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发生疫情后，先后停开了津济线，胶济线快车，慢车停售二三等客票，并在德州等站设检疫所，严查往来车辆。烟台是东三省、旅顺、大连客轮登岸之地，疫情最为严重时，也闭港达三个月之久。山东省除了向军队借调军医，向当地教会求助医士外，还不惜重金向广州、香港、远至德国柏林等地电聘西医来省，协助控制疫情。山东省巡抚孙宝琦向朝廷奏报：此次疫情，山东省用于修筑防疫所、聘借医生、抚恤救治等项共支用银两23万两之多。
直隶地区染疫达20多处，保定、天津重疫地区距京城咫尺，为确保京城不致染疫是当务之急。疫情发生以后，民政部分饬外城、内城两巡警厅组织卫生警察巡查，并在永定门外设置传染病室及隔离病室。1911年1月27日民政部上奏朝廷，请求仿照日本大阪鼠疫流行后，日本当局在大阪设立临时预防鼠疫事务局之举，请求于京师设立防疫事务局，由内、外巡警两厅厅丞任正副局长，总管京城防疫事务。1911年1月13日，直隶总督陈夔龙接奉电旨“着预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毋任传染内地……”1月21日又钦奉朱批“务当严密查防，总以京津一带不致染疫为要”。在京城发现疫情后，2月20日陈夔龙又三奉电旨“务期早日扑灭，勿稍玩延”。一个月的时间，连接三道圣旨，直隶总督陈夔龙深感“故论防疫于直隶，较他省关系犹重”。为严防京城疫情蔓延，陈夔龙请旨会商邮传部暂停直奉铁路行车，派华、洋医生前往铁路沿线沟帮子、山海关一带设检疫所并随车检验。由沟帮子至北京地段节节布置、严密防范，沿长城一带的各路口全都派驻军队查禁。秦皇岛口岸是东三省旅客到内地必经的口岸，京师防疫事务局安置专职防疫人员，凡由疫地来船，一律留检7天以后发给证明才可放行。保定、天津等疫情严重地区要由地方长官亲自统办防疫事务，每天向总督报告疫情。并商请学部议定：保定、天津两地学生开学日期延后一月。京师周边长辛店、卢沟桥等地更是层层设障。此次鼠疫，京师重地疫情稳定，实属不易。
中国北方这次鼠疫大流行，给清朝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很大影响。疫情稳定以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求，由庆亲王奕匡上奏朝廷奏请召开国际防救时疫会议（万国会议），由伍连德医生约集中外防疫名医，由外务部照会各国政府，请求派医生前来沈阳考察疫情及防范办法，并“向各国政府切实声明，此举专为研究疫状，发明医术起见”。万国会议于1911年4月3日在沈阳小河惠工公司陈列馆开幕。东三省总督锡良为大会主席，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主持会议。中国代表由大会会长伍连德率领9人出席。美国医生司特朗杜格、法国医生柏罗格、俄国医生萨伯罗特尼、英国医生福乐以及德国、日本、印度等11国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专门设立了实验室，陈列了这次鼠疫中染疫病人的脏腑，血清及旱獭的尸体等。还陈列鼠疫中救疫人员的防疫服装及消毒用具等，使各国与会者如临其境。万国会议的代表分为六组，分别研讨病理、解剖、细菌、流行病、历史、治疗等内容。研讨了这次鼠疫的起源、流行、地域、气候、防疫的各种方法以及关于国际防疫的诸多问题。万国会议结束以后，伍连德医生主持编纂了万国会议防疫报告。
会议结束后，清廷和各地方政府对这次在北方鼠疫流行中作出贡献的官员和防疫救治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各地有数百人员受到嘉奖。庆亲王奕匡还于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十六日向朝廷上奏，为在这次鼠疫救治中派往东北的外国驻华使署人员和医生请奖。英国医生韩济京、美国医生杨怀德等6人，治疫有功赏给宝星，英国使署医官德来格随外务部赴东北办理防疫事务赏给如意一柄，海关副税务司法国人罗尔瑜在奉天办理鼠疫研究会赏给三品官衔。
伍连德医生在这次鼠疫救治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深受疫区百姓的爱戴和同行的赞誉，为此受到清廷的嘉奖。1911年4月13日由学部奏请赏给伍连德医生医科进士学位。同年4月29日，陆军部又奏请补授陆军军医协参领，以奖励这位抗疫前线的光荣战士。伍连德医生由此而成为我国抗疫史上着名的先驱载入了史册。
“中南海公园”探秘
哈恩忠
