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蒙兄：
最近在今年第二期《十月》和《昆仑》上，分别读到了你的中篇新作《白狍子》和《道拉吉，道拉吉》。同时，我也注意到你在作家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两部长篇。在当前整个文坛境况不佳的情况下，你能保持这样的创作势头，殊为难得。
《道拉吉，道拉吉》写的是朝鲜战场上两个志愿军战士陷入敌后与美国兵周旋直至牺牲的遭际，而《白狍子》则写了“文革”时期在北方森林中战备施工的一个连队的战士们（主要是主人公邵年）与一只白狍子的情感及命运纠葛。两部作品所反映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都相去甚远，但我却从中都嗅出了一股子浓浓的人情味儿。如果说前者通过战争年代里两个战友患难与共舍龠互救的过程（包括古建禄对冯子恩所犯“生活错误”的理解与同情），朦胧传达出一种对真挚宝贵的人间友情的赞美的话，那么，后者则在畸形年代里从人身上发现兽性和从兽（白狍子）身上发现人性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中，深情呼唤革命军队中一度失落的美好人性。二者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你在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寻求与探索。并且由过去看现在，遵循描写主体自身人性觉醒与强化的轨迹，不断深化了你笔下的人道主义精神。甚至触及到了一个敏感问题，即“军人的人性”这样一个似乎带点悖论意味的命题。这一点在《白狍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虽然那个指导员和黑杵悍然枪击白狍子的不近人情的举动多少可以推诿给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特殊事件和由此形成人们的特殊思维。但是退一步讲，作为武装集团的军队，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不是常常要面临如何处置“白狍子”这一类的严峻抉择吗？不是常常要以某些个人的脉脉温情的丧失为代价来换取更广大意义上的人性或人道主义的胜利吗？尤其当一个军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心灵所受到的冲搽与震荡就更为激烈和深刻。也即是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有时候他所面对的考验和牺牲，不仅仅是肉体的和理智的，同时也是精神的和感情的。塑造军人拓掘到了这种屡面，我认为是比较具有了深度和超越意义。军旅文学走到今天，似乎已陷入了某种困境，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开掘军人的人性深度不失为道路之一。
我还想谈到的是你这两篇作品在艺术上的优长。给我留下比较突出的印象主要有两点。一是环境、氛围的渲染细腻、逼真，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不仅准确描摹出了北方大森林的外在形貌，而且传达出来了一种大森林的内在精神，一种北方大自然的风韵，尤其当这一切都十分妥贴地与主人公彼时彼地的心态情绪溶为一体时，它就从一般的真实意义上升华出了一种艺术的魅力。这不能不使我推测你一定有过独处北方森林中的生命体验。
第二点是你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小说语言的更新和渐趋成熟。所谓“更新”，我想说的是你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准确生动的传达语言中，渗透进了许多感觉、情绪、意象等等，加大和强化了语言的艺术信息量和审美刺激力；所谓“成熟”，我想说的是你驾驭语言开始显得从容而不拖沓，绵密而不罗嗦，朴实中闪烁着斑斓的文采，无论白描或叙述基本上都不“漏汤”。较大词汇量的自如运用，显示出你较深的语言功力。
你还要我给这两部作品挑挑毛病，我觉得具体的倒不好说什么，似乎方方面面都挺圆满，没有太明显的缺陷。但问题恐怕也就在这“圆满”上面，直言之，在这两部（也许还包括你别的）作品中，我还很难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或者是一种别致的表述方式，一种新鲜的语言构组形态等等。而这种鲜明个性或日风格恰恰是成就一个优秀作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于你，我认为下一步的努力目标主要不应该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飞跃。你应该力争进入另一种境界——一种艺术个性的弘扬，一种属于自己的审美范式的创造与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个人风格的脱颖而出。至于怎样去做到这一步，我也说不清，大约只有靠“修炼”吧。这一点我想你心中也是十分明白的。故不赘言。
朱向前
1988.7.7
载《解放军报》1988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