。资金可从国外吸收，亦可在国内吸收，但无论国内国外，均须以票据市场之成立为先决条件。
摘自金国宝《怎样发展工商业》(1929年12月)《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中华书局印行1935年6月第93页
无论何种货物，如果它要变做一般社会所承认的交换货物，那么它是必定要有直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可能性的。如果金属不是工艺上或工业上所必不可少的原料，那末自然金属货币是万万不会起来的。……这样，直接有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可能性是一个货物能当选为一般交换货物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这一个条件或特质是仍旧不能使之为支付手段的。一物可做交易中介的功用是一种法律的现象，所以就是自然金属货币也是法律形式下的一种支付手段。……但是什么叫做支付手段呢？支付手段就是可以做通货的任何流动物件，也就是法律承认其可做通货而且承认其为价值单位的负担者(the bearer of units of value)的任何流动物件。
摘自李权时《李权时经济财政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11月版第125页
我们苏区粮食的出产是很丰富的。我们粮食有多，而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如布、洋油、火柴及盐等等)，则须由外面输入，现在敌人采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我们应该用全力打破这种经济封锁，用我们苏区所余的物品，来交换我们所缺少的物品，在我们所能输出的物品中，最主要的是粮食(其余如烟、纸、木材及钨砂等，出口较少)，我们粮食很好的收集与出口，是换取苏区工农群众所需的工业品之最重要的方法。
摘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怎样进行粮食收集与调剂运动》《红色中华》第94期1933年7月14日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
摘自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8页
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
摘自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28页
稳定币制，巩固金融，是生意发达的先决条件。三年来由于边区的币制忽涨忽跌，金融紊乱，影响了买卖货物，感到诸多不便。另一方面，却使投机商人贩运票币，赚了很多的钱，影响了边区的经济。
摘自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