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防空力量较弱，防空系统还是七八十年代建立的，防空技术不够完善，无法对付现代化的空中目标；它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和装备反击空中打击，特别是夜间和在受到强大的无线电干扰的情况下的打击。
在南联盟军队击落F-117A之后媒体沸沸扬扬地说：F-117A飞机只是一种神话，就连过时的防空武器都能够打下它。这种看法没有充分估计到隐形飞机的危险性。
隐形技术（美国的F-117A和B-2飞机）的优势在于不易被现代化的防空系统发现。它的可发现距离比普通飞机减少了2／3。如果这种飞机使用远程高精确度巡航导弹，那么任何现代化的防空系统的火力都无法摧毁它，即在它发射导弹之前根本无法发现它。
北约是如何确定攻击目标的呢？
第一步，侦察卫星和U-2侦察机监视塞尔维亚的地面部队，将全部情报转告给“喷气星”的巡逻飞机。
第二步，“喷气星”利用这些情报发现和追踪南斯拉夫装甲部队的转移。雷达舰的侦察范围超过150海里，它们需要“普雷迪特”无人驾驶飞机提供更详细的情报。
第三步，“普雷迪特”无人驾驶飞机能够对敌人进行侦察，取得重要情报，并通过卫星发给地面站和“喷气星”飞机，它可在24小时内从2．5万英尺的高空向地面站发送详细情报。
第四步，将卫星、U-2侦察飞机、“喷气星”和无人驾驶飞机搜集到的情报发给“大力神”飞机，它是空中联合指挥中心。
第五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大力神”飞机向北约飞行员发出攻击目标的指令。
就这样，北约炸弹从天而降。
战斗机坠毁驾驶员被救
1999年3月27日晚8点45分刚过，在巴尔干半岛上，一架F-117A隐形战斗机坠毁，橘黄色的火焰升上黑暗的天空。飞行员凭着运气和技巧逃离飞机，藏了起来。与“夜鹰”一起飞行的北约飞机的飞行员紧急呼叫空中行动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通过保险的无线电频率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在那个地区的几十名北约飞行员。
这位中等级别的飞行员跳伞着陆的地点距飞机坠毁的地点约10英里以上。他驾驶的价值4300万美元的隐形飞机是在贝尔格莱德西北约35英里处坠毁的。
几分钟内，在意大利的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伞降救援小组投入行动。这是些非常善战的人，在空军363500人中仅有400名。他们从头到脚一身黑，另外还带着白天在南斯拉夫隐蔽可能需要的迷彩服。
在近5000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在白宫向克林顿总统报告了这一消息。据白宫一位助手说，克林顿严肃地说：“有消息随时向我汇报。”
接下来的七个小时里，伯杰、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将军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北约驻布鲁塞尔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打来十几个电话，向他们通报最新情况。
在飞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五角大楼的助手们一个小时之内就得知飞行员还活着。因为飞行员的救生包里都携带有呼救无线电信标。飞行员们还携带特制闪光信号装置，在白天可以喷烟，便于救援人员发现，在夜晚可以发出红外线信号，戴着夜视镜的救援人员也可以看到。飞行员们还带有经过伪装的器材，但必须防止敌军截获信号。
午夜过后不久，躲藏了三个半小时的飞行员与救援人员联系上了，告诉他们周围有部队，正在迅速接近。于是，三架有特殊装备的空军MH-60G“铺路鹰”和MH-53J“铺路微光”直升机，以每小时150多英里的速度在树梢的高度搜索时，突然俯冲下来，迅速救起了这名飞行员。除了有些挫伤和在弹射时膝盖骨受了伤以外，飞行员身体状况良好。
随同这些飞机一起执行任务的有一架或者几架专门为秘密特别行动配备的“黑鹰”直升机。在它们的上方是用于保护和特别监视的预警飞机，监视天空是否有米格飞机拦截。另外还有强击战斗机和电子干扰设备，准备对付塞尔维亚军队可能发射的高射炮或导弹。
虽然救援地点周围的地区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南斯拉夫军队，但救援小组没有遭到敌人的袭击。凌晨3时45分，这些飞机在北约空中行动的掩护下，飞离南斯拉夫领空，回到波斯尼亚的图兹拉。
三、战争背后的交易
美国手中的牌
在科索沃局势慢慢变得紧张起来时，白宫没有什么反应，当时克林顿正为莱温斯基案件所困扰。
有一个人试图阻止奥尔布赖特想让战争升级的愿望，他就是桑迪·伯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他的办公室离总统办公室只有几米远，每天上午9时15分他与总统见面，向后者介绍有关对外政策的重要情况。伯杰1972年就已认识克林顿，他们当时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班子中共事，后来麦戈文惨败给尼克松。
一位白宫人士说：“其实，我们手里有很多牌，但就是不知道该打哪一张，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这些牌到底能不能用。我们一只手中有鲁戈瓦，另一只手中是科索沃解放军。奥尔布赖特越来越坚决地称要选择军事行动，而伯杰也越来越坚定地予以反对。一句话，我们差不多进了死胡同。”
