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开始抬一桶猪食，然后再抬一桶。抬了七八桶猪食后，我的腰软了，杨的腰也软了。
我说，杨，咱们不抬了，玩去吧。
杨说，问问你妈妈，看她还让不让我们抬猪食了。
我去问母亲，母亲说，快去玩吧，今天你们肯定累了。
这时候，杨在外面喊，大港，咱们再抬一桶吧，锅里好像只剩一桶了。
我说，可以。
抬最后一桶猪食时，我摔倒了。猪食桶却滑向杨的那一边，一桶猪食全泼在杨身上。
杨从地上爬起来，望着一身猪食，傻笑起来，这怎么办？
我说，打一桶水，把衣服洗一洗。
杨说，洗了也干不了，怎么穿？我说，是呀，怎么穿？
杨说，那也必须洗干净，湿了穿在身上也没什么。
我给杨打了一桶水，把杨的衣服洗了，拧干了，杨就把衣服穿在身上了。杨穿着湿衣服说，好难受。
我想了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放在水里泡了泡，拧干，穿在身上。我说，好难受。
杨笑起来，知道难受就好，我一看你穿上湿衣服，我就不觉得难受了。
朋友就是这样吧？
父亲被揪以后，他走在街上总有人喊打倒他。有一次，杨跟一个叫山的同学在路上走，迎面碰上干完活回家的我父亲。山就扬一下手臂，喊打倒常青。常青是我父亲的名字。
杨没喊。他一次都没喊过。就是开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有人喊口号打倒我父亲，杨都不举手。老师问杨，大家都喊口号，你为什么不喊？大家都举拳头，你为什么不举？
杨不回答。
山喊完打倒常青之后，以为没事了。没想到，杨在山的后面抱住山，把山狠狠摔在地上。
山喊起来，你摔我干什么？
杨不回答，用脚踹山。
山喊，你踹我干什么？
杨不回答，回身抱了一块石头，举过头顶。
山喊，你想砸死我？我怎么啦？
杨不回答，扔了石头走了。
这事是山告诉我的。
朋友就是这样吧？
杨最怕打针，他一看见针头，头就发昏。但那次他病得很厉害，必须打针了。但他坚决不打，他父母亲劝他不行，骂他也不行，打一顿更不行，他母亲急哭了，说，儿子，你说怎么办？
杨不回答。
我去找杨时，医生正举着针头说，我没见过这么不听话的孩子，再不打针，这针头就会被细菌感染了。
杨的眼睛因为发烧显得很红。
我脱下裤子说，我替杨打针吧。
医生说，胡闹，给你打一百针，杨该烧还是烧。
杨的父亲说，大港，你把裤子提上。
我说，让我陪着杨打针吧。
这时，杨笑了。他有病以来，这是第一次笑，杨同意打针了，但必须让我脱下裤子，让他看着。
给杨打针时，他一直盯着我的屁股看，开心地乐了。
朋友就是这样吧？
童年往事
那是1987年的秋天，也是我出生后的第10个秋天。在那一年里，父亲因工作的需要被派往郑州的一家筹备单位的办事处，因此我们一家人也从北京迁往郑州。在那里生活的一年，对我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居住的大院里，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家庭。即使是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们也很少讲话。老老实实地上学，放学，回家，写作业，劳动，睡觉，我们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我们都是孤独而承受着太多期望的一群。
直到1987年的那个秋天，我认识了青福。
青福是我的同桌，一个很喜欢说话的男生。用现代的医学观点来看，他可能属于“儿童多动症”的那一型。他很喜欢问我关于北京的事情，问我那里的路，那里的车和那里的人。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脸上的羡慕表情还是让我无比受用。加上他层出不穷的游戏花样，同样令我觉得新奇。很快地，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打弹珠。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曾见过别的孩子在路边玩这个，可是总有人把我拉开，告诉我说这是坏孩子玩的游戏。我从未想到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东西，更不曾料到我会被它完全迷住。我们面对面地蹲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某一个彩色的玻璃球，然后，将手中的弹珠轻轻一弹，“砰”的一声，击中了！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比的自豪。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优秀的弹珠，它会有一个战无不胜的名字。我的叫“美洲豹”，他的叫“东北虎”。
当然，我们常常都会争吵，因为他总是能赢得更多的弹珠，而我认为他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技巧没有告诉我，于是每一场战斗结束，我们几乎都会厮打一番，结果通常以两败俱伤而告终。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下一次的游戏。
在青福的带领下，我还学会了爬拖拉机。在放学的路上，经常会有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从身边开过。青福总是很轻松地一跃，就能爬上拖拉机的后箱栏杆，然后回头冲我得意地笑，或者挥手示意我一块儿上。我起先有些犹豫，可是他意气风发的样子实在令人嫉妒，于是，我也模仿着一跃而上。青福发黄的汗衫和我雪白的衬衣，就这样在拖拉机的背后迎风飘扬。
记得一次考试，我只得92分，经过父亲严厉的斥责，我也觉得无比羞愧。在北京的日子，我从来没有低于95分。
