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来说属于早熟文化，我们常说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容易阻碍文化的发展，并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从现实情况看，把早熟等同于不成熟显然有些武断了，中国近代的落后现象固然与本身文化特性有关，但也是政治文化等反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过分放大的结果。西方中世纪文化消极因素的放大也造成了西方中世纪的黑暗，但摆脱黑暗后又在随后的现代取得迅猛地发展。中国也在五四之后大步跨入现代，并在摆脱西方二元对立观消极因素的干扰之后，坚定地走上振兴之路，而且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种文化上的大变化是语言思维偏向大摆动的具有体现。实际上语言思维偏向摆动发展的过程，就是积极因素不断消解消极因素的过程。我国吃过西方二元对立文化观消极因素的亏后，真正认识了西方文化，在同化西方文化时已能自觉地在语言思维系统内抑制其消极因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还会有偏差，还会不断地调整。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次语言思维偏向的摆动发展。要真正把握语言思维偏向，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自然更具可感性，比如：西方偏于太阳文化，中国偏于月亮文化；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国强调二元中和；西方趋于务虚，中国趋于务实；西方以真为美，中国以善为美，等等。还可以从同中看到差异，如中西方都有超现实的想象力，但西方想象力更丰富，产生的是文化超人，他们总是把希望寄于世外，因此有宗教有上帝，并用心灵与之建立超现实的联系，不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想象力相对较弱，产生的是文化圣人，总是把希望寄于世间，因此缺少本土纯粹的宗教大流，即使信奉鬼神，那些鬼神也是吃人间烟火的，人与之建立的是一种现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更得到重视。这里还必须说，中国信奉鬼神也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积极的方面我们叫风俗习惯，消极的方面叫做迷信，迷信我们明确反对，而对宗教我们提倡信仰自由，为什么？那是外来文化，我们比西方更懂得尊重外来文化。而西语思维偏向形成了西方的偏见。
中西方都有排外心理，但西方的排外是以输出文化达到排外，甚至不惜枪炮开路；中国则通过保护自身文化达到排外。西方也有保护主义啊！这就是语言思维偏向摆动，这种保护与我们家传秘方式的保护是有区别的，西方的保护主要出于利益，我们这种保护更多地包含了伦理因素。中西方语言思维偏向中都有理性，但西方的理性主导是外向的，一摆动到重情时就容易滥情；中国的理性主导是内向的，总是抑情为先，等等。还可以列出更多的现象，甚至可以用更具体的事例说明。同样是理性元素与感性元素，在不同语言思维偏向下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产生的文化也就有所差异，就像西语思维偏向下同一语族或语支还有海洋国家文化与大陆国家文化等差别，汉语思维偏向下还有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等差别。但我们不能说，因为中原文化的影响我们接受了西方的现实主义、因为楚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浪漫主义，中原文化、楚文化就与西方相应的某一种文化没有了差异。这里，让我想起了敬文东先生的《抒情的盆地》。这本博士论文的书论述了四川方言下写作的地域性诗歌，它在分析这种南方诗歌时，就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个角度来把握的，并把普通话的北方诗歌作为分析的相对方面，可以说它已不自觉地站在语言思维的高度。但遗憾的是它又是走在地域性的语言思维山谷，一会儿说四川方言下的诗歌是重视当下的，一会儿说普通话下的诗歌是重视实用、功利的，自个儿云里雾里的；它能正确地指出当今普通话的诗歌写作，抛弃了北方方言下传统诗学入世、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取向，却说不出真正的原因。不过，它能看到中国南北这两种诗歌根本的差异在思维方式上，已是难能可贵了。因此，在中西诗歌的问题上，不是中西方的同不应该研究，但同大多是人类的共性所决定的，不难理解，倒是差异更复杂一些，特别是你要看清同中之异，你不跳出其中，站得高一点离得远一点，可能还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论差异论来论去还真有点烦，有人干脆论同的去，甚至同中之同。
