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3月，河北商人李庆春在北京做白面、香油生意，白面、香油倒是货真价实，但李庆春却贪图钱财，用部分白面、香油换出不法分子的私铸铜钱，还要运到外地使用。在火车站被巡警查获，受到杖责，并处以重金的惩罚。其实，私铸铜钱在清代并不鲜见，但在这个案件中，以货易“钱”，企图在异地使用，是不是能够找出几许现代贩卖假币案件的影子呢？
还有更令人惊叹的假冒和贩卖“官府文书”的案子。湖南人朱瀚臣在北京的菜市口等地多次贩卖假冒“户部捐官执照”，屡获暴利，被查获时从其住处起获了大量赃物，包括数十枚私刻官印和数十块刊印执照用的字板。此人竟敢在京师重地私售假冒官府文书，受到严惩自不必多说，却也会让人想起时下的一些不法分子贩卖假文凭、假护照的做法。
应该说，假冒伪劣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大概“无利不起早”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追逐金钱利益是经商的本质，但是在市场上玩弄“假做真来真亦假”的游戏，最终会把不法之人自己“玩”进去。
“一胎三男”获重奖
刘诺
乾隆八年（1743年）四月初七日清早，在直隶（今为河北）三河县仁义乡信家庄人们奔走相告：范家媳妇一胎生了三个儿子，多福气呀，快去看看吧！这一消息惊动了全庄人。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说着笑着：“不知他们家哪辈子积大德了，一下子得仨儿子……”贺喜的人们使范家应接不暇。保长赵守仁知道了这件喜事，他也带着贺礼亲自进行了探视。第二天，将这件罕见的事逐级向乡里作了汇报：“今本庄住民范从常，年四十七岁；妻王氏三十二岁，于乾隆八年四月初六日戌时（5点）产生一男，亥时（晚9-11点）又生二子，实系一产三男，现俱存活育。”随之附上了左邻右舍及保长等的印甘各结。这件报告被送到了时任三河县知县赵康的桌面上。县令赵康接到具报后，
亲率简从，自备礼品至信家庄验看查明，一致认同确系一产三男，而且个个都存活并养育着，他先说了些祝福的话，然后也送上礼物。回到县衙，也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上报给东路同知梁万稷。同知梁万稷以最快的速度，用公文又上报到直隶布政使沈起元，沈起元又呈文上报给直隶总督高斌。高斌知道了这个喜庆之事，又见到了翔实的证言证词，而且是经“查核无异”后，随将布政使沈起元派人查明的三个男孩儿现在都存活等这些证人、证明、印结等作为依据，查阅了相关赏赉一产三男的具体规定：“凡一产三男，若是八旗由都统咨报，直省由该省督抚报到部。”由掌管全国户籍与财政经济的户部行文各处照例“赏给米五石（500斤），布十匹（100尺）（《礼部则例》关于钦定一产三男第48卷第26页）。”用汉文、满文题报给乾隆皇帝，并谈了自己的感想。“该臣看得：太和翔洽，闾阎微富庶之休，大化涵濡民物荷生成之德。聚骈脂一索，斯人瑞迭兴；协景运于三阳，则多男衍庆。况于首善之地，覩兹毓秀之繁，尤足彰圣朝之仁育，昭盛世之嘉祥者也。”高斌看到这件事符合国家的具体规定，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将题本上交到掌管典礼的礼部衙门。不久，范从常一家收到了由县长赵康遣官送来的米、布匹和免除孩子父亲劳役的公文，全庄人都替他们高兴，并传为佳话。
当时，朝廷还考虑到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以牲畜等为养生之资的具体情况，赏赉给这些人家米和布匹，本家均不适用。于是，责令该地区都统、督抚按照当地米、布所值的时价给予马、牛、羊等牲畜以资生计。