在1998年5月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里，罗伯特·吉尔巴德第一次提到发动空袭的可能性，伯杰摇头表示反对，“在设想好接下来要采取什么行动之前，发出这样的威胁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尽管与科索沃解放军的会晤并未公升进行，但推崇和平的科索沃阿族领导人鲁戈瓦最后终于得到了克休顿的接见。
会见是简短的。惶恐不安的鲁戈瓦宣称，如果美国不为制止暴力升级进行紧急干预，科索沃将会直接走向战争。
克林顿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回答说：“我们不会容许在科索沃发生类似于波黑的情况。”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但是，与科索沃解放军的秘密对话已经获得了美国人的青睐。
有一个人非常了解科索沃解放军的性质、行径和目标，他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他手中的报告把科索沃解放军描述成一个激进的组织，内部混有黑帮，从事毒品贩卖并用赚到的钱到黑市购买军火。同时，科索沃解放军被指责对塞尔维亚平民犯下了种族主义暴力。
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分析家说：“最大的危险是，如果支持科索沃解放军，我们可能会遇到同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一样的经历。我们为他们提供金钱并武装了他们。可是他们却走向内讧和伊斯兰激进主义。”
中央情报局在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情报人员发回的最新情报说当地的分离主义战士管理良好，几支科索沃解放军的部队成功地守住了科索沃南部的波杜耶沃。
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负责人与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在欧洲秘密接触，美国人建议提供欧洲制造的反坦克武器。特尼特和科恩向白宫提交了这些会见的详细的备忘录。
伯杰和克林顿立刻给予否决。伯杰说：“想都不要想，这些家伙不是可以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人。”美国总统同时要伯杰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传递明确信息：“不要给叛军提供武器。”
1998年末，局势恶化了，但此时美国当局好像无人做主：克林顿正被性生活的政治影响缠住无法脱身。
在此期间，总统经常不在。他和帮他在参议院辩护的律师们在一起。不抱幻想的奥尔布赖特看着克林顿的办公室无奈地说：“我们像一群仓鼠一样绕着轮子打转。”
1999年1月16日，还不到6点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吉姆·斯坦伯格就被负责监督停火的外交官威廉·沃克尔的电话叫醒了。通讯线路不好，但仍能感觉到沃克尔的震惊和愤怒。他刚从科索沃南部拉察克回来，在那里他看到了45名被枪杀的阿尔巴尼亚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都穿着工作服，有人眼睛中弹，有人头部中弹，其中还有一个孩子。
奥尔布赖特是从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她立刻给伯杰打电话。半梦半醒的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务卿说：“我不理解。中央情报局告诉我们塞尔维亚人不可能在春季之前发起攻势。”奥尔布赖特反驳说：“那么，正如您所见，今年的春天在科索沃来得比较早。”
克林顿身边的人说，当克林顿“最终”开始全身心关注这件事时，他的信念来自于几天前奥尔布赖特向他阐述的推理。“米洛舍维奇国家主义政策的赌注主要是放在科索沃。因此西方应该深入到这一根本问题，以阻止他玩这张可以使他制造混乱的牌。”
一位白宫人士说：“几周以来，为了让欧洲人和总统接受轰炸的构想，她把米洛舍维奇‘变成了魔鬼’，说他只懂武力这一种语言。”这也许是对的，但把事情弄得这么极端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至少在外交方面是如此。
克林顿知道自己不能再后退了，但是正如他周围的人所说：“他在军队和战争方面都有问题。”
越战期间他逃兵役，他向周围的人透露说他“欺骗”了军事机构。1992年被这位新总统接见时，军方负责人发现他难以正确地行军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不得不上几堂专门的训练课。
美国在索马里的失败和许多士兵的阵亡使他在战地派兵问题上很有保留。
莱温斯基事件可能也使他同军方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军界希望保持高昂的士气，但是这位原来未服兵役、如今又与人通奸的三军总司令是否有足够的信誉让美国的年轻人到国外去送死呢？
克林顿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与布莱尔通话最多，当然也会和希拉克和施罗德在电话里商谈。一位白宫人土说：“我们临近了关键时刻，但这是一场真正的、总统和欧洲盟友比谁跑得慢的比赛。还没有任何人准备承认轰炸不可避免，有人认为武力威胁本身会比使用武力更有效。这是何等地盲目和是非不分呀！”伯杰在会上说：“不能没有过渡就从和谈失败一步迈到轰炸。”