实际上，语言思维偏向反过来也可以看到同，比如五四以后中国为什么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除了十月革命的影响推动和当时社会矛盾适合西方二元对立观积极因素的发挥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是不是也切合我们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的设想是不是与我们汉语的艺术色彩很近？等等。从语言思维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语思维偏向下的西方思想，这样划界不会动摇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地位或改变马克思主义的颜色，更不会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相反，可以使我们能正确地贴切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既然是西语思维偏向下的产物，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必须进行同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吸收其他西方思想也是如此），现在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准为前进的道路，就是总结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诸多错误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不认同简单地把孔子思想或儒家思想划定为封建思想的作法，作为人类思想的一部分，儒家思想是有很多糟粕的，但它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思想的精髓，是超越时代的，必须加以发展。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融入到中华民族思想和现时代的生活之中，才能在我们的前进中产生积极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语言思维偏向及其产生的文化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不但是站在生命本体上去看，同时也有历史依据：即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大进步，中国传统上的盛世。而如果我们再从人类的发展长河去看，中西方这种小格局中的发展差异是不值一提的。从这种眼界之中，所谓融入世界文明、与世界接轨等等之说，可以看出它的歧视性，那是对世界、世界文明的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解和发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自身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状态，这种生存和发展状态总是要以民族的文化来体现的，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本位的？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民族主义？我们发明火药，西方拿枪炮打开我们国门的时候，是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名义吗？神七升空有西方现代科技的原理吧，但我们会说神七是西方文明吗？显然，只要具有文化独立人格的民族，无不有把异质文化吸收同化为自身文化的能力，绝不会吃了螃蟹就变成螃蟹。
在语言思维偏向观照之下，对一些文化现象的分辨能力会有所提高。我们常说我们存在着保守派与激进派（西化派）的对立，特别是对五四前后文化现象的分析，感觉更强烈。但仔细地看看所谓西化派主要代表的鲁迅，他打倒鬼神，却没有拿来上帝，他反传统主要反的是传统中的消极因素，他拿来的主要是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积极精神。在他那里有强烈的强国兴邦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有了这种情怀，无论面对的是西方文化，还是传统文化，都可以作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能在纷繁的主义、思潮中辨明方向，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话语。因此，不能简单地看待鲁迅的反传统。我们再看看超女现象，有说好有说不好的，其实它只是一种以精神文化面目出现的商业性物质文化现象，现在此种现象比比皆是，关键是它的价值要由文化系统从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评判，如果评价不高，它作为外在语言的信号就很弱，它的积极因素或消极因素就不会有太大的反作用，对文化系统的影响就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说到这里，我想起北京奥运期间看到一些网民的评论，认为鸟巢是个怪房子，鸟巢、水立方解构了我们的传统。这种看法可能还不是少数。其实鸟巢传达给我们的文化涵义很明白，那就是传统家文化与现代绿色文化的结合体；国家游泳馆的设计则从体现对立斗争西方文化的波浪，转变为体现圆融和谐中国文化的水立方，它们都汲取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水立方的设计，让我很惊讶！因为这种创意来自比较年轻的中国设计师，它与金镶玉、多款式的礼仪服饰不同，后者拍板的都是传统文化深厚的人，从设计到定式他们一直在把关。不管原意如何，水立方的设计者能意识到波浪太张扬，会与主会场鸟巢发生矛盾，这种思维本身就体现了二元中和的文化观。这次奥运会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开幕式用一种场景梦幻、气势恢宏的大诗手笔来展现中国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让人震撼，这样的场面就是那些不看好甚至敌视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有所畏惧，都会大气不敢出。中国文化虽然是一种慢文化，但它也较少从片面到片面的弊端，而且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非常强，善于吸收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因此从长远的大格局来讲，中国的发展不会慢，甚至可能后来居上。
