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儿子是在一片荒凉的河滩上受尽磨难长大的，那么她自己就是这片河滩；如果儿子在童年里是一棵置身于风雪荒原上的孤独的可怜的小树，那她自己就是这片荒原和荒原上的风雪；如果儿子终于没有逃脱死抻的魔掌，那她自己就是或至少是它的帮凶。在儿子的命运中，也有一团永远的黑暗，这黑暗就是她自己。
任何一种心境的转换都会有一个终点。越过这个终点，人的全部意识活动的内容，它的注意力的焦点和它的趋向，乃至于人的全部外部行为，都会突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于足人的命运也就在不岛觉中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那座位于内心荒原中心的、越耸越高的英雄之峰面前，她自己越来越萎缩，越来越小下去。随着时光推移，她对儿子死后自己突然获得的巨大的哀荣由惊讶到习惯。她的心也就越来越痛苦，空虚和惊慌。望宥这座英雄之峰那高耸入云的，白雪皑皑的顶巅，她突然又发觉自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她不配在儿子的荣光的照耀下活着……即使站在春天的洛河岸上，领略着阳光的和煦，轻风的温柔，草木雨露的熏染滋润！有时你也还能听到冬末春初时节那场汹涌暴烈的冰洪的回声。这时，当初笼罩在河上的一片酷寒和那种浓郁的悲怆的葬礼似的气氛就会重新在你心灵的原野上弥漫开来。
还需要一个契机。
在人的心境和命运的转换中，一个恰当的契机就象一座桥，既标志着此岸的终结，又示明着彼岸的开始，它本身还是一个工具，人们只有凭借它才能从旧的世界走向新的世界。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和全市各界代表五千人聚集在新落成的、本市最大的“白天鹅”剧场，为军委命名的“一等功臣”、广州军区命名的“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章阳烈士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司马丽君是三天前接到参加大会的请柬的。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她的内心被一件箏搅动了。
一位名叫江晓的女谇年，写估给一家刚复刊的全国性青年杂志，以最难以指责的天寘无邪的疑问方式，闸述了一种名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人生哲学，这封信刚刚发表，信中所提出的新的人生哲学就以它所包涵的明显的对过去几十年里一直用来指导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和实际行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共同理想牺牲自我”的人生哲学的否定，引起了思想界乃至一般公民的注意。几家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报刊马上开辟专栏，就这种新的人生观展开讨论。各地报刊纷纷响应。于是，就象章阳的事迹刚发表时马上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一样，现在，无论大街小巷，人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议论的又都是这个江晓和她的哲学了。
……这场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夏秋之际的关于江晓和她的人生哲学的全国性大辩论，根源于“文革”十年后逐渐在中。国社会内部孕育和酝酿的那种将要和正在决定着中国历史发展新方向的反思的大潮。在历史上，每一种曾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理论连同支撑和附属着它的意识形态走到了自己的终点，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它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必须的，没有它就没有社会的进步，这种批判又常常以“我们在这种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之下是否幸福”之类的问题作为怀疑的起点，并以一种新的、同人的幸福有关、且与被批判的旧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人生哲学的提出为其最充分的表现。而任何这一类的批判又总是喜欢走极端的，矫枉过正的。因为在作这种批判时，它注意的总是旧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中那些同人的幸福相悖逆的部分，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旧的东西作全面的历史的公正的评判。具体说来，这一场关于江晓和她的人生哲学的大辩论，表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事实：十年“文化革命”之后，在全民族内部激烈酝酿的那种对历史的深刻的反衍，已经跨越了最初对“文革”的简单否定和对建国初期的“好时光”的诗意的留恋，进入到对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和某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审慎地批判的时期。