康熙十三年(1674年)就曾规定：“凡男女并产及一产三女者则不必具题。”也就是明确表示了，国家对男女并产以及一产三女的家庭均不给予任何奖励。由此，我们能够感受到，清朝政府只有对一产三男的家庭给予的奖励规定。另外，对男女并产及一产三女则根本不容许具题，可见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就不加任何掩饰地反映出重男轻女的态度。可见一产三男的妇女和家庭在当时社会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连康熙皇帝也在《朱批奏折》奏报一产三男的折子上亲笔批上“好事”两个大字。乾隆皇帝也亲自过问对一产三男的赏赉，并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保护，据本人整理乾隆朝内阁题本的统计，自乾隆元年至十年内，全国就有55名妇女一产三男，都受到了从地方到国家的奖励。当时认为生三个男孩子是：“太和翔洽，兆盛世之嘉祥，邪气旁流，微闾阎之蕃育，庆见生齿昌盛，喜见多男茂盛”的大好事。
雍正御赏匾额
刘桂林
雍正处于康熙和乾隆之间，对清代蓬勃发展的康乾盛世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雍正鲜明的个性和严于治理的苛刻态度，也得罪了一些人。加之野史逸闻的渲染，因而世间对雍正其人其事多有非议。殊不知，雍正是一位颇有作为、政绩显赫的君主，尤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改革家。当康熙末年由于他年迈体衰，诸子争夺储位，在贪官污吏横行，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是雍正登极伊始，全面实行改革，有力地扭转了康熙末年开始衰退的势态。从而使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把康乾盛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全面改革的内容中，吏治是雍正首先着眼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深知各级官员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任何一位有作为的君王，不管他怎样兢兢业业，不敢荒废，因家庶政也绝非一人所能办理。为此，在总体上，雍正利用各种机会教育官员，严守官箴，为国家效力。他曾在雍正元年春正之日，针对吏治和各级文武官员的职责范围，连发11道谕旨，劝诫督抚提镇府道州县等各级官员，逐级申做训饬，提出从政要求。而对每一个官员，则通过多种手段进行训导，严格管理，加紧控制，使其不断顺应朝廷的需要。诸如，令其进京，予以召见，当面谕以为官之道，赐以“福”字、珠宝和宫廷实物，给以鼓励和恩赏，用以笼络人心；为衙署和臣工赏挂御笔匾额，明确职掌，提出要求和希望等等。本文仅就雍正赏赐衙署和臣工匾额一项漫议如下。
一
雍正45岁始继皇位。由于久居藩邸，对官场积弊了如指掌，于朝廷各衙署的职能作用知之甚明。多年的观察了解和协助其父康熙处理政务的社会实践，使雍正深知中央各衙门辅助皇帝的重要作用，而主管各衙门的堂官，更是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雍正根据各衙门的职能特点，经过深思熟虑，于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初七日，在圆明园连续书写匾额17面，分别赏给六部和其他府、寺、监等中央各衙门，训令各衙署明确职责，竭尽忠诚。紧接着，又于三月十六日为銮仪卫、仓场衙门、提督衙门和钦天监书写匾额4面。此外，雍正还为八旗书写了匾额。连同日前所题匾额，共计22面。
雍正赏赐臣工御笔匾额，多是在雍正初年书写，而大部分写于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至十二月。据不完全统计，雍正先后为京内外各级文武官员书写匾额60余块，其中包括怡亲王胤祥，步军统领兼吏部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等总理事务大臣，大学士嵩柱、张鹏翮、王顼龄，六部尚书张廷玉、朱轼、田从典、张伯行、励廷仪和佛格，各部侍郎蒋廷锡、王景曾、李旭、史贻直、黄叔琳、高共佩、李绂、牛钮；川陕总督年羹尧，两江总督查必那、云贵总督高其倬，直隶、山西、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巡抚李维钧、诺敏、孔毓珣、杨名时、黄国材；河南布政使田文镜，乌拉将军哈达，四川提督岳钟琪，云南提督郝玉麟，云南永北总兵马会伯；河南副总河嵇曾筠；河北襄阳府同知廖坤；内大臣马尔萨、马武；开国勋臣额亦都之孙、清初名将遏必隆第四子殷德，遏必隆之孙阿尔松阿；内阁学士查嗣庭、吴士玉，侍讲学士张照、张廷璐，侍读刘于义、陈世倌等。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从外官到内臣，从豪门名将之后到侍读学士，赐赏御书匾额的范围相当广泛。当时全国京内衙门和京外道府参将以上文武官员，共有750余名，而雍正赐赏御笔匾额的臣工，尚不足十分之一，可见雍正赏赐臣工御匾是有选择的，并非随意题名。
