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岁那年春天，西头的采油大队院里来了几个上海知识青年，他们的穿着很特别，裤子紧绷绷的，上衣短短的，小翻领，明兜暗袋让人见了很是稀奇。
当时，一村的拥军优属、慰问石油工人的活动搞得有板有眼，全市有名。我也成了慰问工作队编外分队里的一员。组织演出之前，已是艳阳高照的秋天。我的心情有点暗，每天坐在自家院子里，看着那些上海人来来往往从我家门前的路上经过，心里有一种特别渴望长大的冲动。
秋天是个好季节，班里要评选“三好学生”了。以往的评选都是老师提名，学校通过，然后再由老师在班里宣布，发放奖品和奖状。这年改革了，先由同学们提名表决。
当老师把我获得的票数写在黑板上时，同意我当选的几乎有九成，应该说是板上订钉的事了。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当过“三好学生”呢，原因都是因为我的身体残疾，这次大张其鼓的评选别说我，对其他当选过的同学来讲也是很令人紧张和心跳的——这可是在校生最高的荣誉啊，并且是公开评选！
就在这个时候，后面一个男生突然举起手来请求发言：“我反对！老师，三好中有一好就是身体好，她是个残废，不能当选！”
全班哗然一片，炸开了锅。
同学们很快分成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吵得房子都要掀开了。我突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听不清了；脸上象着了火，滚烫滚烫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我拚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老师后来怎样压住了“骚乱”，说了什么，我全没听见，整个人都被这个意外击垮了，就象有块巨石砸过来，压迫得我透不过气来。
回到家，我一头扑在床上，失声痛哭。
没有人理我。父母把弟弟妹妹都赶出去，关上门，让我一个人哭。等我哭够了，他们才进来笑呵呵地问我为什么哭。他们的态度让我又凭添了一份委屈，我抹着脸上的泪水向他们诉说了课堂上发生的一幕，母亲说：“我当什么事呢，好象天塌了一样。不就是个三好学生吗？当了你就知道了，要时时刻刻保持好形象，累死了。”
父亲坐到我身边，对我说：“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坚强，自尊心重，这都没错，但有时你又爱钻牛角尖，这哪行，没错的事走了极端也会变成错的事，受不了打击你就会不断受伤。父母对你没别的要求，只希望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你和别人不一样，这一点你永远不能否认，所以遇事你得学会换个角度去想，不能总以自己为中心。比如你这个同学说的话，他说你是个残废，话虽然不好听，但这也是事实对不对？‘三好’里的确有一条是身体好，你身体好吗？你不能走，这就是不好。你的同学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我看没什么不对，他和你也没什么怨仇，只不过说了实话。”
母亲说：“就是，咱不争这些图有虚名的东西，他说你是残废，你就做个残而不废的人给他们看，这有什么。记住妈说的话，人这辈子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这点打击你就受不了，如果遇到更大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还不活了吗？你得学会面对和接受才行啊。”我当时有些发蒙，父母就这样，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我一时无法参透他们的话，但他们的态度让我心里稍稍好过一些。
那时，从我家门前的路上来回经过的一个瘦瘦的上海大哥到了门口常常拐进来看看我家小园子里的鲜花，问问这问问那，他说好些花都是他没见过的，在他家那边，花种多了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我问他什么是小资产阶级，他说他也不知道，可能是大资产阶级的弟弟吧，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就问我怎么了，满脸不高兴的，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如果是就告诉他，他去替我出头。
我白了他一眼，心想就凭你？人家不出手，眼睛一瞪也早把你吓跑了——瘦不拉叽的样。
我不理他，他就轻轻揪下我的长辫子，说：“有意思。”然后吹着口哨走了。
到了十月，天渐渐冷了，我不能上学了。寒冷的冬季我都是休学在家，血液不畅的腿怕冷，很容易冻伤。
和老师告别时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说学校组织了一个文艺队，想做几个节目去采油队给石油工人慰问演出，老师希望我能代表班级写几首朗诵诗或别的什么，他劝导我不必为评选的事伤心，没当过三好生的还是大多数。
我点点头表示了谢意。其实老师没有懂我的意思，当不当三好生没关系，是那种场合，那些声音让我难过，我本来就没当过，早习惯了。
带着老师的嘱托，一回家我就开始张罗起演出的事。我把伙伴们找来，根据他们的特长和爱好，精挑细选，成立了自己的文艺小分队，算做校队和村队的编外。在这个不到十人的团队中，我理所当然地出任“团长”，并且身兼数职，从编剧到作曲，从舞蹈设计到组织排练，全都要我亲力亲为。节目不多，种类不少，独唱合唱，歌舞诗词……歌曲朗诵类节目还好，难的舞蹈。我的表达方式限于语言和双手，而舞蹈动作更多的是需要两条腿来配合完成。我的腿不能动，想好的动作我手嘴并用，常常还是表达不好，小演员们无法领会。
