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定期秋狝，由于北京距围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皇帝要率领几万八旗劲旅及各旗的亲兵卫队、大臣、侍卫等官，后妃、皇子、皇孙也要随围，经过20多个行宫，浩浩荡荡来到避暑山庄，随围的满族和汉族司员依例于起跸之前要在山庄的内午门（又称：阅射门）举行射箭比赛。在避暑山庄正中一间地上摆上宝座，铺一个很厚的垫褥，皇帝盘腿坐于上面，门前搭起凉棚，竖起靶子，文武官员就在铁狮子的位置叩头回答皇帝的询问，然后开始观看射箭比赛。当时，射箭已经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军事体育活动。在器械和射法上有弹射、弓射、弩射，甚至包括可连续发射的弩，在理论上总结出了一整套射箭、射弩的要领。比赛有具体的奖励规定：每人共射5箭，王公、大臣中3矢者，赏骏马1匹，缎1匹；中5矢者另加缎2匹。侍卫等官中3矢者，赏银10两；中4矢者15两；中5矢者20两；满员射中5箭的要赏花翎；汉员射中3箭的就赏花翎，也称“箭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乾隆帝12岁时在这里曾20箭中19矢，得到祖父的夸奖。继位后更是不忘祖训，并亲自习武射箭，把它发扬光大。
诈马
每年的木兰秋狝时，蒙古王公台吉轮流参加诈马活动。蒙古的卓索图、昭乌达两盟长按例要进皇帝宴，宴筵前要奏乐而且要鼓喉而歌，并有诈马、相扑、教等体育性活动。
诈马——汉语称之为“跑马”。是蒙古向皇帝进宴时，选择几百匹名马，排列在20里以外，要将马的发尾挽结，去除马的笼头和鞍垫，由儿童骑乘，以枪声为号，枪声一响，众骑齐发，先到的36骑，可得到不同的赏赐。
相扑——蒙语称之为“布克”。汉语称之为撩跤或摔跤。一种是摔跤时脱帽，穿特制衣裤，两两相角，以搏摔仆地决胜负。另一种为额鲁特式，则光着上身相扑，取胜者要将对方摔倒而不松手的同时，还要控制对手的头和肩膀至地才能够算胜。当时清代军中已经有“善扑营”，人员从八旗精炼勇士中挑选，任务是“凡大燕享，皆呈其伎”。由于官府的提倡和组织，使官方摔跤空前发展，民间以演出为生和健身娱乐的摔跤活动也非常活跃。
教
马——蒙古语是“骑额尔敏达”。蒙古人认为3岁的马为达，额尔敏就是没有加笼鞍的马，由相当于旗长的扎撒克事先在所在的部落将生马驱赶到宴会所在地，散放在原野上。由蒙古王公子弟之中的雄杰者，手持长竿飞身套马，被套住的马开始时暴跳怒骋，人则乘机腾空跃上，控挚自如，马逐渐被驯顺。这样，给马加上笼鞍，得到的都是名马。
龙舟竞渡
清朝的顺治、康熙年间除干旱的年头，每到端午节这一天要同大臣们乘龙舟在城西的西苑泛舟宴饮。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则奉太后先在万安和进早膳，然后到东部福海中的蓬岛瑶台观看龙舟竞渡。乾隆帝有《端午日奉太后观竞渡》诗，又有“中流九龙舟，谁肯相参差”之句，可见当时怎样的盛况。嘉庆至道光初年还有举行，以后逐渐停止。
冰嬉
满族聚居关外时，早有冰嬉的习俗，并有擅长溜冰的军队，努尔哈赤的将官费古烈属下的乌刺滑子，善冰行，日行700里。入关后，每年十二月，冰层坚厚之时举行以习武行赏的冰嬉活动，俗谓“跑冰鞋”。这项活动分为抢等、抢球、转龙射球三种。一般在太液池（南海、中海、北海）正式比赛和表演。届时，从八旗将士和内务府上三旗官兵中，挑选善走冰者1000多人集中训练，冬至过后，一般在五龙厅或阐福寺、瀛台等处，设有一定之地。表演时，皇帝亦奉皇太后乘坐华丽的冰床前往观看。旗手和射手们相间排列，沿着画好的弯曲冰道，迅速穿行于旌门之间，滑行中扬弓搭箭飞射旌门上中心悬挂的彩球，表演结束后射手按射中的箭数多少，可得到三等不同的赏赐，没有入等的也有赏赐。
抢等——相当于速滑比赛。由八旗的兵士组成，兵士穿着的冰鞋由一根直铁条嵌在每只鞋底中，跑的时候迅速如飞。皇帝奉皇太后观赏，在距离皇帝的冰床二三里之外树大纛，众兵士列队，皇帝在冰床落座后，鸣1炮，对面树旗处亦鸣1炮作为回应。于是，抢等兵士就争先恐后地速滑至御前，被立于冰上的侍卫们一一牵而止之。第一个到者为头等，次到者为二等，赏赐有别。
抢球——相当于冰球竞赛。由八旗的兵士分左红右黄两队，各有统领。御前侍卫将一皮球踢到队中，众兵争抢，得球者又掷、复抢，或坠在冰上，又踢起数丈，待其坠时，群起而争之。或这个队的人将得到，又被那个队的人踢远了，嬉笑驰逐，以便捷勇敢者为能。
新年皇帝赐“福”字
孔未名
