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陵是清西陵内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帝陵。雍正在位时，起初决定将自己的陵址选在东陵九凤朝阳山下，以便与父祖墓地相邻。后来又觉得其地不甚理想，认为“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乃精通勘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接着“今据怡亲王（胤祥）、总督高其倬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永宁山）天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交会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此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雍正七年十二月汉文《起居注》）。雍正看中了易州泰宁山下“吉地”，但又怕远离孝、景二陵，与典制有违，就让大臣们议奏。众臣为迎合雍正的心意，便复奏称：“易州及遵化州地界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为遥远。”于是，雍正遂决定将陵址由东陵改为西陵。
泰陵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进入陵区先要经过一座五孔石拱桥，迎面便是陵区的大红门，其东、西、南三面，巍然矗立着三座高大的石牌坊，其上雕满了山水花草和各种兽类的图案，形态生动，雕工精致。神道两侧是苍松翠柏成林、石雕排列其中。隆恩殿为重檐歇山式，黄琉璃瓦顶，宽五间，深三间。殿内的明柱为全沥粉贴金包裹，梁枋上画着“江山一统”和“普照乾坤”等优美图案，色彩和谐，壮丽辉煌。殿内有三个暖阁，里面供奉着佛像和死者的牌位，是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东西配殿是存放祝版和喇嘛念经的地方。殿后有三座门、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及地宫等建筑。
泰陵的东北三里许是泰东陵。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是乾隆皇帝的生母，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二十三日，在圆明园之长春仙馆崩，享年86岁。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奉安于泰陵的东北，尊称泰东陵。泰东陵的南面是泰陵皇贵妃园寝，这里葬有纯懿皇贵妃、齐妃、谦妃、郭贵人、那常在、苏格格等。
关于雍正帝的死因有许多传说，据称雍正皇帝的尸体无头，被一位叫吕四娘的女侠刺死，取走了脑袋。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制造了一桩震动朝野的文字狱。雍正帝下令将已死的清初有名的山野诗人吕留良，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将吕留良的次子吕毅中斩立决；将吕留良孙辈不分男女全部遣送边疆为奴，并株连九族。据说在捕杀吕氏家族时，吕留良的14岁孙女吕四娘因外出玩耍而幸免。她逃匿深山，隐姓埋名，拜一世外高人为师，练成一身惊人武艺。后来，她只身潜入皇宫，杀死了雍正帝，取走了脑袋，报了父、祖之仇。雍正帝尸体无头，无法入殓，清廷只得铸了一个金头，安在尸体上，葬入泰陵。又一种说法是雍正帝崇信道教，对炼丹颇感兴趣，是误服了丹药中毒而死。其实，前一种说法不可轻信，后一种说法较为合理。
雍正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勤于政事，整顿纲纪，革除弊政，发展生产，平息叛乱，抵御外侵，文治武功颇有建树。雍正在位时期正是康熙与乾隆两朝之间的过渡时期，雍正革除了康熙晚期的一系列弊政，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雍正称得上是一个英明君主。但他有许多过错，甚至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过错。他从政过严，猜忌、多疑，手段狠辣。他实行特务统治，搞得人人自危，如履薄冰。他屡兴文字狱，压制对清朝不满的知识分子，故此难免有暴君之嫌。但他的“勤政”还是有目共识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宣统皇帝。宣统名溥仪，是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长子。生母为荣禄之女，苏完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初九日继位，时年3岁，由其父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元宣统，在位三年。
根据皇帝登基即选陵址的旧制，溥仪继位后，便在崇陵旁的旺隆村北面选定了“吉地”。按乾隆皇帝开创的“各依昭穆，选分东西”之制，宣统皇帝的陵寝应建在东陵。但溥仪是承嗣同治、兼祧光绪而继位的，同治皇帝的惠陵在东陵，故宣统皇帝的陵寝建在西陵，而与光绪皇帝的崇陵相守。宣统皇帝的陵寝工程，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破土动工的，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灭亡，宣统皇帝的陵寝工程也就被迫停工而荒废了。
历代帝王庙御制碑亭探秘
刘诺
北京历代帝王庙的景德崇圣殿两侧有四座御制碑和碑亭。这四座御制碑和碑亭其规格是非常高的，属庙宇碑亭，均采用了重檐歇山式，覆盖着黄色琉璃瓦顶，亭内海水江崖石雕地面，体现了皇家的等级。
