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和各族群自我意识的爆发把民族问题推到了政治变革的中心。新建立的俄罗斯联邦的族群构成与苏联相比更为简单，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51％。但现在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国家。20％的俄罗斯公民不是俄罗斯族。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族群：鞑靼人5百万以上；楚瓦什人、巴什基尔人、车臣人和分布广泛的乌克兰人的数量分别接近4百万人，白俄罗斯人超过1百万，也有人数只有几百的族群，如阿罗克人、艾聂茨人等。为了保持俄罗斯多族群国家的统一，需要一种能够协调个人和国家之间，少数族群和人口较多族群之间利益的民族政策。
苏联解体后，制定俄罗斯民族政策构想的问题尤为突出，涌现了大量旨在解决民族关系危机的理论观点、规划和建议。它们共同的目标是：探求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质和在当代现实条件下其实现的机制。当然，很难判断哪种理论系统更具完整性，哪种理论尚欠完整。评价某个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依据是，是否能够促进俄罗斯民族复兴和族群合作。
毫无疑问，所有俄罗斯民族政策构想提案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这些提案主要的不足集中在族群优先权的划分，民族国家性质的绝对化，族群自决口号等观点的提出。同时，合作中国际主义的优先原则仍旧存在。当然，许多提案中民族政策的重心从压制“非土著居民”利益的民族地域原则，转移到拥有国家认同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的民族文化组织原则。但还是把民族和族群作为客体来对待，而不是作为民族政策的主体对待，从而造成了所提出的措施与现实的社会主导民族情绪不相符，而这注定了这些措施的失败。
部分学者提出借鉴瑞士和比利时的民族政策，这些国家在政策中考虑了族群和语言原则，因此摆脱了流血冲突。有的学者提出用折中调解的方法解决族群矛盾。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中没有民族自治的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共和国自治权和可能分离的权利，所有的族群都是“多族群人民”的组成部分。
最广义的民族政策是保障各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关系协调发展的措施和行动的总和。民族政策可以在“上层”建立制定，也就是说，由国家政府制定；或者根据“下面”的倡导建立，也就是通过民族运动达到政策的确定。制定民族政策的实际中，“上层”和“下面”的提议和倡导都应充分考虑。衡量民族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第一，是否能够保障不同族群文化自由发展的需求；第二，能否建立起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共同发展的和谐机制；第三，是否努力寻求社会不同阶层和团体利益协调分配的道路；第四，是否能够在国家利益和各族群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保障和促进族群关系的友好发展。俄罗斯建立之初，苏联阶段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政治化，不仅存在于民族政策中，也存在于行政管理方面上。
民族政策应有利于国家不同阶段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极具动态性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具有延续性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代俄罗斯民族政策不能不考虑到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革命前和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因素。
国家民族政策构想是国家政权机构在族群关系方面的现代观点、原则和行为方案，它应该考虑到俄罗斯国家新的历史条件，保障俄罗斯的完整和统一，族群和谐，各族群人民合作的加强，族群生活、语言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构想还应成为各级政府机构完成族群发展任务和管理族群关系的指南。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民族政策应该建立在国家利益和不同族群和地区利益和谐的基础上，考虑到国家所有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的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还应考虑到族群文化标记和族群界限的概念。
不同族群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具有两个自身的客观倾向：相对的封闭性和绝对的开放性。每个族群对于其他族群永远都是开放的，任何一个族群群体始终和其他族群处于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和其他族群的关系是它存在的方式。一个族群无论多么独特，它永远以某种方式与其他族群相联系，不同族群各自的价值观、生活经验、思想和行为方式丰富着这种关系。这意味着所有族群的本质都是国际性的、开放的，一个完全封闭隔离的族群是不可能存在的。旨在鼓励民族孤立主义的国家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违背了客观实际，最终注定要失败。
