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9页。
“燎原”一语原出自《尚书·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意思是:就像大火在原野上燃烧,人尚不能够面向接近,还能够扑灭吗?比喻势盛不可阻挡。后以“星火燎原”比喻开始时弱小的新生事物有伟大的发展前途。如明张居正《答云南巡抚何莱山论夷情》:“究观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职、贪黩有司及四方无籍奸徒窥入其中者而构扇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
1930年,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粉碎了反动派的两次“围剿”,但又面临着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内部一些对时局估量抱悲观思想的人,担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的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暴露了这种情绪。针对这一悲观倾向,毛泽东写信给林彪,批评了他以及党内其他同志的悲观思想,并通过对当时中国时局的全面分析,得出了中国革命事业必定能够成功的结论,坚定了红军战士必胜的信心。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50年代初这封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版时,题目即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将原文中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毛泽东指出,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要客观地看待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对比,要看到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的必然性。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若从实质上看,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种必然性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切中要害地指出:“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他具体分析说,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经过一番深刻的分析之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指出: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再一次以其诗人特有的浪漫情怀对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高潮进行了展望:“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些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热情的诗句,也像撒播在人们心田的一颗颗火种,以其燎原之势点燃了革命低潮时期理想的火炬,鼓舞着人们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