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4年的春天乍暖还寒，灰蒙蒙的老上海迎来了徽州少年胡洪骍——他穿着一身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戴着顶瓜皮小帽子，一个十足的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走在街上，有点胆怯，有点懵懂，也有点好奇，他不知道上海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自然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土里土气的少年对上海、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时虽然还未进入民国年代，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殖民文化的“洗礼”，上海呈现出一种海派的摩登，一种与世界接轨的气象，一种现代文明的萌芽：宽敞的大马路，双层公共巴士，来往穿梭的汽车，卖报的孩子遍布各个角落，跑马场人声鼎沸，电影院人头攒动，摩天大楼、百货公司里摩肩接踵。报馆里的绅士喝着咖啡、欣赏电影，享受与欧美同步的现代文明；洋房里的老爷四世同堂、妻妾成群，保持着千年不变的古老生活。吃花酒的男人长袍马褂，梳爱司头的女郎身着旗袍——走在马路上举目四望，常常是高跟鞋子与三寸金莲同行，鸦片烟馆与威士忌酒吧同在——中国人仿佛在黑暗中沉睡了数千年，在这个上海的早晨睁开大梦初醒的睡眼。
胡洪骍就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进入了上海滩。这个小乡巴佬当然什么也不懂，他初进入梅溪学堂，上海同学就像看怪物似地看着他。由于他不懂上海话，也不曾正儿八经“开笔”作文章，也从未学过英文和算术，所以学堂老师将他暂列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级的一个班。这样过了六个星期，机会来了，教《蒙学读本》的老师提到书中一句话：“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老师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
下课后胡洪骍拿着书走到老师面前，有点怯生生地说：“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老师的脸当下就红了，他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乡巴佬这么厉害，就问：“你读过《易经》？”胡洪骍点点头，老师当即在纸上写了三个字“孝弟说”，然后说：“你写篇文章给我看看。”胡洪骍凑了几百个字交上去，先生看了，就说：“你带上书包跟我来。”胡洪骍拿着书包跟在老师后面，一直走到走廊前面的二班，让他进去上课——这就是说，一天之内，胡洪骍跳过了四个班，成了第二班的学生。
面对同学们惊奇的目光，胡洪骍非常得意，可是这份自得并没有维持太久。当天下午，老师就布置了一篇作文：原日本之所由强。胡洪骍一看题目就慌了，他连日本国在东在西都搞不清楚，“所由强”从何说起呢？既不敢问先生，也不便问同学，他新来乍到，一个也不认识，好在作文几天后才交，他回家问二哥。二哥在上海生活多年，思想慢慢变得激进，听他一说，就给他一篮子新书：邹容的《革命军》、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论》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些醒世之作对胡洪骍来说有石破天惊之感，全新塑造了正在成长蜕变中的和他同时代那些忧国忧民之士。当时的中国屡战屡败，庚子辛丑大耻辱后，严复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几乎是当头棒喝，“物竞天择”强烈刺激着中国人的自尊心，“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成了报刊热点与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胡洪骍成了严复的铁杆信徒，当然还有梁启超，《新民论》被他几乎当成“圣旨”，甚至将书中一段话抄录于案：
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在上海日日读报，读书，少年胡洪骍一天天长大，他长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不能忍受陈腐没落的制度，甚至不能忍受胡洪骍这个名字。有天早晨起床后他一直想一个新名字，想了一大串总以为不太合适，就对二哥说：“我想重新换一个名字，名字中间有个‘表’字，你帮我想一个。”二哥正在洗脸，他拧干毛巾擦净了脸，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适者’的‘适’我看很好，希望你将来能适应这个社会，接受社会的选择。”胡洪骍笑起来：“很好，你叫绍之，三哥叫振之，干脆我就叫适之吧。”二哥走到床前，说：
“好，胡适之，现在请你马上起床，跟我到四马路去买书，二哥相信你，经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定能成为中华之栋梁之材。”
