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马”于我而言，是一组特殊的字符。在我的心中总有消不去的塘马情结，究其实倒并非因为它是我的故乡（我并没有太浓的故乡情结），而是因为它和抗战时期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和两个伟大的民族英雄相连接所致……
这种情节可以说是血浓于水、魂梦萦绕，它的震撼力非同一般……幼小的时候，还没有识读文字的能力，我们便从父老乡亲的话语中听到了伟大的民族英雄罗忠毅、廖海涛的英名，知晓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战斗，爱国的情怀和英雄崇拜的情结便渐渐地在幼小的心灵里滋生，月光下“弓兵捉强盗”的游戏演化为罗、廖司令狠打日寇的模拟场面。那时候，幼小的我们还以为罗、廖司令是一个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双峰并峙的两个民族英雄。
英雄的英名传遍于民间，饭后茶余，面对昏黄的灯光或漆黑的夜空，总有人提起他们，百姓清瘦的脸上总是显现出极其庄重的缅怀之色，他们追忆那段往事，缅怀那段岁月，思念逝去的英灵，讴歌那不屈的战斗精神。然而在清明节除了看到成堆的花圈和巨大的水泥坟包外，谁也见不到在官方的媒体中有罗、廖及牺牲将士的英雄事迹的宣传报道，谁也不清楚整个战斗的来龙去脉，除了高音喇叭里总结战斗教训、委婉地批评领导人的几句话语盘旋于熙熙攘攘的后周街外，什么也没有。有的是沉闷与空白，百姓纳闷的是：为什么英雄的壮举却得不到官方的认可。
1981年的清明节，照例是祭扫烈士墓，听完多少年不变的总结塘马战斗的经验教训的录音后，高音喇叭里突然播放起了电影《樱》的插曲《妈妈，看看我吧》。凄冷的音调回旋于“绿油油的麦苗、金黄色的油菜花”上，悲怆的旋律应和着内心的不平，在丫髻山、塘马村盘旋。
“妈妈，妈妈，看看我吧。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寒夜消失春回中华，今日重逢深情地叫声妈妈，流吧、流吧，辛酸的泪花，流吧、流吧……”回转身，看着塘马战斗烈士陵园的纪念塔尖，枪声、炮声、厮杀声骤响，浴血奋战的画面在眼前飘移……“不，烈士的英名永存，谁也抹杀不掉！”我对着纪念碑默念着。
塘马战斗沉寂四十余年后，1981年下半年，新华日报刊登了钟国楚的《血战塘马，气贯长虹》一文，塘马战斗终于露出冰山一角，罗、廖得到了充分肯定，英雄名至实归，我们终于知道了塘马战斗的概貌，始知还有戴家桥战斗，还有转移出去的将士健在。
拿着报纸，面对塘马水库，我和宜兴的一位同学攀谈起来，渴望有一本全面介绍塘马战斗的书籍，心中隐约滋生书写此战斗的欲望。
那种欲望蛰伏于心中，2006年，我终于提起笔，准备创作关于这场气壮山河的战斗的文学作品。
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昔日的那份心愿外，还基于以下两种原因。一是建国后，反映新四军抗战题材的人物大多以化名来命名，虽然有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也采用了真名实姓，但还没有专题的真名实姓的关于新四军对日作战而牺牲的民族英雄的长篇小说。二是以新四军为抗战题材的作品，许多以反顽为题材，许多人误以为新四军抗战主要是对顽作战；误以为新四军抗战星星点点，没有牺牲一个高级将领。
相比之下，用真名实姓的人物来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对日作战牺牲的民族英雄的作品就很多。如反映抗联的电影有：《赵一曼》《八女投江》等，电视剧有《杨靖宇将军》《赵尚志》等；反映八路军的电影有：《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等，电视剧有《左权将军》等。在作品中，用真名实姓的人物反映国民党军对日作战牺牲的高级将领也有不少。如电影《血战台儿庄》，电视剧《张自忠将军》《远征缅甸》《八路军》等，都以惨烈的对日作战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真名实姓的给人以强烈景仰之感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据资料记载，新四军对日作战有一万余次，对顽作战才三千多次，显然，挖掘新四军中对日作战牺牲的民族英雄的题材，并用文艺的形式去表现它，是我们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创作真名实姓的抗日民族英雄的小说自然成为我当下重中之重的任务，这又无形中和我昔日的心愿联系起来。于是自2006年起我便着手创作《血战塘马》这部文学作品。
创作工作的第一步是研究历史。
塘马战斗有其自身的复杂性，直到2006年，战斗性质还无定论。由于战斗极其惨烈，直接参加战斗的生还者不多，所以战斗的细节在战后不为人知晓，伤亡人数也有较大的争议，怎样还原历史是个难题，老同志的回忆录、悼念文章是重要的依据，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文献是重要的资料，民间百姓的传闻、合理的推断是重要的依托……经过努力的收集、考证，特别是得到了一些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历史的面貌渐渐浮出水面……
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人物评价、对战斗的成败都存在一定争议。尤其是对战斗的成败，党史、军史部门没有做过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果对战斗成败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创作角度会产生重大的偏差（如本书原名《悲歌塘马》，似有悲剧色彩）。可喜的是，许多亲历过塘马战斗的老同志有着比较正确明晰的观点，从而为我的创作定下了正确的基调。
文本虽是文学作品，但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除极个别的人因其自己坚持而采用化名外，全用真名，整个情节也是以十六旅在塘马时期的战斗过程为骨架，虽略有虚构，但没有超出历史现实的范畴。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是表现历史，而不是实录历史，从本质上讲也不存在完全实录历史的著作，那么适度的合理的想象也就成为了必然。
