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生中朋友很少，能谈得上知心的朋友就更是屈指可数。除了与她同龄的炎樱外，长她一辈的姑姑张茂渊可以说是张爱玲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了。
张茂渊与她的哥哥，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廷重身上带着浓厚的没落贵族的陈腐气息，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只会在家里坐吃山空。而张茂渊身上则充满了新式女性的独立自主、朝气蓬勃。张茂渊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对同样渴望独立自由的嫂子黄逸梵和侄女张爱玲则充满同情，惺惺相惜。在家里，她们三个人结成了同盟。
1924年，张茂渊到英国去留学，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也随之同去，逃离了那个死气沉沉的家。1928年，她们回国，经过几年西风的沐浴，她们变得更独立、更坚定，气质出众。张爱玲对母亲和姑姑充满了敬仰。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只能偶尔与姑姑见面。在她遭受父亲毒打和囚禁时，姑姑曾来替她说情，希望张廷重能放了这个女儿。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张廷重就跳起来拿着鸦片烟枪朝她打去，张茂渊被打伤，进了医院。
姑姑是个自食其力的独立女性，晚年的时候才结婚。受过新式教育的她常常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言论，这些话也对张爱玲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姑姑在找工作时非常挑剔，她认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有时候对工作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要能挣钱就必须去做，不论有多苦。但她只需养活自己一个人，就不能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赚钱生活，又何必呢？
有一段时间，姑姑在无线电台做新闻播音员，每天只需工作半小时，诵读社论就行了，收入颇丰。一般人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不知会有多开心，但姑姑却不这么想。她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经常跟姑姑写信。姑姑曾说自己“文武双全”，“文”就是能写信，“武”则是会纳鞋底。每次收到姑姑的信，张爱玲都很开心。姑姑的字写得很淑女，信纸每次都是办公室里省下来的粉红色的拷贝纸，把用过的部分裁去，每一页的大小都不一样，而且又很薄，一页一页翻起来有脆脆的声音。
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住进了姑姑位于赫德路1292号的爱丁顿公寓。张爱玲说，自己对姑姑的家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她在这里感到真正的安稳和平静，这正是家的感觉。房子的布置、家具等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本来准备报考圣约翰大学，但学费却是个大问题。当时姑姑用分家时所得的财产做了一些投资，但由于时局不稳，货币贬值，这些投资基本上都亏损了。姑姑的收入如果只自己一个人花还可以，但要负担张爱玲的学费就很困难了。
姑姑鼓励张爱玲去向父亲要学费，因为当初张爱玲的父母离婚时，议定张爱玲的教育费用是由父亲出的。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期间，父亲一分钱都没出，现在总该出了吧！于是张爱玲按照姑姑的嘱托来到阔别已久的父亲的家，父亲这次倒是通情达理，答应为她交学费。
不过父亲的资助没有持续很久，张爱玲最终还是由于经济原因辍学了。她不想再增加姑姑的负担，想要早点谋生，为姑姑分忧。于是她开始了专职的写作生涯。正是在姑姑的家里，张爱玲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精彩的作品，逐渐走上了事业的顶峰。
后来，张爱玲再次离开上海去香港，手续也是姑姑帮着办理的。姑姑还把家族相册交给张爱玲保管，这本相册成为张爱玲最珍贵的财产，晚年她还从中选了一些照片出版了她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里面有许多姑姑的照片。
张茂渊一生没有孩子，她对待张爱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照顾。张爱玲对姑姑也有深厚的依恋。远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张爱玲始终没有中断与姑姑的通信，这是她在精神上与故乡、与家庭最后一缕血浓于水的联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