碑，是一种标志，树碑是“立传”的载体。北京历代帝王庙的碑亭是清代的，是在已经毁坏了的明朝旧碑的基础上重建的，碑要先立，亭需后建。否则，这样巨大的碑身是不可能竖到亭子里去的。碑亭，顾名思义，就是放置石碑的建筑。东南碑亭，碑阳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御制历代帝王庙碑》，碑阴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这座碑被后世的人们俗称为“父子碑”；西南碑亭，碑阳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御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碑阴刻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历代瞻礼诗》。这里，着重对景德崇圣殿正东正西御制碑亭的营建年代进行考证。
走近景德崇圣殿正东碑亭，只见亭中石碑碑首采用了高浮雕方式，雕有一条头向前探、尾向西翘的盘龙，雕工细腻，刀法玲珑，造型生动，表现手法非常丰富。无论是蟠龙的伸展盘旋，翘尾摇摆，昂首仰视，都带有呼之欲出的动态感。碑蚨下连接碑亭地面的部分是青白石水盘，雕刻着海水江崖图案，鱼鳖虾蟹分别刻在与碑亭四角相对的位置。碑首和碑身是由整块青白石雕成，碑担和碑趺也是由整块青白石雕成。人们称这一形态仿龟式样的卧龙碑为“龙趺碑”。碑阳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下浣《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满汉合璧，阴面无字。很显然，正东碑亭确定无疑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建造的。而大殿正西碑亭内的碑是一座无字碑。我们知道，树碑的目的是为了立传，是为了彰显功德。彰显功德自然要通过对功德的陈述文字来表达。而此碑上无一字，当时在建这座碑亭时，是在明朝旧碑亭的位置上重建的，或是因为原来碑上的字已经没有了记载，没办法再刻上什么内容，或与唐武则天置于乾陵功过任后人评说的无字碑功用相仿？或者只是为了东西碑亭的对称，满足对等的等级理念，起到和谐对称的美学效果？本人无法确定。但在碑亭的建筑说明牌上却写着此碑建于清雍正年间。可它与正东碑亭内碑蚨的石料、式样、花纹、体积等规格都完全保持严格的一致，不同之处只是蟠龙的尾翘方向是向东，这说明了什么呢？
从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帝王庙总图》来看，在景德崇圣殿东西两侧确实绘有互相对称的两座碑亭。而我们今天看到大殿西侧的无字碑也应该是清乾隆五十年建造的，而不是雍正朝的。原因是：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内务府奏案》中看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初四日，这段时间内关于总理工程事物大学士和珅等关于在北京历代帝王庙大殿东西两侧各建碑亭一座，估需工料银两等事的奏折和物料清单，以及管理总管内务府事物的和硕亲王永瑢等参奏承办修建帝王庙碑亭的员外郎富尔纳等奏销迟滞，对其进行罚俸等文件。所以，依据档案史料和多次的实地考察、研究，我初步断定：大殿东西两侧的碑和碑亭都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营建的。
从档案史料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营建大殿东西两侧的碑和碑亭的全过程是：自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始，内务府大臣和珅、金简、福长安、伊龄阿遵旨将历代帝王庙的地盘式样恭呈给乾隆皇帝御览后得旨：“在大殿东西两边各建碑亭一座。”随于三月二十八日将碑亭烫样恭呈御览。得到了“碑身照依东边旧碑尺寸、花纹照长陵碑蚨式样成做”。的旨意。大臣们“遵照长陵龙蚨碑、正面龙头拱出一尺二寸；龙角高出七寸式样。核估得青白石龙蚨碑二统；各通高二丈二尺八寸，内碑身高一丈三尺，宽六尺。厚二尺三寸；屃头高五尺五寸，宽六尺六寸，厚二尺八寸；龙蚨身长一丈四尺，宽七尺六寸，抬头高五尺，外入槽高二寸采做。碑担宽六尺四寸，高四尺三寸；碑蚨下青白石水盘二分，各计五件，各长一丈四尺，宽九尺六寸，厚一尺八寸”。同时，建“重檐碑亭二座：下檐四面各显三间，明间面阔一丈二尺，次间各面阔八尺，通见方二丈六尺；柱高一丈六尺七寸，径一尺五寸，安单翘单昂溜金斗科。上檐四面各显一间，见方一丈八尺，安斗口重昂斗科；内里隔井天花，明间安雀替，七檩歇山，成造装修四面，明间栅栏四槽；安青白石柱顶、埋头、阶条、栏垫、踏跺、角柱、腰线等。石台阶见方三丈三尺，明高三尺二寸，埋深三尺，露明台帮细城砖干摆，埋头背后满背砌旧样城砖；地面铺墁细尺七方砖，四面次间成砌檐墙八堵。头停苫搀灰泥背一层，灰背三层，瓦六样黄色琉璃脊瓦料。下架柱木、栅栏油饰朱红油；上架枋、梁、大木彩画合细五墨，斗科金墨子琢墨，椽子刷绿，望板、连檐朱红油。碑蚨水盘下豆渣石底盘二分，各长一丈六尺，宽一丈二尺，安大料石三层，高四尺五寸，地基刨槽。碑蚨分位下长一丈五尺柏木椿，上安大料石二层，其余槽内下长一丈柏木地丁，上筑大夯锅灰土六步，并随竖立大件石料，搭做天秤木架及随运石料。海墁砖上铺席垫土，门口拆安栏框，搭做戗桥等项”。其中，所需的青白石龙蚨碑二统，要向石商订购，根据石商的呈请，因旧有石塘无料可采，要采取这样的大料，必须另觅新塘开采，需要揭去上盖的废石，往下才能得这样的大件。另外，出运塘口必须修垫山道，加运脚人工。考虑到市面的草料、米面比较贵，按成例实在不能办理，“恳请加增”。当时对御碑的石料是非常讲究的，用青白石绝对是上上之选，青白石是一种变质岩，色泽青中带花白纹。其纹理致密，质地硬度高，不容易风化，适合雕琢磨光。一般用于柱顶石、阶条石、铺地石、甬道石、台基石、栏杆和台阶，也是雕刻石碑、石兽的优质材料。由于这个重要原因，又不可能换用别的石料，几位大臣通过“细察情形尚皆属实，但按依从前加增二成八分未免过优，拟请按成例酌加二成五分，计加银4836两6钱6分。”通共估需银37053两4钱1分。