《血战塘马》的核心人物是罗、廖。罗、廖是我新四军对日作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们是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他们与众将士为了民族的生存、社会的解放浴血奋战，惊天地、泣鬼神，永远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奋发向上，开创美好的明天。在抗战的前四年中，他们对日军多次作战，取得过辉煌的战绩。他们牺牲后，新四军总部通电全军表彰，对他们抗击日寇、巩固和发展茅山抗日根据地所做出的贡献给以高度评价，他们在政治上是无可指责的。
应当承认，塘马战斗的发生，新四军十六旅处于极度被动的态势，是由诸多复杂因素所致，从战例角度上来总结教训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战史的角度分析，塘马战斗的结果是有积极意义的。据我所知，长期以来对塘马战斗基本是从战例的角度在分析，没有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这场战斗的历史意义，更没有看到这场战斗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在建国六十周年全国一百位为新中国建立有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评选活动中，罗忠毅为当选者之一，说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和众将士的历史功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楷模，以真名实姓将他们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对国民党军中的对日作战牺牲的将领，具有相当大度的气量来反映他们抵御外侮的壮举，为什么对牺牲在对日作战战场上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又那么求全责备呢？！苏联英雄夏伯阳，也是因思想麻痹受白军袭击而牺牲，但不影响将他搬上银幕，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家喻户晓。塘马战斗实际已将铁军抗战精神展现到极致，连日军都向罗、廖的英勇壮举表示敬意，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更应该感到骄傲。
民族英雄不是杜撰的，罗、廖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民众所推崇，我们要颂扬他们的精神，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王直、王胜、陈练升在塘马战斗的危难时刻，不负罗、廖首长的重托，在罗、廖首长及众将士血战王家庄拖住敌人之际，率领机关人员转移至长荡湖区，部署了戴家桥战斗，夜间率众机智突围，确保了苏南党政军机关人员胜利转移，功不可没。
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创作中，罗、廖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讴歌赞美他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但艺术原理告诉我，用单一的情感去塑造人物是不可取的，这一点我深深知晓，但我无法淡化自己的情感，而用通常的艺术原则去塑造人物。在我看来，对于这样的人物和事件，我可以作一次唯一的对这一艺术原则的放弃。当然也许有人会遗憾，但我不得不说，“文本与现实、效果不全是以艺术为宗旨的”。
《血战塘马》不是我创作的最长的长篇小说，但绝对是搅乱心境、梦魂缠绕的作品，查阅资料的艰难、复印材料的奔走、采访人物的辛劳、环境的印证与转移都是前所未有的，上杭、永定、龙岩、福州、当涂、芜湖、江宁、溧水、高淳、溧阳、句容、丹阳、宜兴、无锡、南京、镇江、襄阳都留下我的足迹。这探究的过程本就是一部书的展示与演绎，我为事件真相的探索、历史人物的评判耗尽神思。
《血战塘马》和《风云塘马》是同一文本，后由于种种原因分开了，甚至滞后出版了，这是万万没想到的。本来小说也是用三种人称交替叙述的，后因外界莫名的原因改成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改来改去，不想复原了，大众的审美习惯是必须考虑的，且我从来没有追求过什么“先锋”，纯意义的文本形式的“先锋”也许没有实质的意义，那只能掩盖创造力的不足与苍白。
研究塘马战斗，研究罗忠毅、廖海涛是有一定的难度，年代的久远，资料的缺少都是不利的因素，幸亏有了许多同志的支持，我的工作才能得以顺利的展开，储孔玉同志可谓是我研究塘马战斗及罗、廖的引路人。2006年的我，从研究的角度看，对塘马战斗及罗、廖知之甚少，是他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告诉了我，使我得以顺利地展开工作。王直同志在福州三次接待我，除了亲口讲述峥嵘岁月的战斗生活外，还送给了我他撰写的多本书籍。乐时鸣同志在北京多次接待我，悉心讲述那些珍贵的史实，并赠送了许多书籍，尤其感人的是多次写信，详尽地解答一些历史疑难问题。郭冰同志在电话中多次讲述往事，为塘马战斗的撰写和罗、廖传记的撰写提供了许多资料。欧阳惠林同志电话中的讲述，陈辉同志在病房里的口授，使我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潘浩、牟桂芳、夏希平、肖洛、廖明娥、王东炎、许小毅、雷晓飞、朱洪伟、张燕等同志也给予了我大量的支持。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及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的，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本书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以告慰烈士的忠魂。
刘志庆
2011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