讲到这里，我一定要说说青福的家。青福是老四，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一直是很羡慕青福的父亲总是不催促他们洗澡，尽管他们兄弟几个的体臭远近闻名，但是青福家里的两个女孩却总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尤其是青福的小妹妹，刚刚上一年级，那么清澈的一双眼睛，我甚至想过长大以后要娶她回家。
是的，就在我垂头丧气的时候，迎面走来了青福的爸爸。“小双，怎么了？被老师批评了？”
“是被爸爸批评了。我没有考好，才92分。”
“哈哈哈哈……92分？这么高的分数？我家里的5个孩子，最多也才得过88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过来和青福一块玩儿吧，青福这回考了86分，我刚刚奖励了他一个新的弹珠。怎样？要不要来试试？”
那一刻，我真的希望能住进青福的家。
然而，好景终究是不长久的。父母的工作在刚刚迁人郑州的时候是紧张的，所以，我才有了那么多的机会和青福在一起，尝试种种新鲜的游戏。但是，当他们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而我的学习成绩又直线下降，我的厄运也终于来临了。
“小双，从今以后不许再和青福来往，也不要再去青福的家！”
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交了青福这样一个“坏孩子”类型的朋友。
我只能偷偷地继续着我和青福之间的友谊，但是蹲在地上被磨破的裤子和拖拉机弄黑的衬衣，泄漏了我所有的秘密。但是1987年的那个秋天，我是那么快乐，那么快乐。
后来，父亲终于痛下决心，舍弃在郑州已经打点好的一切，将工作移交之后，又调回了北京。我和青福，也就此告别。
我又回到了1987年之前的生活，孤独的，沉默的。只有在和青福通信的时候，我才感到一些快乐和自由。直到高三毕业，我都和青福保持着信件的来往。真的感谢他写了那么多的信，很难想象，那样一个粗糙的男孩，文字会那么优美。从1987年以来的整个童年、少年时期，他一直都是我唯一的朋友。
后来，我被送往国外念书，突然就与青福失去了联系。
再回到北京，是1998年的事了。一天，我在晚报上意外发现了一篇追忆童年往事的文章。弹珠，小双，拖拉机——温暖的情节使我想落泪——不用怀疑，一定是青福。随后与报社联系，终于得以与青福重聚，当年的顽皮少年，现在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学里的研究生了。
而多年以后，我的父母也意识到当年的错误。因为当年同我一样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孩子，大多都养成了一种孤僻、清高的性格，而我幸而拥有青福这样的朋友。
假如没有青福，我的记忆中会不会有童年时的快乐，我的人生是不是完完整整？
让我牵挂的人
窗外那好久不曾下过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飘着。这个有着六角花瓣的雪花，飘进我那久未开启过的浮尘往事中。故事发生在我上初中时的一个下午，很早就放学了，也是这样的鹅毛大雪。我和莲一道回家，一路我们说笑着，我们常这样，总有说不完的话。几天前，她用了几天放学回家在路上的时间，给我讲了《梦的衣裳》。这天，我开始给她讲我刚看的小说《倚天屠龙记》。我是急性子，看小说有个习惯：先看开头的一百多页，然后看结尾的一百多页，最后看中间的，还得挑精彩的、我爱看的情节看。即使是这样，我们只有十几分钟的路途，也讲不完的。到我家门口了，连开头的一百多页还没讲完，于是她不让我进屋，就站在我家的大门口讲。我也正在兴头上，就听了她的话，任雪花洒在我们身上，全然不顾。我眉飞色舞地讲着，她聚精会神地听着。姐姐透过窗户看到了我们，探出头来招呼我们进屋说。我没有停下来，只是冲她摆摆手，示意她进屋，不用管我们。当我们意犹未尽、恋恋不舍说分手的时候，我们的头上、身上、鞋子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雪花。雪花依旧在飘舞，我目送她走远，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莲是我初中时期的同窗、好朋友。那时，我们都是班里的尖子生。最让我佩服的是她的作文，每次都被老师当范文来读，想到这儿，又翻出她的信件和贺卡，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千里之外一声真挚的问候，你可曾听到？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终于挑到了这张，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我喜欢，而我们之间总有种不约而同的默契。想你，在大雪飘飘的傍晚，想我们的神侃。真希望时光倒流，乾坤逆转，回到那段无忧的过去，重温那份畅快的感觉。月，想你，即使时光不再，你也是我永远的朋友！”
这些是写在她1992年末寄给我的贺卡上的。
多年来，只要一想起她，我就自卑。当初我们初中毕业，一起报考，她毅然选择了重点高中，当时她还央求我一起报考重点。而我因为家境贫寒，想早些减轻家里的负担而背着父母报了中专。眼看着莲意气风发地走进了重点高中的大门，而我却底气不足似的进了中专的校门，真有些不甘。莲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国家重点大学——中国计量学院，而我则走上了工作岗位。其实，莲家庭条件也不好，父亲靠上山挖药材卖些钱供她和两个弟弟读书。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发工资时，拿出了30元钱（我当时的工资也只有140多元）寄给了生活窘迫的她。她在后来的信中常提起此事，提的更多的是我们在雪中讲故事的情景，我们都对此记忆深刻。