但是无论族群之间的交往多么广泛，相互渗透程度多么深入，族群关系的透明度和开放性总是相对的。不同族群社会之间的任何联系和相互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排除和克服它们的独特性、原创性和自主性。换言之，族群之间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区分、划界和分离的切割点，正是因为该分界点的存在，不同族群才不可能被相互等同。任何消除族群差异、族群等同化的政治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相互作用中的族群，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和经验可以引起另外一个族群生活中相应的变化，每个族群都会感受到其他族群的作用，吸收他们的经验，被同化的同时，会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本质和所有特性。族群的这种保持自身特性和原创性，保留并发扬本族群文化、语言、宗教、传统习俗、居住地区和劳动方式等的能量，就是其族群生存的能力。
二、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的族群关系
从上世纪80年代至苏联解体之时，前苏联大地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日益加剧。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冲突继续恶化，又爆发了新的冲突，部分冲突升级为民族和族群之间的血腥战争。1992年族群冲突穿过高加索山脊，几乎蔓延了整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分裂为两个共和国，车臣当局单方面宣布独立。北奥塞梯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的领土纠纷引发了流血冲突。此外，在图瓦共和国反苏情绪不断高涨中，当地俄罗斯族居民受到排挤，1992—1993年间2万多俄罗斯人离开该共和国。1991年12月“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通过主权宣言，宣布成为主权国家，并更名为“图瓦共和国”，1993年被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承认。
在多族群国家转型期，族群关系往往会相对紧张。苏联解体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许多地区和共和国内族群关系都曾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部分地区的紧张关系演变为族群冲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民族运动；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雅库特的民族独立行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暴力冲突；图瓦共和国内部的宗派冲突；某些共和国之间也发生了冲突。苏联的解体和族群冲突，特别是高加索地区的族群流血冲突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导致大量难民和被迫移民从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共和国来到了俄罗斯中央地区。他们之中三分之二是俄罗斯族人。俄罗斯公民离开故土，远赴国外的人数也增加了，他们移民侨居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德国等国家。
1994—1996年的“车臣战争”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政治发展最大的不安定因素。1994年12月俄罗斯政府军队以“恢复宪法秩序”为目的驻军车臣，车臣武装分裂分子进行了反击，造成了长期的流血武装冲突。车臣危机暴露了俄罗斯军队薄弱的战备水平，军队的士气更加低弱，同时也证明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复杂的族群问题是不可行的。车臣危机不仅是车臣人民，也是俄罗斯所有公民的民族悲剧。从1994年12月到1996年5月的武装冲突中，牺牲了8千多名联邦军队士兵和近2千5百名车臣士兵，并且死伤了数以千记的和平居民。1996年8月俄罗斯政府与分裂分子达成了停止军事活动以及联邦军队逐步从车臣撤兵的协议，车臣战火才得以平息，但留下了巨大的战争伤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苏联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遗迹和心理影响，以及转型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导致了族群关系领域的一系列危机状况的产生。这些情况在以下地区表现最为突出：与武装冲突发生地接壤的地区；难民和被迫移民集中的地区；族群“领土争端”的地区；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容易引发犯罪的地区，以及生活资源严重不足的地方。
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国家民族政策的规划和统一的指导思想，阻碍了实现族群和谐发展的进程。
一个国家的历史深刻影响着族群关系的发展性质。苏联时期的集权制，大规模驱逐式的强迫移民，民族和族群压迫，大量族群文化珍品的破坏，严重损害和打击了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俄罗斯联邦所有族群的发展。苏联时期民族和族群合作取得成就的同时，所实行的过度集权制也埋下了大量矛盾的种子。
失业问题，特别是劳动力资源过剩地区的失业问题；族群间土地分割和其他关系得不到法律的调节；领土争议和民族独立意愿等问题都对俄罗斯的族群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