然而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或人生的理论在它诞生的这个国度里的实现程度，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曾在一时间内引起了全社会的注目。归根结底，最后决定它的命运的还是时代和民族对它需要的程度。即使它一度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甚至大有垄断全部社会舆论之势，那种被它批判的，并同时使它得以诞生的旧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不会马上象阳光下的冰雪一样消融。大以然和人类生活中有一个永恒的和严酷的法则：相对于更旧的事物来说，目前的旧事物仍是新事物，并且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其中总会包含着某些属于历史的合理的东西。人类不能跳出旧的生活环境而生活在一种全新的环境里。人类永远只能生活在一种新旧交替的过程之中，于是那些旧的社会形态和与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消亡，它们的继续存在还是保持人类自身生活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走极端的批判思潮在人类生活的发展史上毕竟有其不可抹灭的功绩，它至少冲破了那由旧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构成的思想的和生活的囚笼。拓展了人类心灵的空间。在一种的更新的广阔的天地里，一切新的和旧的事物都要重新受到批判的思考和检验，为了在这块新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还都必须有所改变，于是这时它就已经推动了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而使人类生活越来越带近幸福和与它相连的人的自由本身。
司马丽君不可能理解这一切。象一般内心执着于某一目标的人一样，开初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市报第三版右下角已经新添了一个专栏。她注意的只是每天市报一版下方那个“向章阳烈士学习、团结一心搞四化”的专栏。
这个专栏的存在对她是重要的。她每天都能在这儿看到儿子的名字以及对他的事迹和精神的赞扬。在儿子死后这艰难的四个月里，这个专栏作为外煞条件之一使她顶住了来自内心的惊诧和怀疑的压力，后来又帮助她渐渐完成了对儿子的新的英雄形象的塑造。
几乎是因为这个专栏的存在，她才自费订了一份市报。只要每天在报纸上看到儿子的名字，那已在她心中形成的关于英雄儿子的形象就似乎又一次得到了新的证明。
但是有一天，这张报纸上，儿子的专栏却与关于江晓和她的人生哲学的大辩论的专栏互换了位置。儿子的专栏还在，却被移到三版右下角一个不甚引人注目的地方。
司马丽君最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她突然惊讶地看到，无论是报纸，还是人们的兴趣，都已经从儿子身上移开了。现在发生的楚：一个无论问战争和牺牲都无缘的陌生的女青年占据了儿子原来的地位！
儿子牺牲四个月后的今天，她已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儿子是沩今中国最伟大、最壮烈、最受人也最应受人注意和景仰的英雄。儿子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其它的山峰都相形见绌。她不能理解：既然世界上已有了这样一个划时代的民族英雄，为什么人们还会去注意另外一个人，并且在她身上倾注了那么多的热情！
由这种惊讶带来的痛苦开始啃啮她的心。她回过头去看那些旧报纸。她要弄明白这些日子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还刚刚读完江晓的信和报纸上围绕她的信展开的讨论，一种愤怒和悲凉的感情便在心中激荡起来……
原来这个江晓公开主张的是一种“为我”的人生暂学。这种哲学不仅同她那个牺牲在南碼的儿子的英雄行为和精神境界格格不入，也同几十年间社会给予她自己的4已深藏在潜意识中的那些“革命的”人生信条格格不入。今天，她觉得自己已经懂得了儿子英雄行为中的庄严和崇高，因而那些信条也越发在心中变得鲜明、突出和祌圣起来。姬的惊讶甚至变成了震骇：南疆的战火还没完全熄灭，包括儿子在内的许多烈士还刚刚死去，更多的人还继续在边境上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受苦受难，那么多的母亲还正在为已死的和生死不明的儿子哭泣与担忧，江晓和她的那些同情者怎么能够公开鼓吹这样一种自私的人生哲学！
