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兵器之一，在各种历史记载中有很多剑的传说，使剑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兵器，而是一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精神象征。
与大多数兵器由工具转化而来的情况不同，剑是在青铜时代才产生的专门兵器，而铜是非常名贵的，一般人很难拥有，因此剑从一开始时就具有贵族身份，以后也主要是贵族的武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剑是在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到了西周中期，剑的基本形制已经定型：握把部分称“柄”，柄与剑身的结合部有“格”分开，而格下的柄部称为“茎”，柄的最后部位为“首”，有环或突出的边防止脱手。剑身有凸起的脊，两侧的刃也称“锷”，剑尖为“末”，或称“锋”。
按照《周礼》的说法，剑也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剑身越是修长就越高贵。然而从实战的角度来看，剑过长不仅使用难度增加，而且也容易折断。从制造的角度来看，剑身越是修长也就越难制造，难于批量生产，价格也就更为昂贵。因此修长的剑主要是来显示身份的，并非实战的武器。战国秦汉时期凡是士以上阶层的人都必定佩带长剑。《战国策·齐策》记载孟尝君豢养门客故事，冯谖“贫乏不能自存”前来投奔，仍然带着长剑，一有觉得招待不周，就弹着长剑发牢骚，要吃鱼，要坐车，还要孟尝君养他的老母亲。《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穷困潦倒，以至于“寄食漂母”，但出门仍然必定要佩带长剑。
事实上在史籍中几乎找不到在战争中使用剑为主战武器的记载，多的倒是出剑暗杀（以至于《韩非子》把“私剑”与国法对称）、“伏剑”自裁。仅《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公元前521年新里战役是用剑的。当时宋国贵族叛乱，吴国出兵帮助叛军，晋国、齐国、卫国出兵帮助宋国国君。齐、宋联军打败吴军，但叛军打败了宋军，宋国国君已打算出逃。齐国将领乌枝鸣负责守卫新里，见叛军气势很高，说：“对方人多，要决一死战不如用剑。”于是带头拔剑冲击，击退了叛军。
从现在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来看，当时的铸造技术令人叹为观止。剑身一般是复合金属的，中脊部分含锡量低以增加韧性，而两侧刃部的锡含量较高以提高硬度。特别是剑的表面都经过化学处理。著名的越王勾践的剑，剑身布满暗纹，有一层锡、铜、铁以及微量镍的合金镀层。秦始皇陵出土的剑至今闪着寒光，表面有一层极薄的含铬镀层，锋利得可以用来当作裁纸刀。
如此精美的剑价格当然也是极高的，故称“宝剑”。《左传·桓公十年》记载，虞国的贵族虞叔有宝玉，被国君虞公强求而被迫交出。后来虞公又要他的宝剑，虞叔说：“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于是在公元前702年，发动叛乱驱逐虞公。可见宝剑比宝玉更为珍贵。春秋战国到秦汉时的宝剑有贵至“百金”的（秦以20两黄金为一金，汉以16两黄金为一金。百金相当于当时10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和），如《史记》记载伍子胥的宝剑值“百金”，他用以答谢救他命的渔夫。西汉初年著名说客陆贾生前将财产平分给五个儿子，约定以后轮流到五家生活，如死在哪一家，哪个儿子就承担送终的责任，并可以得到他价值“百金”的宝剑。
既然宝剑这么贵，所以也就有专门鉴定宝剑的“相剑者”。《韩非子》里有这么个故事：有个叫曾从子的，是“善相剑者”。知道卫国国君怨恨吴王，他就向卫君献计，说是可以乘为吴王相剑时刺杀吴王。卫君回答说：“你是为了利益才如此的，吴国强而富，卫国弱而贫。我恐怕你到吴国就会向吴王献此计来杀我。”赶紧把他驱逐出境。
当时人的评论是好剑出自南方，《周礼》一书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春秋时著名的干将、莫邪、湛卢、鱼肠等宝剑是吴国工匠铸造的，太阿、龙泉等是楚国工匠制造的。《左传》记载莒国（今山东莒县）国君“虐而好剑”，喜欢亲自铸剑，并拿百姓来试剑，最后被百姓驱逐。
这些著名的宝剑可能也有用钢铁制造的。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铁剑已有1.4米长的，显示出技术的成熟。西汉时已普遍使用钢剑，剑身也越来越修长，更注重其装饰意义。《晋书·舆服志》称“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
历经魏晋南北朝，剑的形制也有所变化。唐代的剑身比较宽，适合于劈砍，剑格和剑首一般做成云彩状。剑的主要用途仍然是仪式性的，并不作为战斗武器。宋代的剑虽然装饰纹样仍然是唐代的基本风格，可是剑身“厚脊短身”，似乎更实用。元代蒙古骑兵也用短剑，装饰很少，更为实用。
虽然明清小说中剑开始进一步被神化，但是当时的军队武库却已彻底地排斥了剑的存在。无论官兵，都不再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