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06年2月3日），阳光洒满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一袭暖轿来到了重华宫，从轿里走下了当朝国君——嘉庆帝。原来皇上来此地是专门书写“福”字的，以便为清宫大内迎接新年的到来增添几分节日气氛。
一般进入十二月后，忙碌了一年的人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来祈盼吉祥，驱避邪魔，百姓们图的是本年有个圆满的终结，满心欢喜地迎接着新一年的到来。皇宫大内也不例外，进入十二月过年的气氛就笼罩着紫禁城的各个角落，到处张灯结彩，大小宴会不断，“冬来封印”政务相对不忙，皇帝也会以特有的形式参与到庆贺新年的活动中来，书写“福”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新年皇帝书“福”字源自康熙朝，雍正朝遂为定例。而写“福”字所用之笔为康熙朝特制的黑漆管笔，笔管儿上刻有金色的“赐福苍生”字样，所用载体通常不是纸张而是丝绢品，绢涂以丹砂，绘以金龙花纹。届时所写出的第一个大大的“福”字首先要悬挂在乾清宫的正殿里，同时为彰显节日的气氛，还要再书写若干“福”字条幅，悬挂于宫苑各处，以示“福”照紫禁城。
后来皇帝书写“福”字不再是单纯用来当作殿堂的装饰物，也常常作为赏赐品赏予朝廷官员。但并非所有朝廷大官都享有皇帝赐“福”的殊荣。乾隆朝在任31年的户部尚书王际华，有幸得到过乾隆帝赏赐的24件“福”字，后来他将这24件“福”字装裱后挂在专门的一间屋子里，并命此屋为“二十四福堂”。可见对有幸得到“福”字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啊。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团首次访华，乾隆帝也曾将书写的“福”字作为新年礼物赠送给了马戛尔尼，以及随团来访的官员们。
那时官员接到皇帝赐予的“福”字时，都会举行隆重的受“福”仪式。如果是京内官员得到赏赐，受赐者须依次跪于案前，瞻仰皇帝御书“福”字，叩首谢恩，两名御前太监手捧“福”字，代表圣上颁发，受赐者跪接“福”字，寓意福临满身，或者是福在眼前，然后恭捧退下。事后还要恭折谢恩。如果是京外官员接受御赐“福”字时，受赐者则必须率文武百官，出城跪迎，在衙署恭设香案，望着紫禁城的方向叩首谢恩。如此看来，无论是京内、京外的官员，见“福”字就犹如见龙颜一般恭敬。
到了嘉庆朝，颁赐“福”字的范围更加广泛，皇子、内廷行走、宗藩蒙古藩王、大学士、尚书、南书房、上书房行走、御前侍卫、各省督抚、新疆将军参赞等，朝中重臣几乎人人有份。
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十五日，嘉庆帝来到重华宫，就是打算写几个“福”字赏赐于御前侍卫、御前行走及内务府大臣。这些整天服务于皇帝左右的人，到了年根儿底下也都企盼着嘉庆帝能赏赐给他们一幅“福”字。不一会儿嘉庆帝几幅“福”字就写好了。他让太监分赐下去，只见御前侍卫果勒敏、色扎克、塔尔达、勒清精阿、珠尔杭阿5人，恭恭敬敬地捧着墨迹未干的“福”字走出了重华宫大殿，内务府大臣那彦宝等紧随其后依次走出了殿门，所不同的是那彦宝手中并没有捧着“福”字往外走。嘉庆帝心里纳闷儿：莫非写的“福”字不够分？那彦宝是内务府的重臣，是皇帝的近侍，一般侍卫都有幸得到“福”字，嘉庆帝怎么会忘记赏赐给堂堂的内府大臣呢？于是他让人询问一下原委。没想到查询结果却让嘉庆帝十分生气。原来所赏“福”字已由那彦宝交茶膳房太监放在茶盘内带出。作为一名臣子如此对待御赐“福”字，其态度自康熙朝以来从来未曾有过。这让嘉庆帝大为恼火，他认为“君臣之间应当以敬为本”，这样随意对待“御赐品”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况且此次如果不处理，恐怕将来还会闹出什么更加“大不敬”的事情，此风断不可长。
第二天，嘉庆帝降旨：“那彦宝系内务府大臣管理茶膳房，虽可使令茶房太监因公差遣，可怎么能将特赏之件在朕至近之处率意遣人带出，殊失敬意，着将那彦宝御前侍卫俱行革退，令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罚俸三个月。”当然那个被使役的太监也很冤枉地得到了惩罚，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也挨了板子。
