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五月，八岁的胡适正在上庄读私塾，十八岁的鲁迅却开始出门远行。他的人生第一站是南京，一个与他的故乡绍兴差别并不大的城市，只是规模上稍微大了那么一些。
这时候久病的父亲已经去世，家里再没有值钱的东西拿去当铺，再不需要有人为他跑药店抓药，鲁迅是家里老大，看到寡母拖着一群孩子日子越发艰难，心里很不是滋味。有心想帮母亲一把，又感到学问不够，能力也不够，外出读书谋职的想法开始萌生。他知道家里已无力供他读书，就想到了南京的一所免费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家族里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叔祖周椒生，就在这所学堂教国文。从前周椒生老先生回乡探亲时，鲁迅兄弟们总要拜访这位在外见多识广的叔祖，听他谈谈国家大事和南京的情况。鲁迅知道叔祖是个举人，古文修养极深，而江南水师学堂不收学费，这正适合他这样的穷学生。尽管他无意去当兵打仗，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母亲也没有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弄到八块大洋当路费，送他到小轮码头时，母亲泪流满面：“绍兴有句古话，叫作穷出山穷出山，今后的路就要由你自己去走了。”
六天后鲁迅登上了南京下关码头，长江上，灌满了风的白船帆一页页翻过如同日历，汽笛呜咽，外国军舰傲然屹立。戴白色礼帽的洋人三三两两，中国搬运工“哼哟哼哟”扛着麻袋，沿着长长的跳板直抵船舱，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摩尔登糖”。见到叔祖周椒生时，他口袋里仅剩下两元钱。周椒生上下打量着他：“你不能再叫豫才，那是家谱上的名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后，你就叫树人吧。”鲁迅很奇怪：“我为什么不能叫家谱上的名字？”周椒生看了看他，说：“没有颜面叫啊，我们老周家的子孙，在绍兴也是名门望族，考举人中状元，这才是正途。现如今你来读这个洋学堂，要从军，说出去要丢祖宗的脸。”他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与仁慈，他特地雇了一个人，整天挑一副写着“敬惜字纸”的竹篓，沿街拣着字纸。这个人还替周椒生上街买螺蛳，一买一箩筐，然后拿到河边去放生。
没想到在洋学堂谋事的周叔祖是这样的人，鲁迅大惑不解，但是这样的人仇恨洋务也是自然而然。鲁迅别无选择，只能留下，经过考试被录取在轮机堂，分配在管轮班的机关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大跌眼镜，这官办的学堂乌烟瘴气极其乏味，课程与旧私塾几无二致。作文多在三味书屋做过，而这里仍实行八股文标准。英文课本是从印度搬来的，内容枯燥。按理说这算得上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学生理应习水，但在这里根本见不到水。唯有一个大游泳池，还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被填平了，在上面造了个小小的关帝庙，用来镇邪。如此陈旧迷信的学堂，与绍兴城里的私塾没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鲁迅很失望，但是此时又不能回家，只好打算强忍下去。
当时鲁迅被编入最末的一级：三班，三班生衣食住行都低人一等。就说吃吧，早餐号一吹，三班生连滚带跑地赶到饭厅，只能把稀饭和腌萝卜咽到肚里。而高班生就不用这样，他们高卧在床，自有人托着长方木盘，把饭送上门。午餐晚餐更紧张，高班生一桌六人，座位是固定的，谁也不能占用。而低班生这里却没有固定座位，一听到吃饭的号声，赶紧冲向饭堂抢座位。但如果高班生走在前面，即便再急，你也不能超越他们，必须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故意慢吞吞地、大摇大摆地踱着方步，还将两臂撑开，甩动，活像一只只大螃蟹。等到低班生们进入饭堂，那菜上可怜的几块肉片早让人抢光了，只好吃素菜。有时候连素菜也没有，就只好干吞饭。鲁迅一忍再忍，最后实在无法忍耐，起因是有位教汉文的老师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学生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另有一位老师点名时把学生“沈钊”念成“沈钧”，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后来大家一见到这位老师，就在背后叫他“沈钧”。此事终于传到校长耳朵里，有这样的下属他非但不感到耻辱，反而迁怒于学生，宣布给鲁迅和另外十几名学生记两次大过，再犯一次小过，就要开除。正好此时江南水师学堂附办路矿学校，鲁迅二话不说马上转去。路矿学校比江南水师学堂开明多了，设有阅报处，他在这里读到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个全新的世界像画轴般在他面前逐渐铺开，这才是他渴望的新世界，他感到由衷的安慰，然后全身心地投入。
就在这时候，一个机遇从天而降：学校要挑选五名学生去日本留学。经过考试，鲁迅幸运地成为这五名学生中的一员，他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