初入上海滩，胡洪骍改名胡适之，后简称胡适
改名之后，胡适之选择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就读。在上海滩欧风美雨滋润下，他剪辫子、写匿名信抗议袁世凯，不满封建专制的制度，拒绝参加官方举办的各种比赛。此时的上海作为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正进入一个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而徽州少年胡适之也迅速长大成人，他有深厚的传统根基，知道中国的病根在哪里，又吸收了现代的科学、民主的思想理念，很清楚世界上好的思想在哪里，他后来说：“我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这个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对中国的未来，已经有了全新的主张。
（二）
上海开埠后，市井开化市场繁荣，市民的生活发生极大变化，对新闻的需求十分强烈，一种全新的现代传媒、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报纸便开始出现，第一份报纸《字林西报》于 1850年在上海滩诞生。不客气地说，中国新闻业就是洋人“小赤佬”开创的。胡适之进入上海时，上海报业已进入全盛时期，各类新闻报、市民报、英文报层出不穷。他后来回忆说：“自打进入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一天不读报纸。”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主持了一家报纸，他的事业开始进入起步阶段。
这家报纸叫《竞业旬报》，是几个学生自己办的报纸，胡适之先是撰稿，后做编辑，最后做主编，一份报纸从新闻到言论再到小说连载，几乎全是他一人操作。他把一些新见解新主张全部融入到这份报纸中，不论言论如何激烈新锐，竟从来没有人干涉他，不起眼的小报却给了胡适之一个发表观念、整理思想的极好机会，白话文的写作也得到了长足的锻炼。这一时期各地竞相创办俗话报，《中国白话日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潮州白话报》、《国民白话日报》，胡适之每报必看，白话的阅读与写作对他来说不但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让他从文字层面对中国文化进行改良，从而在不久的将来那个文化大风暴中成为一代开山之祖。
一个人的成长是循序渐进、回环反
复的，胡适之亦是如此。一个青春期少年，长期生活在上海这样的花花世界，身边又聚集着一群追慕风流的浪漫才子，精神迷失似乎是必然的，更何况国家的、家庭的、人生的内外交困也让他无所适从。他第一次站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因为学潮，胡适之在中国公学与中国新公学都没有毕业，而徽州老家的经济状况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流落社会的胡适之身无分文，眼看着母亲就要靠他供养，他却连自己也养不活，做了一阵子教师又失业在家，最后完全成了一个“海漂”，连一张正式文凭也没有，和几个同学租住在老弄堂里，整天无所事事，不是逛窑子就是吃花酒，也没什么钱，却几个人合股凑份子打一场牌，昏天黑地地沉迷于声色犬马。
那天晚上是阳历年底，胡适之懒懒地睡在出租屋不想动弹，有朋友来叫他去妓女花瑞英家打“茶围”。胡适之本来不想出门，一听是花瑞英，他劲头就上来了，去年在朋友家偶遇花瑞英，是个娇小玲珑艳而不俗的美少女，虽身为妓女，却未曾在四马路挂牌。对胡适主编的《竞业旬报》
于挂牌妓女胡适之向来没有好感，这个花瑞英举止娴静，令适之一见就生出爱慕之心，回家之后竟然夜夜思念。现在又将见到花瑞英，他十分兴奋，当即与朋友来到花瑞英家。此时几个好友已围桌而坐等待他们，胡适之进来，一个朋友当即将他拉到僻静一角，悄悄说：“你今夜必得留宿花家。”胡适之好奇地问：“为何独要我留宿？”朋友说：“刚才你没来时，花小姐已对你情有独钟，如此妙人儿，你岂可能做负心郎、薄情汉？兄弟，好戏就看你的了。”胡适之心跳如蛙，这个晚上一行人烂醉如泥，天方亮时才归。
胡适之自此三天一小醉，四天一大醉，今夜花瑞英家，明晚陈彩玉家，青楼一条街让他从头逛到尾。有时疯劲上来，一帮人半夜三更睡不着，又来到陈彩玉家，陈彩玉已睡觉，不忍心让这班先生斯文扫地，支牌桌做夜宵，只图先生们高兴。胡适之来者不拒，夜夜成花下醉鬼，终于酿出一桩大事：
那日他和几个朋友到堂子里吃花酒，酒后又到陈彩玉家打茶围，外面雨下得越来越大，几个朋友都要在此留宿。因为胡适之有事，就叫了黄包车先走了。一出门遇上冷雨，他顿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醒来时才发现，原来他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自己的一件袍子湿透了，盖在身上。他很奇怪，自己怎么会在水泥地上睡着了？睁开眼四下张望，这才大吃一惊，这是一间又小又臭的房间，地上坐满了蓬头垢面的人，外面还不时传来皮鞋落地咚咚咚的声音。胡适之一骨碌坐起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大笑起来：“什么地方？外国旅馆。”他站起来一看，看到铁栅门，而自己身上全是污泥，一只皮鞋也不见了。这时人家才告诉他：“这里是巡捕房。”