在接受儿子的新的英雄形象的同时，她还接受了市委书记致她的公开信中对儿子的功勋和事业作的那一番解释。在“文革”十年后的今天，面对菥深深潜藏在民族躯体内部的新的生存危机，我们更应该忘却自己的伤痛，以更大的热情，更高昂的牺牲精神投入建设“四化”乃至于保卫祖国的实际活动中去。她的儿子已经这样做了，别的人也应该这样做。而江晓的哲学则只会使更多的人只想到自己而不是祖国和民族的大事业，实际上它是对儿子的牺牲和事业的贬低。
真正惊心的是：就在儿子的那座英雄之峰在她心中越耸越高时，她却突然发觉阳阳正被他为之牺牲的这个国家和民族遗忘着！
这天上午九点整，当她被女儿搀扶着，由市委王书记亲自引路，走进追悼大会会场时，这种新起的惊讶，愤怒和悲凉混杂的感情已主导了她的内心。她抬起头来，扫视一下会场，既是刚强的，又是软弱的。她的刚强来自她对江晓及其哲学的批判：在全部弄清这种哲学的内容之后，她不能不认为它同儿子用自己的牺牲体现出来的人生哲学相比，不仅是低下的，丑的。还特别是不对的，是她永远不能接受的，于是江晓和她的哲学受到的全社会的注意也是不对的，不正常的。真正值得全社会注意和尊敬的仍娃她的儿子；她的软弱则来自另一种已驱赶不去的阴暗的感觉：不管江晓和她的哲学是否正确，但它既然已引起了这样大的社会注意，也就证明这种哲学是社会中某一部分力量所喜欢和需要，；她看不清楚这种力跫，但却不能不朦胧而强烈地感觉到：正是这一种她过去从没意识到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对她那个牺牲后仍旧活在人间的英雄儿子的真正危险和真正威胁。
在内心的视野里，那拖高耸的英雄之峰顶巅的皑皑白雪，携带着它的全部冷意，又一次突然地、惊心动魄地显现出来。也就在这一刻，她觉得自己明白这座英雄之峰的顶巅为什么还会覆盖着一层冰雪了。
章阳烈士牺牲五个月后的一天，这座城市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是盛况空前的。
为了开好这场大会，市委、市政府早在若干天前就联合发了文件，就有关事宜作了详细布置，各新闻单位根据市委王书记的指示提前作了报道，使人们敏锐地感觉到它将是本市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为了布置会场，大会前三天“白天鹅”剧场就宣布暂停营业。这三天里，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群众面体、工厂、矿山、商店、部队、学校都在忙着扎花圈，依稀使人想起数年前红太阳殒落时那场席卷全城的“花圈热”，正是这种联想使被各界选为代表的人们记起了那次国葬后压在箝底的黑纱。头天晚上，市电视台的播音员在《本市新闻》中告诉观众：“本台将于明天上午九点整现场转播章阳烈士追悼大会的实况。”这天清晨六点，全市交通瞀提前上岗，疏导肯定会引起混乱的交通秩序，为参加追悼大会的车流人流大开绿灯。七点一刻，各界代表开始在市公安局交通大队队长的亲自指挥下进入会场，第一批入场者的背后，等待入场的人们携带的花圈沿着中州大道绵延数里，花圈大小不同，争奇斗巧，连结成一道缓缓流动的花圏之河，使人叹为观止。所有这些花圈全部进场后，从主席台顺剧场两侧的墙壁一直摆到休息大厅，又从休息大厅伸延到剧场外的广场上。这一天也是“白天鹅”剧场的真正节日，大门两侧青松翠柏，上方横悬着巨大的黑纱，黑纱的下端垂着斗大的白色花球，就象一位平日习惯于浓妆艳抹的女人突然间一身缟素，给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剧场内所有的窗帘也一律换成黑白两色，一楼二楼座席之间，一条粘有“章阳烈士永垂不朽”几个白色剪纸字的黑布横幅与舞台上方那条同样巨大、粘有“章阳烈士追悼大会”字样的黑布横幅遥遥相对，后者的两端还各自长长地下垂着三个大得惊人的黑白黄三色花球。在黑色和白色之中，黄色是一种惨淡的辉煌，使蕴含在黑白两色之中的沉重与压抑焕发出来。八点半钟，代表进场完毕。
专为大会请来的闻名全市的轴承厂铜管乐队开始一遍遍演奏哀乐。市电视台的摄像师上机，他们的助手将一道道雪亮的聚光灯柱时尔直指向舞台。时尔缓慢地利剑般地扫过会场。今天参加大会的有老人、成年人、青年和少年儿童有工农商学兵党政干部医生护士幼儿园的阿姨甚至还有劳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会者一律臂佩黑纱，胸系白花。人们的目光跟随电视摄像机的聚光灯柱齐齐地指向作了大会主席台的舞台。此刻舞台上还空无一人，人们看到的是舞台深处黑色大幕正中悬挂的那幅被日光灯从上而下明亮地照耀着的烈士的遗像。遗像上饰着黑纱，左右两侧是两朵巨大的白花。遗像出自本市“华美照相馆”一位著名的洗印师之手，是一张特大彩色半身相：烈士身穿军衣，面色红润，目光明亮而深沉，静静地居髙临下地注视着舞台上簇拥着自己的青葱的松柏、君子兰和鲜花，注视着那无数的花圈和整个剧场。烈士的目光和舞台上方高悬的黑布横幅似乎抅成了一道门槛，一道介乎生和死之间的模糊的边界，而烈士的目光也正试图越过这道边界向全场的代表沟通一点什么。距离大会开始还有半小时，全场肃静，这肃静也似乎是预先设计好的，目的是使与会者在大会开始之前就进入一种特定的注重肃穆的氘围里，一种悲凉与沉思的氛围里。但是如果真有这种事情，时向这么长久的肃静也是不需要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自己还刚刚走进会场，突然望见从舞台深处射出的那两道明亮的目光，他的心就猛然震慑于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一种严肃和悲凉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