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忽视”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其他的不公正现象都加倍增长了。
——多萝西娅·迪克丝美国精神健康先驱（1802～1887）如果离开了儿童成长的环境，我们不可能理解儿童问题。著名的心理学家尤利·布恩芬布兰纳提出了“童年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解释说这个系统是由家庭、学校、同龄人和广泛的社区（包括邻里、宗教团体和社会机构）组成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考虑这些“环境危机”，并对重新振兴已经堕落的社区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下面的表格中列举了一个人在青少年阶段的四个主要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说明，当这些关系出现功能障碍，运转出错或异常时会发生什么。
【健康的关系——处于危机中的关系】
1.与家庭的联系安全可靠——1.家庭处于急躁之中2.与学校的密切联系——2.远离学校
3.与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的孩子密切联系——3.受堕落同龄人的影响4.与社区密切联系——4.流浪儿童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任性的孩子并非天生如此。每一个孩子都是来自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来自家庭、学校、同伴、邻里、社会团体和教会等。毋庸置疑的是，对一个孩子的生活来说，最具潜能的影响来自他的家庭。并且，当一个孩子出现问题时，许多人首先要谴责的也是家庭。但是，问题孩子的父母并不需要这种谴责。在家庭联合会儿童精神健康中心工作的芭芭拉·哈夫在描述家庭时，面对使用“机能失调”的说法，他提议要延缓这种提法。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可能是“压力过大”或“支持过少”更为恰当。
许多来自压力过大的家庭中的孩子，因其弹性能力强，也可能成为一个好孩子；而有些孩子，尽管成长在温暖、有教养、备受支持的环境里，结果却是成了问题孩子。有时是家里的一个孩子做得不错，而另一个却是一团糟。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个孩子的脾气或其他隐性的残疾会使父母培养他的过程更复杂。总之，没有什么“简单快捷的方法”来培养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我们可以遵守下面的几条原则。
通常情况下，稳定的家庭会为孩子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哺育、联系和正确的指导。然而，当家庭的压力加大时，他们通常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更具矛盾性的是，青少年的斗争行为经常会加剧这种压力。甚至是最稳定的家庭，当它被压力和冲突控制时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下面的这个关于卡丽和她的父母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哪里做错了
卡丽一直是她母亲的骄傲和快乐之源，也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当她14岁时，好像父母不需要再为她做什么了，她的父母曾怀疑过一段时间，一个警察的电话证实了他们的担心。
卡丽告诉父母，她要到一个叫萨拉的朋友家过夜，她和萨拉要看通宵的录像。可是警察却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邻居投诉，因为过了晚上十一点还有过于嘈杂的音乐。调查后发现，在萨拉的父母出去过周末时，26个高一同班的学生在萨拉家开了一个大派对。萨拉被留给她的姐姐照料，可姐姐却在当晚和男朋友一起出去了。
“当晚，我们找到了几瓶烈酒和许多违禁的药品。”调查的警察说，“你们最好立即到警察局来一下。”当南希和迈克尔匆匆出门时，他们的头脑中涌现出了许多问题。这是怎么发生的﹖萨拉的父母到哪儿去了？卡丽怎么会对我们说谎呢？谁知道在那儿还发生了什么？如果她怀孕了怎么办？在他们到达警察局的时候，两人已经怒不可遏了。
后来，冲突由卡丽的身上转移到了她父母身上。“如果你不那么自私，想做你们公司的副总裁，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南希谴责说，“你在决定离开并把我们全家搬到一千英里外时，你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牺牲根本就不值得？在扬斯镇的时候，卡丽有许多好朋友。她喜欢教堂和青年社团，她绝对不会去干这种事情的！我希望你的新职位真是值得的！”
迈克尔也同样气愤。他不辞辛苦地加班工作，来满足这个家庭的所有需要。当他们搬出在俄亥俄州的那个狭窄的三居室，来到郊外的富人高级小区里的一个四居室的别墅时，他可没听到南希这样抱怨过。他也不喜欢这样加班工作，但这全是为了这个家啊！他相信，如果南希少花点时间为新家置东办西，而努力去找到一家有许多积极向上的青年社团的教会，这一切也不会发生了。
在此期间，该事件被当地一家报纸刊发了，后来就成了镇上人们谈论的焦点。参与了派对的孩子不但被学校处以留校察看的惩罚，而且不允许参加任何课外活动。到目前为止，参加足球比赛，是卡丽一家搬到马萨诸塞州以来她所参加的唯一一件光彩的活动，可现在她再也不能去踢球了。迈克尔和南希感觉非常窘迫，孤独和气愤！
家庭问题专家杰克和朱迪思·芭拉斯维克解释了在抚育青少年时经常会产生的两种发展压力。第一个就发生在向青春期过渡的阶段。好像这还远远不够，父母们也在同时经历着向中年的过渡。儿女青春期的压力与父母步入中年的压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反而，他们是一种相乘的倍数关系。父母步入中年所经历的压力而带来的影响同样乘以青春期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何时，当一个以上家庭成员正经历着个人的焦躁，家庭冲突的爆发可能性将以指数倍增长。正如在卡丽父母的案例中，工作的变化，搬迁的压力，感情上的挫折、孤独、不适当，都能使得夫妇更为极端化，而不能相互之间从对方身上获取力量。
父母和专家之间的同盟是粗犷型的关系，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但是，问题孩子的父母经常会因其子女而受到谴责。公众和研究孩子问题的专家很容易对问题孩子的父母形成消极的印象，认为他们兴趣不足，根本不能胜任为人父母。老师和其他青年工作者们，经常把家访列举为他们工作中最为不满意的一条。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家长关系密切，因此他们寻求一种逃避，当他们不得不要与家长接触时，也是以一种敌我双方的身份相互面对。结果，家长在专家们面前会有一种失败感，只能回应以逃避或气愤。