在国家社会生活民主化进程中，族群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国家的任务在于把这种能量引导纳入国家建设轨道上，而俄罗斯政府并未及时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过去被压抑的积怨和新的不满开始表现出来，严重影响到俄罗斯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复兴和发展。族群认同开始被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用以替代统一国家内公民所具有的社会政治认同。
三、《联邦条约》的签订以及民族领域的其他法律文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政府必须克服民族问题解决不当造成的不良后果，吸取经验教训，保障国家所有民族的人民平等的权利，改变政治制度中的集权政策，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拥有自己组织本族群和本地区特色的生活的权利。
1992年3月31日，当时的86个联邦主体签署《联邦条约》，（鞑靼斯坦和车臣－印古什两个共和国拒绝签署）明确了它们与俄联邦之间的关系。俄联邦各民族实体，各边疆区和州同为联邦主体，各主体在与联邦中央的关系中都是平等的。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考虑到了本和约的原则。
《联邦条约》性质具有复杂的特殊性。一方面，它的签署无疑是维护俄罗斯完整所做出的积极一步。但《联邦条约》也催生了新的问题。边区和州不同于共和国，不具有国家构成的地位。即使俄罗斯宪法中规定给予联邦所有主体同等的地位，但俄罗斯内部共和国实体的存在，如果出现俄罗斯统一的联邦政权不够强大的情况，这些共和国将有可能成为引发俄罗斯联邦解体的隐患。
同样，俄罗斯的主体共和国也不能建立在族群地域原则上，因为如果把主体族群优先因素国家化，并注入民族政策中，会导致俄罗斯的政治僵局。共和国作为联邦主体是一种行政区划形式，它们可以拥有各自的象征标志、族群文化和不同方式的自我管理。但是任何多样性都不能破坏俄罗斯联邦的完整性和统一。只有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俄罗斯的民族关系才能走上和谐之路，各族群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俄罗斯联邦“垂直”和“横向”国家政府职能机构明确的权限划分和统一的立法是保障政策落实的关键。当然，这不排除联邦主体各共和国、不同地区的特色，但它们的法律和条令不能与俄联邦宪法和法律相矛盾。联邦中央政府在国家统一法律空间中，建立联邦各主体内部的和谐体系，并需要充分考虑到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所有族群之间的利益关系。
为保障《联邦条约》和俄罗斯联邦新宪法的实施，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和条例文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明确界定：
俄罗斯的行政领土体制；
俄联邦中央的政权机关和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的管辖范围和权力划分；
俄联邦内部的自治实体；
少数族群；
民族地区，民族村镇，民族定居点；
少数族群的法律地位；
族群权利的共同法律监管，诸如：具体族群问题的管理权归属，公民权利和自由、少数族群权利、社会安全维护、边境区制度、少数族群生活居住地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等方面的法律监管。
调控联邦和族群关系最主要的依据是法律。缺乏法律依据是多族群社会族群冲突不断，并且难易调控的原因之一。这些法律条文的出台，促进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和平中最尖锐问题的解决。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官员、国家和非国家机构破坏俄罗斯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被定为最严重的国家犯罪。
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后，调控所发生的族群冲突事件，尤其是1994底至1996年8月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后果的平息过程中，显示出法律在调控族群危机中的巨大作用和现实意义。俄政府制定法律过程中全面综合分析了族群问题的起源和发展规律。同时，有关法律条款也明确了在某个联邦主体违反法律，导致国家和领土完整面临威胁的情况下，联邦中央干预主体事务，消除危机的管理和执行机制。
为了进一步协调中央与共和国的关系，中央与联邦成员的某些共和国签订了《联邦条约》的部分附加协议。确定了俄联邦内的共和国（包括鞑靼斯坦和车臣共和国）与联邦中央的谈判性质是联邦主体与联邦中央机关的谈判，而不是联邦主体与整个俄联邦的谈判，因为后者意味着联邦的一个部分和联邦本身是平等的，拥有平等主体性。显然，这是俄联邦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承认这个共和国脱离联邦的独立地位。1994年2月15日，俄罗斯联邦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鞑靼斯坦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关于划分管辖范围和相互授权的条约》。第一次车臣战争后，1997年5月12日，马斯哈多夫作为车臣总统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正式的和平协议，双方同意到五年后再讨论车臣的政治地位。然而，1999年9月开始了第二次车臣战争。
承认共和国在某些问题上法律调控和监管的权力，它们可以建立具有自身族群和地区特色的法律体系，但该体系不能与联邦法律系统相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