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一语,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原文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意思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学生,他的学生有三千人,对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精通的有七十二人。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贤人七十,弟子三千”。
孔子对学生请教种田的记载见于《论语·子路》。原文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英勇的抗日战争。全国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和向往,从全国各地,从日寇占领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在这里,他们一边劳动生产,一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文化和军事知识,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一名能劳动,会打仗,又有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革命者。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等认识不清楚,不了解青年学生如何在中国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此,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总结了青年运动的经验,对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肯定,为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指明了今后前进的方向。这篇演讲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
毛泽东在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青年在革命运动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也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但他同时又指出,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不是主力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大众。因此他指出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判别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惟一标准,就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是毛泽东总结了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它科学地反映了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发展的规律,指明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
在讲到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是因为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并且,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在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的同时,还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说到这里,毛泽东举出中国古代青年学生只学习“礼义”而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例子作为反证。他指出,孔子的学生“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虽然在当时算是很多了,但比起延安的青年来就少得多,而且他们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孔子本人就不会耕田,不会种菜,而且还反对他的弟子们从事生产劳动。毛泽东引用这些典故事实,意在说明“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毛泽东在文章中引用孔子“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以及他轻视生产劳动的典故,对脱离劳动人民、轻视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使青年们真正地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这一教诲,对于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