作为那些有特殊需要，诸如子女具有学习障碍或智力迟钝，父母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里互相支持，而问题孩子的家庭却从未组织联合在一起。尽管现在这一点已经开始变化，如家庭联合会的儿童精神健康中心就为这类家庭提供辩护服务。在为这类家长提供积极的帮助中，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支持并为问题孩子提供正确的服务。
孩子为什么会厌学
一个成功的学校氛围是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先决条件。学校不仅传授着智育知识和职业技能，还一直为家庭促进道德的修养方面提供支持。从传统上来说，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学到在家庭中学不到的知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麦克加菲读者》是美国学校里最普及的课本。这些书中充满了教育学生建立道德价值和公民责任感的课文。
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学校都变成了规模庞大、毫无个性的工厂，只传授一种狭义范围的智力课程。结果，他们没有正确地培养孩子们需要的个性。琳达·拉丁艾瑞尔，“解决冲突创意计划”的缔造者，声称说今天的学校只在教育着大脑，却忽视了心灵。
在学校冲突中的孩子也面临着被排斥，开除甚至是变成少年犯的危险。有些时候，他们的气愤升级为暴怒，暴力的倾向激增。满怀气愤和烦恼的孩子把他们的问题带到了学校，于是学校成了他们攻击权威和同龄人的舞台。一个女孩这样说道：“我想让别人和我一样痛苦。我所受的伤害彻底失控了。”可以理解，不知所措的教育工作者们开始把问题学生看做是失去的顽疾，而不是失去的荣誉。
当他们不再受关注时
布赖恩是被一个酗酒的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习惯于自己准备好去上学了。他经常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妈妈又喝醉了，每当酒醒之后，她总是很内疚，“布赖恩，今天你不用上学了，我们俩人去逛街吧。”
可布赖恩喜欢学校，只有在学校里他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除了其他问题之外，在一年级的时候，布赖恩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不集中症和中度语言障碍。那么，在缺少家庭支持的情况下，是什么驱使他去上学呢？布赖恩自己回答说：
“好像每年至少都会有一个老师夸我的作业。是因为他们我才坚持着做我的作业。在我要对小学失去兴趣时，我开始上中学了。中学的校长对我很感兴趣，他认识我妈妈，了解我的情况。他一直在照顾着我。每次逃学，他总会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好像是一个老爸一样。是他使得我顺利完成了学业，从中学毕了业。”
可是，当布赖恩升到一家规模大一点的高中时，再也没有人像以前的校长那样对他感兴趣了。没有了那种联系，布赖恩开始不断地逃课，不久他被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
不久以前，他大部分时间是和当地的一群比他年龄大一点儿的小混混们在一起。14岁时，在一次少年小混混的争吵中，他在现场，那次争吵中有一个孩子丢了性命。以后的几年里，布赖恩是在一个少年犯管教所里度过的。
然而在那里，一个慈爱、积极的老师开始鼓励他，重新点燃了他对学习的兴趣。在他获释之后，布赖恩选择搬到了一个由“前进部”组织的家庭里。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继续考上了一所文科艺术学院。以哲学、神学两门功课高分毕业之后，布赖恩在法学院入学考试中获得了95分，从而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教育和价值
传统的教育风靡于整个世界，甚至是在没有正规学校的地方也是如此。许多氏族文化要比西方社会更注重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面的这个表格检验了这些传统价值与墨守成规的学校惯例教育的区别。
这个表格说明了为什么西方的教育观念不能很好地服务那些来自传统部落文化的学生，例如是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土著人等。想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因素来帮助孩子学习的家长们也批评了那些墨守成规的学校。当我们在一个家长课堂上出示了这个列表之后，一位母亲说，这些就是她选择在家里教育自己孩子的主要原因。幸运的是，许多公立和私立的学校正在打破那种徒劳无用的传统，建立一种亲智力、亲家庭、亲价值的学习环境。
有时，学校领导方面大胆地工作，来保持校方与孩子们的联系。但如果一个孩子被看做一个麻烦的制造者时，他或她可能被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或直接的方式来鼓励离开学校。当我们约见佛蒙特州学校的孩子时，一个女孩讲述了在她怀孕之后，老师们立即不再和她说话的事儿。
另一个男孩回忆起了在一个学年之初他第一次遇见一个老师的情景。因为在去年他和那位老师之间发生了一点儿不愉快，他决心这个学年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当他在大厅里遇到那位老师时，他向老师微笑致意。老师冰冷地回答道：“你还在这里吗？我还以为你早就辍学了呢。”尽管这种不尊重极其罕见，但这却表现出了一个非职业化的老师，给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学生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
事实表明，大多数辍学的孩子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一项研究表明，只有七分之一辍学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讨论过未来的计划。研究员法·德耳塔·卡珀建议学校停止使用“辍学百分比”这一概念，因为这种说法在暗示学生们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反而，也许学校方面应该通过公开“学校保留学生百分比”来衡量一下自己的业绩。毕竟，如果航空公司在广告中宣传有75%的乘客可以安全到达目的港时，有谁会搭乘这家公司的航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