胡适之奇怪了：“我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听到说话声，进来一个巡捕，对他说：“怎么进来的？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我们兄弟，就是这样进来的。”胡适之大吃一惊，巡捕说：“我们在大雨里碰到你，你在唱戏，唱歌，手里拿着一只皮鞋一边走一边敲打墙壁，我们听到声音拿灯去照，你张口便骂‘外国奴才’，然后用皮鞋打人，我们手里有灯，不好还手，你打伤了好几人，与我们巡捕在地上滚打——”胡适之看看身上，突然醒悟过来，原来他一上黄包车就睡着了，车夫听到鼾声就起了坏心，偷了他的钱，还将他身上一件缎子马褂给剥下来，然后将他扔在马路上。雨水浇醒了胡适之，鞋子脱了就拿在手里当玩具。
次日朋友来写了保单、交了罚款将他领回到住处，胡适之在床上呆坐了很长很长时间，他后来在书中写道：“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危机。”
（三）
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胡适之举棋不定，那一段日子实在难熬，整日在租住的房里唉声叹气。有一天朋友许怡荪来看他，突然说：“你一向聪明过人，为何不去考一考‘庚款’官费留美生？以你的学业，应该有很大把握。”几句话说得胡适之眼睛一亮：是啊，这样胡混下去，出路在哪里呀？去美国留学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胡适之一开始有点兴奋，但很快面露难色：“怡荪，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很多难处。”许怡荪说：“有难处你说出来，我或许可以为你帮点小忙。”胡适之说：“母亲在徽州，急需要我供养，这是一。二是我还欠下一笔债务要偿还，这也是拖延不得。第三呢，我现在手头分文皆无，我想到北平去苦读迎考，手边不能没有一些钱。”许怡荪听了点点头，说：“这个你放心，我可以帮你解决一部分。”
后来许怡荪与徽州族人程松堂都帮助了胡适之，程松堂说：“你尽管放心去考，旅费和寄到徽州养母费用我帮你解决，现在你暂时不要想别的，一心一意考好。”胡适之十分感动，来到北平后洗心革面闭门读书，两个月后参加了“庚款”官费留美考试。就在试卷上，他郑重地写下了“胡适”二字。
考试结束后，胡适如热锅上的蚂蚁，那时候正值七月，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到处热浪滚滚，他在北平坐立不安。如果考不中官费留美生，接下来怎么办？连个像样的文凭都没有，母亲在徽州倚门翘望，等待着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可他一事无成事小，连个像样的职业也没有，这如何向母亲大人交待？如何向江村那个小脚姑娘江冬秀交待？她也在翘首期待他早日归乡完婚。胡适越想越急躁，这天傍晚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说揭榜了，他心头一阵狂跳，当即叫了一辆人力车来到张榜公布的地点——史家胡同，果然那里贴着两张大红榜单。他觉得自己考得不好，就从榜尾看起。一边看，一边汗水滚滚而下。一张榜单看完了，却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十分失望。看到榜首才发现原来是一张“备取榜”。他换了另一张榜还是从末尾看起，终于看到他的名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取下眼镜擦擦汗水再凑近了仔细一看，傻了，原来是“胡达”不是胡适。他心头一片冰凉，再往上看，一眼就看到“胡适”二字。他细细看了两眼，确定是胡适，才不声不响地退回到人力车上，原路返回。
1910年 9月，二期“庚款”留美学生抵达纽约。对胡适来说，从上海到海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美国民主、自由之文化精神与古老国度的文明传统激烈碰撞，一代全新的民国文化人正在脱颖而出，他们将主宰着中国人的精神之舵。对历史来说，这是一种必然，对个人来说，却常常由多种偶然的因素促成——偶然之中也包含着一种必然吧。其实胡适初入康奈尔大学就读的是农学院，刚开始的时候他对美国的新奇大过对学业的重视。一年时间一晃而过，他突然发现，在科学与民主的美国，自己却天天与玉米、土豆打交道，实在太可惜了，也与他的兴趣相差太远。但是如果改专业他又庚款官费留美生集体合影，站立者二排左一为胡适有点矛盾——“庚款”留美生虽然是官费，但是每专业的官费津贴并不一致，农学院补贴最高，每月高达 80美元，而康大的文学院每生补助只有 35元。按规定，他一次应该交纳 4个学期的学费，他是穷学生，一直在借钱赡养徽州老娘，哪里去弄钱？
就在胡适痛苦不安中，中华民国成立了，20世纪初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出现共和曙光，引得美国人民对中国兴趣倍增。在康大，会用英语演说的学生备受欢迎，被邀请到各处进行巡回演说，胡适也参与其中，到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徽州的传统文化根基和上海的现代文明理念，构成了胡适解剖中国的文化坐标，他的演说总是别具说服力，当然更打动人心，很快他就成为康大一个知名学生。随着被邀请的增多，胡适感到，要想有系统又合乎逻辑的陈述观点以及照顾到文化底蕴与文明承传，他要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从哪里寻找精神养料，那应该是一个贯穿他一生的精神追求。而眼下迫切要做的，就是弃农从文。
