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开始，原始社会消逝。原始社会当然不理想，不值我们向往追求；那时生产力低落，经常遭受饥饿的威胁。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址人骨鉴定，死者年龄多在30~40岁左右，正值我们的青、壮年，另外还有大量小孩死亡。王湾遗址76座墓葬，小孩占47座，临潼姜寨67座墓葬，儿童竟高达61座。平均寿命低，儿童夭折率高，都说明当时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人们对疾病束手无策。然而，原始社会终究是比较均平的世界，孔子说过：
吾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既富且均，自然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二者不可得兼，孔子宁愿舍“富”而取“均”。富与均虽不相悖，也不必然相成，分属不同的范畴。求富，要讲究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改进；求均，要把生产成果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分配。生产和分配，恐怕是人类难以达成，而且永远关心的两大课题，前者有赖于科学家和实业家之突破，后者即是政治哲学家从其天资，实际政治家聘其才华的园地。
原始社会的均平是自然的、无意识的均平，生产力低落所造成的不得不平。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开始转化，贫富逐渐悬殊，经过1500年的城邦时代，这种分化差别得到理法的肯定；到春秋中期以降，变本加厉，社会唯力、唯利是竞，连以前一点基本的稳定也破坏了。贫富差别不仅存在于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被统治阶层内部有田连阡陌者，也有无立锥之地的人。先秦知识分子有见于此，想有所改变，自模糊的传说中吸取滋养，抟结胸臆，而形成一套批判的史观，其中最明快、最有条理的莫过于《礼记》“礼运篇”。该篇作者将人类社会的进展划分为“大同”和“小康”两大阶段，时间分野放在夏初。夏朝以前属大同时代，政治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方面“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疫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经济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一切归结于“天下为公”的“公”字。从社会发展史看来，此“公”非普天之下的公，而是“万国”自己邦国内部的公，范围不可能比今天的村庄大。同国之内，非亲即戚，土地公有，互助共耕，生产和分配皆以整个族群为单位，因此族群之内人人亲和。如果政府机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么，公推有德有能的人来为大家服务吧，组织尽可能地简单。这样的社会当然没有诈欺，没有盗贼，夜寝外门也不必上闩。“礼运篇”所谓“谋闭而不同，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