为了印正奏案中“花纹照长陵碑蚨式样成做”的准确性，本人专程去长陵，在长陵的第一进院落内，进门后就看到了右边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成的有黄琉璃瓦覆盖的碑亭，内置石碑一座，这一石碑的形制非常不同寻常，只见碑首是一条巨头前探的盘龙，碑趺是一形态仿龟式样的卧龙。这座碑就是嘉靖皇帝当时原本要为它亲自撰写碑文却没有写的“无字碑”。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字是清朝时期刻上去的。碑阳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9年）为保护明十三陵的谕旨。碑文的汉文字体是楷书。其大意是：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顺治皇帝命令工部，因各陵殿宇、墙垣倒塌严重，近陵树木多被砍伐。因此，工部应尽快将残毁处修缮好，并且需要添设护陵的人员（也称陵户），要小心看守。地方官要时常巡察，工部也要每年认真巡察一次，或者两次差官查看，切不可疏忽大意。碑阴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御制御书的《谒明陵八韵》。主要内容是说明修缮十三陵的原因和明清之间的仇怨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经消失等历史情况。
碑的左侧刻有嘉庆九年（1804年）御制诗《谒明陵八韵》。抒发了他对皇考修缮明陵布施恩泽的感怀，同时表达了他睹物生情，有感于明王朝的灭亡，自己要“求安图治”“殚精竭虑”地治理好国家的深刻想法。
看了长陵的碑和碑文，我理解为：北京历代帝庙东西两座碑亭是乾隆皇帝到十三陵修缮工地视察后才决定修建的。而且，“小件青白、豆渣等石，将来明陵余存者甚多，所有此二座碑亭应用之青白石、柱顶、埋头、阶条、栏垫、踏跺、角柱、腰线、并豆渣石底垫等料，亦于明陵用剩之石料内尽数运用。”在返城的路上，我反复在想：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对这四座碑亭进行了大量论证，有没有必要再研究呢？研究历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唯物史观要求在认识过去的历史时必须实事求是。讲求实事的前提是必须有可信的史料，而我手中的档案则是第一手的可信史料，本着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以上的研究。我最终断定：大殿东西两侧的碑和碑亭都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营建的。
乾隆与宝月楼
刘桂林
一
关于宝月楼的传说由来已久，而且一提起宝月楼来多与香妃联系在一起。传说源自1914年故宫浴德堂展出的一幅“香妃戎装像”及所附的一篇《香妃事略》。事略中介绍：
……回疆既平，兆惠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于西内建宝月楼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鞴，具如西域式……盖帝欲借种种以悦其意，而稍杀思乡之念也。转引自杨乃济《“香妃传说”与宝月楼、回子营》，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此后，香妃和宝月楼的传说流传甚广。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香妃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着，而宝月楼的兴建却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自从1999年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及其续集播出之后，有关香妃和宝月楼的故事又广为流传起来，甚至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都知道清朝皇帝乾隆有个香妃，一直居住在宝月楼，而且乾隆皇帝也经常临幸于此。有关香妃和宝月楼的传说再次流传，电视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民间传说和电视媒体的传播和宣扬，倒也不足为怪，而此说被正式载人冠以中国名称的皇家文化汇典，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了。
“宝月楼，创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匾额为乾隆手书‘仰视俯察’。此楼也是为乾隆宠爱的香妃所建。因登上宝月楼可望见与之相对的‘回子营’。以此可安慰香妃思念回族故乡的心情。”《中国皇家文化汇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汇典”中，宝月楼的创建时间是对的，匾额为乾隆御笔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里不仅将宝月楼的建筑缘起简单错误地说明“是为乾隆宠爱的香妃所建”，而且颠倒了先有宝月楼，后建回子营的时间顺序。
二
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电视媒体，甚至将传说载入皇家文化汇典，都不能改变宝月楼建筑缘起的事实。乾隆在《宝月楼记》中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