（四）
一进入美国，胡适马上成了美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那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各政党的政治集会遍地开花，美国民众也积极参出国留学时，胡适拍照留念
与，热情高涨。胡适先是十分吃惊，继而全身心投入，佩戴着一枚象征着支持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襟章，兴奋得跑来跑去。老罗斯福是从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第三党进步党党首，他的一系列言论深入人心，胡适对他欣赏加崇拜，凡他的演讲只要有时间，必定去参加。有一次参加罗斯福的集会让胡适终生难忘。那次罗斯福的演讲是支持进步党候选人欧斯克·史特朗竞选纽约州长。罗斯福的演讲一如既往激情四溢，就在胡适和众多选民听得如醉如痴时，忽然不远处一声枪响，罗斯福身体歪了一下——人群马上骚动起来，原来罗斯福遭到了刺客枪击。胡适脸色一阵苍白，这时候只见罗斯福手捂伤口面不改色地抬起头来：“还有几句，让我说完。”下面一时掌声雷动，胡适感动不已，油然而生出对罗斯福的崇高敬意。
胡适后来说：“这次大选是我所参加过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四年后的 1916年，美国再一次迎来大选年，胡适则全力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为他当选总统而兴奋得彻夜不眠。胡适晚年回忆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制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胡适的人生选择上，继当初的弃农从文后，胡适在留美的第五个年头再一次作出重大选择：由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哲学大师杜威攻读哲学博士——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流学者多如过江之鲫，教授阵容强大，胡适置身其间如鱼得水。他晚年在《四十自述》中说：“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也难于作详细的叙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怎样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持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那时候胡适向往纽约河边大道——因为杜威先生的家就在那条街上，后来胡适经常出现在那个叫西 116街南角的地方，这是杜威的家。他每星期必来一次，参加杜威夫人主持的“星期三下午家庭招待会”。每次来聚会胡适都满怀好奇，他喜欢如此近距离地走进一个美国人的家庭，在这里他能看到一些在纽约文化圈里阴阳怪气光怪陆离的现象，那些长发男子和短发女子，他不太能理解他们，但是他学会了用包容的眼光看待他们。
在美国的几年使胡适脱胎换骨，他迫切想将这里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去，改变腐朽、没落的国家。在他看来，只有打开国门兼收并蓄，这个民族才会强大，才会有全新的未来。其实他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将都德、莫泊桑等海外名家名作介绍到中国来。后来任职于北京大学，便将恩师杜威邀请到中国来讲学。杜威来华前，胡适主持出版了杜威讲稿《哲学之重建》，又在《新青年》等热点杂志上发表了《实验主义》、《论杜威思想》等文章，为哲学大师杜威的门徒——胡适
杜威来华作理论宣传。杜威在华的两年多时间里，胡适主持了多次演讲并兼作翻译。既让美国文化深入中国人心，又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让全国万千学子认识了他这个新文化的风云人物。后来胡适干脆自己也作演讲，在山西大学那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竟然吸引了无数山西大学生转学到北京大学，就是为了追慕胡适。赵元任的未婚妻杨步伟后来对胡适说：“去听讲都是为瞻你漂亮的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得什么哲学。”
大洋上的海风吹醒了胡适有点昏冥迂腐的头脑，美国的精神一滴一点融进他的骨子里，中国走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民族传统的根基，美国文化的坐标，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诞生了学者胡适，一代大师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
国外留学生宿舍，胡适在与同学下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