中南海——一个国人熟贯于耳而又备觉神秘的地方，在国人的心目中这里是国家的心脏，是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而对于它的过去，国人大多得益于这些年陆续上映的约定俗成的称之为“清宫戏”的影视作品。上至康乾盛世，下到衰亡末代，皇袍马褂，太监宫女，每每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其中就是有关清代末年的影视剧便可掇拾出一大堆，什么《戊戌变法》《慈禧西行》《末代皇帝》……这里面有一件事许多人都会有印象，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聊度余生。当时，这能够囚禁皇帝的皇家禁地中南海称西苑，是皇宫的一部分，与一桥之隔的北海统称三海。瀛台位于中南海的南海之中，是由春明楼、湛虚楼、迎薰亭、涵元殿、翔鸾阁等楼阁组成的古建筑群。这里湖水清澈，景色秀丽，清代自顺治、康熙时期就在明朝宫殿的基础上扩建雕琢，许多朝政和娱乐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过。有人这样记述过：“如阴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入夜时分，荷花彩灯数千盏浮于水上，流光万点，随波漂荡，蔚为奇观，真可谓火树银花不夜天；中秋节前三天，集上三旗大臣侍卫在紫光阁前校射，皇帝也要持弓搭箭，亲自下场施射；每科殿试武进士，皇帝也要亲临紫光阁检视骑射；入冬湖水封冻时节，则命八旗禁旅在池中习冰戏，练技艺，分棚掷彩球，互相追逐比试矫捷，并设旌门悬靶演习射箭，按等行赏。”北洋政府时期，这里还是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那位“青史留名”的袁大总统就是在这里重新登上“皇帝”宝座的。直到此时，面积达1500亩的中南海仍然无缘普通民众，一直是统治者的活动与生活场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里是大内深宫、高墙禁地。
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南京，当时的北平府院特派员办公处奉命接收了中南海，并特设筹备开放中南海管理处，筹备将中南海改变为公园。1929年5月，北平特别市政府仿照当时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成例，将这里命名为“三海公园”，正式对民众开放，并成立了董事会对公园进行管理和经营。1930年12月，又将公园改称为“中南海公园”。时人回忆，“记得有块由遗老张海若写的魏碑体‘中南海公园’横匾，悬在新华门楼底层门内”。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南海公园始终经营惨淡，园务衰败。1931年5月，北平特别市政府为了彻底整顿园务，摆脱原来管理不力的局面，又重新组织成立了“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开始对公园实行有效的管理和运作。应该说，由于当时民国政府南迁，客观上为中南海开放为公园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对于广大民众也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不仅又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去处，而且也多了一个探究封建帝王生活的窗口。
公园成立后，面对着前期惨淡经营留下的烂摊子，临时委员会确定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收回园内外的房产。在此之前，公园里有许多房屋被园外的一些单位、机关使用或商人租用，像园内的居仁堂、喜福堂、欢喜庄、增福堂、来福堂、果园等处100余间房屋，1928年秋起就被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长期借用，一直到1931年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几经交涉，才因其文津街新馆建成陆续迁出；园内的赐福堂、永福堂、颐园，则被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使用；静谷的50余间房屋，被民国政府交通部北平短波无线电台占用；运料门及园内营房149间房屋，早先经北平府院特派员办公处同意，借给了北平美术学院作为校园……虽然收回房产颇费脑筋，但在当时市政府的干预下，也很有了一些眉目。与此同时，随着房产的陆续收回，又接连开始了清理房租的工作，据临时委员会调查，当时园内“各商欠租约2200余元”，园外房租欠120元。有些商人欠租多年，反复协商，颇费周折，公园最后甚至勒令以水产商人徐璋为首的欠租商户于“6月13日下午5时之前”交清欠款，否则请警察局出面清理出园。协商与强制双管齐下，房租陆续清理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