可能是莲的命不太好，她的母亲没有等到莲孝养就离开了人世。听说她母亲因劳累过度突然不省人事，被邻居发现后送到医院时，已经停止了呼吸。而莲当时正在杭州上大学。
1998年之前，我们一直有联系，她还一直要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1999年年初，我按她给我的地址给她寄了一封信，随信寄去她要的照片。可是连续发出三次，均被退回，原因：地址不详。打她的传呼，也一直没有回过。至此，我们失去了联系。
直至今天，我和莲已经有15年没见面了。听另一位同学说，她现在在北京，和她的父亲及弟弟在一起，可无法取得联系。许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变得模糊，可那场大雪我依然清晰记得，我们在雪中讲故事的情景我依然记得。我深信一点：改变的只能是容颜，不变的是我们纯真的友情，是我们彼此的牵挂！因为这份友情，这份牵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透过窗户，看着纷飞的雪花，我仿佛看到了莲在吟诵她的诗：回首/总有太多的感慨良多的意义/展望/总有一个梦想/一份渴望/人生/恍如一张迷惑人的大网/曾给我/几多迷津/几多迷茫/多想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看它是怎样的结局/于是生命对我/就有了一份诱惑……
友谊的力量
那是我们在分别多年后第一次见面的晚上。她把原本色泽光亮的头发染成了浅色，希望借此掩盖住原来的光亮，整个人看起来糟糕透了；就好比她用冷漠粗鲁的外表来掩盖心中的不快乐。她对我说想找个人说说话，于是我们就到外面散步来了。我心里想着我的未来，那些令人开心的事，而她则想着那些不复返的过往，最近刚离开的家。我开始倾听她的诉说，在说话的过程中，她不停地抽着烟——我想那些烟雾萦绕应该是她的避风港湾吧。在她说自己的那些未来目标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一个只知道追求物质的梦。而她最后的一句话——我需要朋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看到了希望，我知道至少这个我能给的起她。
我们是在小学时就开始认识的，当时她少了一颗牙，而我却少了许多朋友。那时的我刚刚搬到我住的那个地方，在森严冰冷的学校大门外，我只找到冷冰冰的金属秋千和冷漠呆滞的笑容。我问她能不能把漫画书借给我看，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看漫画；她说可以，虽然她不是很想借我。也许是我们俩都在寻找微笑吧！我们也确实得到了。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可以在深夜里咯咯地笑，可以在寒冷的冬天一起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雪花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般地飘落。
夏天时，我不小心被蜜蜂叮到了，她握住我的手，告诉我她就在我身边，若我想哭的话没关系——于是我哭了。秋天时，我们把落叶扫成一堆堆的，然后从高处往下跳，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五彩缤纷的落叶会在下面接住我们。
只不过现在，她从高处掉下来，却没人在下面接住她。我们好几个月没说过话，好几年没见了。我来到南京求学，而她也搬出家里，两个人过的日子南辕北辙，两颗心的距离也比横跨整个中国还要遥远。她的话让我感觉陌生，但她的眼神却告诉我她的渴望，她在寻求力量，努力想办法重新开始，她需要友谊的支持，现在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还需要我的友谊。于是我拉起她的手，告诉她我就在她身边，若她想哭的话没关系——于是她哭了。
花开的声音
我是一个大山中出来的女孩，也是一个穷得只剩梦想的人。别的同学能拿着钱去购买大把大把的快乐，而我却只能在图书馆、教室、寝室中苦读来度过。
因此当老师把一等奖的奖金300元交到我面前时，我开始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然后满心欢喜地伸出双手接过那钱。躺在床上，面对那一叠不厚不薄的钞票，爸爸累弯的腰，妈妈缺乏营养而蜡黄的脸，那个一贫如洗的家，没商没量地纷纷涌到了我眼前。妹妹马上要参加高考，没有资料是不行的，得寄她50元；弟弟的学费也许还欠着呢，给他留30元算了；嫂嫂正在坐月子要钱买营养品，至少得50元；春耕又开始了，爸妈肯定又在为化肥钱东家借、西家凑，想着他们涨红了老脸，低声下气求别人的样子，泪一下子涌了出来。50元不够，那就拿100元吧。唉，怎么一会儿就只剩下70元了呢。妈妈那件衬衫补丁一个叠着一个，买件新的20元该够了吧？爸要买的则太多了：鞋子、衬衫、长裤。
为了供我们姐弟三人上学，家里日子一直很拮据。为此，我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法律专业，报考了有补助的师范。唉，不想了，一想起家里的窘境，真想大哭一场。
我跳下床，一不小心踩在了鞋子上，那双不堪负荷的鞋已成了“开口笑”，看来不买一双是不行了。300元奖金转眼“烟消云散”。
“请客！”几个室友蜂拥而人。
“请什么客？”我一时有点莫名其妙。“别装蒜了，那么多奖金，不意思一下可不行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