二
雍正对各衙署和京内外各级官员所书匾额，绝非由着天子之口，无的放矢，随意书写；相反，不仅内容丰富，寓意深远，针对性强，而且多有所本。
以雍正所书清代六部匾额为例，有的指出为政标准，有的提出殷切希望。在书写各衙署匾额之后，均作小序，稍加简要注释，或注出匾额名称所出典故。
赏吏部挂御笔匾额为“公正持衡”。作为选拔官员的准则，雍正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在序中说：“能虚中之谓公，能端己之谓正。以才以器，循名责实。铨选之法，莫重于此。”雍正在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公正的尺度，而且要求吏部官员应该重用人才，按其名而求其实，名实相符。这才是铨选官员的关键。
赐户部挂御笔匾额为“九式经邦”。雍正在序中引用《周礼》之言指出，“以九式之法，均节国之财用，职綦重焉”。并且要求掌管财政大权的户部，“平准出纳，阜成兆民，毋旷乃守”。
给礼部挂御笔匾额为“寅清赞化”。雍正在序中明言“特取《虞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二语示之”。作为“掌管宗庙祭祀之官，必心存寅畏，志气清明，始无忝厥职”。因此，雍正将敬谨廉洁之意，引为礼部堂官箴戒之辞。
送兵部挂御笔匾额为“整肃中枢”。雍正认为，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司马之官为“枢衡重任”。“国家武备修明，道在整肃”。如果没有严肃的军令，何谈武备修明？
恩赏刑部挂御笔匾额为“明刑弼教”。雍正在序中指出，“司寇掌邦禁明刑，所以弼教也。必轻重咸宜，始成协中之化”。刑狱之官掌国家法规禁令，必须以刑律晓谕民众，令其知法、畏法而守法。即使违法判刑，也要量刑得当，才能达到辅助教化的目的。
赏赐工部挂御笔匾额为“敬饬百工”。雍正用《考工记》“以饬五材”（金、木、皮、玉、土——笔者注）之说，《书经》六府（水、火、金、木、土、谷——笔者注）之典，表明掌管工程制作的“冬官”职掌之所在。宗理核实，审度程工，都要体现此意。
此外，雍正还为宗人府赏挂了御笔匾额“敦崇孝弟”；为理藩院御书匾额“宣化遐方”；给通政司书写匾额“慎司喉舌”；送大理寺匾额“执法持平”；赐给太常寺的匾额是“祗肃明禋”；为太仆寺题匾为“勤字天育”匾；为鸿胪寺赏挂“肃赞朝仪”匾；给国子监书写了匾额“文行忠信”；送顺天府的匾额是“肃清畿甸”；赐内务府匾额“职思综理”。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十六日书写的四幅匾额分别是：銮仪卫的“恪恭舆卫”，仓场衙门的“慎储九毂”，提督衙门的“风清辇毂”和钦天监的“奉时敬授”。
三
雍正对衙署、臣工赐赏匾额，总的目的是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和管理，但是雍正所书匾额内容又不尽相同。从所赐匾额来看，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臣属声名、操守的赞誉和鼓励。
怡亲王胤祥是雍正继位伊始任命的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在雍正昆仲之中，胤祥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初用为大学士，总理户部事务，后来又任命为军机大臣。怡亲王胤祥的确是雍正的一位好兄弟，也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颇为能干的一代亲王。雍正登极后书写的第一块匾额“藩氏宗英”就是送给胤祥的，充分表达了对怡亲王的高度信任和无限宠爱。此匾对胤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雍正于四年（1726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书写“忠敬诚直谨慎廉明”八字匾额，赐给胤祥。雍正为此专发上谕，列其九项功勋事迹，颁示朝廷内外，对胤祥的品格给以全面高度的评价。