不过，这些困难还是在我不厌其烦的启发下克服掉了，难题的解决都有解药，实在找不到方法，耐心的重复便会给出一个答案，重复的过程中，配合好对方的能力，通俗易懂的讲解往往比那些专业术语更有实效。
凭着自学的一点乐曲知识，我还编写了一首女声独唱《跟着太阳走》，由小妹主唱。
到了年关，小雪下个不停，天很冷，我安排小妹带队去大院演出，自己等在家里听消息。
看来父母说的还真对，我一个“团长”，要把问题想在前面，风雪严寒我不能外出，就得找个“团副”跟着。
晚上十点多演员们回来了，他们个个喜气洋洋，都说演出大获成功。小妹告诉我，她唱的那首《跟着太阳走》轰动了整个大院，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谁也没听过，在那个娱乐生活异常贫乏的年代，一首新歌的诞生往往是令人振奋的。
当那些激动的石油工人得知这首歌和整台节目是由一个残疾女孩儿组织制作的，他们都很想来看看我。
第二天，家里热闹起来，大院里果然来了人。领头的是个当地的老工人，我叫他王大爷。跟在他后面的是几个上海来的知青。
他们坐在炕沿边和小凳上，说说笑笑把我夸赞了一番，而后，那个瘦瘦的上海大哥从他的军用挎包里取出一个好看的日记本和一支上海牌子的铅笔，做为奖品，郑重其事地赠给了我。
以后的两三年间，每到大型的节假日，我都要组织几场这样的演出到大院里去慰问石油工人，每次来表示感谢的或这些人或那些人，但每一次都少不了那个上海大哥。
他总是变着花样送我一些小礼物。或文具用品，或女孩子用的头饰等等。
上海大哥很喜欢我的两条长辫子，每次见了总要揪两下，有时会无意中揪疼我。我就让他放手，“松开呀疼死啦。”我冲他叫，他就笑，“有意思。”他用蹩脚的普通话说。
我突然想要捉弄他一下，不知脑子里怎么想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游戏吧。
是个下雪的冬日。我指挥几个小伙伴，在前面的路上挖一个坑，上面铺上纸壳，再用雪埋平，做得外表看起来与其它路段没什么两样，然后就守株待兔地在窗子里“看风景”。
大院里的工人到村子里购物、办事都要经过此地。
果然没过一会儿，上海大哥就端着一个放满了衣物的盆子悠悠走来。
看来他是想去洗澡堂洗澡的了。上海人爱臭美，大冷天儿也要天天洗。
就在他一脚踏进坑里之前，他不自觉地往我的窗口上看了一下，我冲他一笑，想是他也看见了我，因为他也笑了。
而后就是令我如今异常后悔的一幕。
上海大哥陷进了坑里，人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滚倒在雪地上，盆子随之飞了出去。窗子里面的我和几个小伙伴哈哈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笑破了肚皮。
在随后的几天里，上海大哥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开始隐隐地不安起来，派小妹前去探寻。小妹回来告知我，上海大哥脚脖子肿了，正躺在床上看书。
他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还向小妹打探我这几天有没有去上学，天冷了是不是就不能出去玩儿了。他说他就快要回上海了，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那时正是返城热潮，别的知青都几乎走光了，他没走——据他讲，是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我问他什么是历史问题，他说，你还小，说了你也不懂。
上海大哥要走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突然感到很虚，很后悔自己做的事，也很想告诉他，土坑是我找人挖的，然后向他说声对不起。
但我还没来得及向这个上海大哥表示忏悔，他就真的走了。
那天我又偷拿了爸爸的一贴风湿膏，让小妹送过去。小妹去了又把那贴风湿膏拿了回来，她说上海大哥回上海了。
我那时就想，他是真的生我气了。以往他如果出远门，都会来和我告个别，问我需要点什么。然后他总是揪一下我的长辫子说：“有意思。”
后来有一天，王大爷对我说，上海大哥走的时候脚还没好利索，他请王大爷把他的两支好看的油笔带给我，要我好好学习，女孩子要文静点才对。可是，粗心的王大爷因为工作太忙，把这事忘了。我做贼心虚地问上海大哥的脚怎么了，王大爷说不知在哪摔的。
上海大哥没有说是我干的好事，一辆汽车把他拉走了，如果不是他的脚还肿着，他一定会亲自来和我道别的。
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事，我心里总是隐隐不安。
也不知他还记不记得他在大庆那两年认识的那个淘气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如今已经做了母亲，她想，这一生也许不会有机会向她的上海大哥当面道歉，但在她的心里，已经向她的上海大哥无数次地忏悔过了。我很想告诉他，他的那两支油笔一直伴我走过了学生时代，尽管由于身体的缘故，我每年会有大部分时间不能去学校听课，但我的学习成绩没有因为我不断地缺课而掉队。
前几天读了一篇有关知青的文章，让我又想起了这段发生在年少时期的往事。借此短文，我真诚地向上海大哥问一声：上海大哥，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