现在，从语言本体的高度上来研究整个文化的难得一见，但有志在这样的高度上进行文学研究应该是有的，只是形不成体系。高玉先生是比较系统研究的一个，他认为，现代汉语决定中国现代文学，这是一种俯视性眼界，有了这样的视域，中国文学的方向应该很明确了。但高玉先生割断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本质联系，认为现代汉语吸收了西语语法等等元素后，现代汉语的外壳虽是古代汉语留下的文字，其灵魂已是西语的思想思维体系。这实际上是语言观的一种倒退。因为他说的决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汉语，仅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俗称的普通话，他忽视了支撑这个现代汉语的基础是现代的汉语，而不是几个汉字那么简单，实际上生活中我们用得最多的是口语、方言。再说语言学家可以创造文字，可以规范书面语言，但创造语言却是全民族的事，农民可以创造“大包干”，而只有政治家才能创造“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规范化的书面语（文字）和口头语的现代汉语，仅是现代的汉语外在语言的一部分，其他除方言之外，还有很多表现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的外在语言，它们也都在反作用于内在语言。而西方的语言、语法、科学思想、汽车、日用品等等，即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都只是外来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是符号、代码），它们必须经输入民族文化的同化，才能进入输入民族的语言系统，而它们价值的存在还要取决于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消极的总会被抑制。这是整体把握。个体之间的情况是有差异的，因此个体要进入整体，有个交流认同的过程，文化系统也会有评价反应，这在上面我已说到了。这里还可以举个例子：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文学，实际上仍是摹仿，只是它摹仿的是内心而非自然，这是偏于叙事的文学转向偏于抒情的文学的表现。这种表现在中国屈原、李白等人的作品中也是较明显的，我们没有把它看成是意识流文学，主要是这些作品是抒情文学（也可以说诗歌都是抒情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本身就是意识流的。当然，西方意识流文学有特定的涵义，就是现代意识流与古代意识流自然也有很大差别，但如果用在诗上而没有诗化，就是没有用一定的手法来表现，那还是用意识流说明意识流，等于没说。这例子让我们看到的还是语言思维偏向和语言思维偏向的摆动。
我们现在的语言观大多还停留在比较简单化的认知上，甚至停留在形式与内容这样的概念上。当语言观还停留在这样的位置上，就无所谓的内在语言与外在语言，对语言思维偏向也就不会有什么敏感。高玉先生虽说要把文学上升到语言本体的高度，但他所要论证的现代汉语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现代西语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因此，他的论说只是建立在现代汉语所谓西质中体的基础上，他的语言本体观不是深入内在语言，而只是在外在语言之上飘浮，如此所谓的现代汉语决定中国现代文学也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知道，西质中体主要对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而言，有西质不假，但现代汉语在组词、句法等方面仍然与西语有很大差别，完全西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再说书面语与口语有距离，是谁都难以否认的，那么至少可以说口语与书面语的运作有所不同，那么这样不同的运作又从哪儿来呢？我们古代有言可尽意与言不尽意之辩，那么这个言与意又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不容易说明的。但我们有比较明白的说法，比如汉文化的生活中，甲对乙说：大丙要？怎么啦？（这里可以换成方言或其他语言）你能说甲与乙此时明了的沟通，是必须通过规范的现代汉语来进行吗？如果不是，那就可以证明规范的现代汉语并不能决定甲与乙此时的语言思维，而相反“大丙要？怎么啦？”背后的这个语言思维却可以决定规范的现代汉语：大丙要去哪儿？你们怎么啦？显然，这个语言思维可以运用规范的现代汉语（甚至不规范的现代汉语，或者其他的语言），而这个语言思维却不是仅仅由规范的现代汉语来决定。这个语言思维是什么呢？是内在语言，它可以决定在什么情境之下运用与之相适应的外在语言。当然，外在语言可以反作用于内在语言，把外在语言新的语言思维元素渗透到内在语言之中，促进内在语言的发展。这就是内在语言与外在语言不可分割的发展关系。而内在语言决定着语言思维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