忠于君王，是封建社会臣工的天职，雍正对此极为重视，要求臣属忠诚无私，永效朝廷。雍正的舅舅隆科多是雍正继登大位之后最为崇敬的大臣。众所周知，雍正的继位，隆科多是一位关键人物。因此雍正在勤政开始的文书中，都是直书“舅舅隆科多”的字样。清代初年在文书中直呼称谓的，除了顺治开始称多尔衮为皇叔父之外，满朝文武，只有隆科多一人享有如此殊荣。雍正在赐给胤祥匾额的同时，亲书“世笃忠贞”四字，赏给隆科多。冀其永世忠诚。这是对隆科多的莫大鼓励和希望。
川陕总督年羹尧，雍正初年颇受宠爱，谕令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雍正曾把与他的关系誉为“千古君臣知遇榜样”。雍正元年四月书写了“青天白日”匾额赐之，望其如青天白日，纯洁无瑕，清廉无私。
老臣马齐自康熙初年入仕，居官谨慎，始终如一。雍正继位之后，降敕褒谕，也是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雍正御书“朝之隽老”匾额予以赐赏，以示对才智过人的朝廷老臣的赞美。
命充《圣祖实录》总裁的朱轼，老母年已八十，被雍正封为一品夫人，赐银2000两。雍正于元年（1723年）五月十三日亲书“淑范崇年”匾额一面，赐给朱轼。并御书对联：“松府清风贻令子，萱堂永日庆高年。”这不仅是对朱轼老母的高度赞颂，也是对朱轼在康雍两朝忠心为主、朴诚事君的充分肯定。是年十月二十日，又赐给朱轼御笔“朝堂良佐”匾额一面，无疑是对朱轼一心辅佐君王的再次赞誉。
吏部尚书田从典先后任知县、云南道御史、通政司参议和左都御史等职。康熙末年擢户部尚书，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调吏部尚书。田从典任知县即尽革陋例，任御史时直言上疏，遇亏帑者请限年带销。曾奉旨查办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知府蒋国正婪取案件。最后使蒋坐斩、令年夺官。雍正于元年（1723年）十月初五日赐给田从典匾额一面，名曰“清谨公方”，以表彰他的清廉公正、不徇私情的高尚品格。
再如，雍正给病老致仕，陛辞归里的吏部左侍郎李旭升的御笔匾额是“衡平耆硕”，对视为股肱的宠臣张廷玉，赏给亲书匾额“世笃纯勤”；嘉奖赴山西清理钱粮亏空、赈济灾民颇有成效的诺敏御笔匾额是“泽润蒸黎”，赐给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的匾额是“嘉谟伟量”。武英殿大学士王顼龄乃先朝旧臣，勤劳岁久，学识优裕，谙习典章。雍正赐予匾额“朝堂元老”，时年82岁。被雍正称为“向日居官有声”的云南巡抚杨名时，所赐御书匾额为“清操夙着”……
居官清廉，忠诚为国，品格高尚，功绩显赫，是封建社会最理想的官员。雍正所以给予声名、操守好的官员以赞誉和鼓励，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表达对臣工接任新职和对各衙署的要求和希望。
新官上任，雍正多在官员离京前予以召见，提出要求和希望。雍正还利用赏挂御书匾额的方式，时刻提醒和告诫官员，勤理政务。
新任直隶巡抚李维钧是在原任巡抚赵之垣被革职后任命的。元年八月初五日，雍正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李维钧，亲赐“清明抚御”御笔匾额一面。这是对新任巡抚李维钧的告诫，也是对所有地方大员的要求。
原署陕甘巡抚、光禄寺卿卢询，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上任不到半年，九月初六日即擢为兵部尚书。雍正于是年九月二十四日赐御笔“清白纯正”匾额一面，以表示他的殷切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