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们搭乘汽车去圣？朱安？凯匹斯特莱诺传教区游玩。
四个大人轮换着带孩子们喂鸽子，参观卖纪念品的商店以及在彼特剪一新的草地上嬉戏。临上车时，我发现伊妮和别的孩子及两个老人在一起，但不见乔特。
“乔特呢？”我问。
“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一阵恐怖袭上心头，我们意识到已有将近20分钟没见到他了。小乔特才22个月，可他好动。天哪，但愿他现在正在哪个地方，安然无恙！
我们立即分头在这个5公顷大的传教区奔跑寻找。每遇上一个人，我就问“你看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小男孩了吗？”我跑遍了后花园、房前屋后、商店内外。我开始害怕了。
突然，我听到伊妮一声尖叫：“不！”只见乔特四肢摊开躺在喷水池的边上。
他浑身肿胀，气息奄奄。这情景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烫着我的心。此刻，我感到生活再也无法跟以前一样了。
一个妇女抱着乔特的头给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一个男子在按压他的胸部。“他会没事吗？”我叫道，我害怕知道真相。
“我们在尽力抢救。”那妇女说。伊妮瘫倒在地上，一遍遍地说：“怎么会这样？”
不到一分钟，救护人员赶到了，给乔特装上了救生用具，并把他送往医院。
一个医疗小组开始对他施行手术，主刀的是一个“儿童溺水”方面的专家。
“他怎么样了？”我不停地问。
“还活着，”其中一个护士说，“可很危险，要看接下去的24小时了。”她善意地看着我，又说：“即使救活了，脑子也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您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西部医疗中心急救室见到的儿子会是这副样子：他身上接了数不清的管子，赤裸的身躯显得特别小；他的头顶旋进了一个血压探测仪，顶端有一个蝶形螺母；一盏闪烁的红灯连接在他的手指上。他看上去像个外星人。最初24小时，乔特挺过来，接下去的48个小时，我们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他的体温超过了105华氏度，我们给他唱他最喜欢的催眠曲，希望给昏迷中的他带去抚慰。
“你们俩该休息一会儿了。”我们的医生坚持说。由是，我和伊妮开车出去兜兜风，一路说着话。
“除了乔特的事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告诉她，“听说在遭受这样的不幸之后，可能会导致有的夫妇分手。我可不能失去你。”
“不管发生什么，”她说，“都不会拆散我们。我们对乔特的爱源自我们相互的爱。”
第三天，电话铃叫醒了我，“快起来，”伊妮叫道，“乔特醒了！”我到的时候只见他慢慢地蠕动着身躯，揉着眼睛。几小时后，他恢复了知觉。可他还会是那个曾经带给我们家庭无限快乐的小男孩子吗？
几天后，伊妮怀抱乔特坐在那里，我手里拿着一个球。他试图去抓那个球，口里叫着：“球！”我几乎不能相信！接着他指指一杯苏打水。我插上吸管给他，他开始对着水吹泡泡。他笑了——虚弱无力的笑，然而这的确是我们的乔特！我们又是哭又是笑，医生和护士们也是一样的激动。
几乎失去乔特的这番经历，使我重新考虑我这个父亲在家庭中应起的作用。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能否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居室，一个完美的游戏房，甚或是树林和溪流。他们需要的是我这个人。
瞬间的感悟：爱的阳光总会让我们感到温暖和激动，爱可以创造生命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