为了给以武力发言寻找借口，华盛顿派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前往贝尔格莱德。
米洛舍维奇平静、近乎冷淡的语气令它的对话者感到困惑，他提到塞尔维亚人民的历史和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来客把话题引到科索沃的悲惨事实时，他十分固执地加以否认：“所谓在科索沃的进攻是西方媒体的捏造，是科索沃解放军传递的错误信息；南联盟军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有一些孤立的、警察针对罪犯开展的行动。我们正在铲除犯罪的根源。”然后他又以近乎顺从的口吻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美国人在朗布依埃的谈判桌上坐到了阿尔巴尼亚人一边。”
在毫无成果的4小时会谈结束时，霍尔布鲁克建议次日进行一次新的会谈。3月23日上午，霍尔布鲁克问米洛舍维奇：“一旦我们离开这里，出了总统府的这道围墙，你是否对将会发生的事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想法呢？”
米洛舍维奇用平淡的语气回答说：“是的。你们将轰炸我们。”
“正是如此。”
布莱尔的游说
在对外宣布时，把这说成是一次“工作晚餐”，但是在会面中，他们围坐在白宫的沙发上，小口地咬着食物，讨论着战争的前景。并非因为情况严重才出现这种野餐的气氛。实际上，这是英美两国最高级会晤，时间是1999年4月21日黄昏时分，是在突然取代了计划中的北约50周年庆祝活动的北约战争委员会开会之前。
托尼·布莱尔一天前飞抵华盛顿。比尔·克林顿想见见他。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在总统讲话时要宣布许多事。这是他希望举行的一次会谈。”
陪同总统的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几分钟之后，布莱尔展开了他的主题，这是他上台后在国际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48小时的开始。
他谈了出兵科索沃的必要，北约的信誉和未来，军事行动将会带来的一种新秩序——一种应该为人权观念和反对种族灭绝的斗争牺牲像塞尔维亚这样的红色国家的主权的新框架。
通常被指责为对大表兄比尔俯首贴耳的布莱尔变换了角色。克林顿认真地听；奥尔布赖特听得更认真；伯杰没有像他们那样被打动。最后，布莱尔——无论是精心设计还是无意的——变成了北约中态度坚决的鹰派，华盛顿的某些人称他为“北约领导人”，尽管直到第二天他才获悉这一称谓。
首先是《华尔街日报》，该报的社论版说布莱尔“在苦口婆心地说服犹豫不决的白宫同意（阻止种族清洗）这一问题上，应该得到一切能得到的帮助……布莱尔的英语在我们听来还不错。”
然后是国会山，布莱尔受到了他从未想到会与之意见相投的议员们的热情款待。不仅是明显持支持态度的民主党盟友，如约瑟夫·利普曼和乔·拜登，而且新觉醒的共和党鹰派中持强硬观点的右翼议员也被克林顿态度的变化无常激怒了，他们急切希望继续打下去，直至这场战争打赢为止。
新露头的共和党总统的希望人选、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在国会带头游说要派遣地面部队，并称自己是鹰派政党的再生灵魂，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布莱尔的观点。
麦凯恩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来这儿太好了。他是了解世界领导人应该发挥的作用的人，如果北约打不赢，北约就不会再存在下去。这与一个对社会政策拿不定主意的总统形成了对照。当然，这也行——但是在战争与和平的时刻，这是不行的。”
到4月23日最高级会谈开始时，布莱尔单枪匹马地确保了在北约的计划中留下西方对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发动地面进攻的可能性，并且是在克林顿有保留意见、其它国家公开反对的情况下。
布莱尔发现自己不仅能推动克林顿政府，而且还可以通过幕后操纵，争取更多的来自法国、德国，以及其它国家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站到自己一边来。
4月23日那天，布莱尔发表了比任何一位领导人态度都坚决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回忆了丘吉尔的讲话，他说，制止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是对北约成立5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
“布莱尔之周”是从4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会晤开始的。布莱尔充满感情地告诉索拉纳，难民危机非常严重，空中打击能否成功不能肯定，因此北约不得不再次研究动用地面部队。他的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1998年夏天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五角大楼已经为“有限的入侵”和塞尔维亚的“安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但是，布莱尔认为，北约本身需要研究在不同情况下所需要的部队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