新年皇帝赐“福”原本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呢，可谁能想到嘉庆十年的元旦前夕，内务府大臣那彦宝非但没有因此得“福”，反而遭到了惩罚，不但降了级还破了财，真是因“福”得“祸”啊。
清代宫廷拉丁文翻译馆的建立
李中勇
拉丁语原本是意大利中部拉提姆地方的方言，后来因为发源于此地的罗马帝国势力扩张，而将拉丁语广泛流传于帝国境内，并定为官方语言。而基督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语更加深了其影响力。从欧洲中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罗马天主教，拉丁语一直为公用语，学术论文也大多用拉丁语写成，可以说20世纪以前拉丁语在国际上是一种比较通行的语言。
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时任内阁大学士的和硕庄新王允禄传下一道雍正皇帝的谕旨，要在宫廷内部设立翻译馆，拣选内务府官员的青少年子弟学习拉丁文，并由法国传教士巴多明任馆长，宋君儒神甫为副馆长。这是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开国100年来从未有过之事，也是与当时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整个教育系统毫无关联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时的统治者做出这样一个破天荒的决定呢？欲窥全豹，还是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吧。
在此前一年，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国与俄国根据先前所达成一系列协议，在双方边境城市恰克图（彼时属于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签订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总条约，即《中俄恰克图界约》。该条约分满文、俄文、拉丁文三种文本，内容共有11条，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条约文本，俄国用俄文，兼用拉丁文，钤印画押后交中国，中国用满文，兼用俄文、拉丁文，钤印画押后交俄国。”条约除分别用两国各自的文字外，还用了当时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官方文字——拉丁文。这个条约签订的背景是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与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东段边境以后，沙俄乘中段边界尚未勘定之机，经常派军队侵入中国内地，蚕食中国领土。但此时沙俄争夺的重心在欧洲和西亚，与中国的关系还是以和平商贸为主，为此，俄国每年从中俄贸易中获取巨额的利润用以弥补其国内财政和军费的不足。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沙俄胡佳科夫商队来华贸易，获利高达27万卢布。鉴于俄国的扩张和侵略活动，清政府屡次提出抗议，沙俄都不理会。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完全断绝与沙俄的贸易往来。中俄贸易对沙俄来说，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沙俄不得不派使团与中国进行中段边界的谈判。在与沙俄进行谈判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外交翻译人才，清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当时在宫廷内部服务的西洋传教士做翻译。初感外交翻译人才的缺乏是清政府在宫廷内部进行外语教育的最初动机。
宫廷中拉丁语教学能够得以实施，还与17、18世纪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大批来华有很大关系。这些进入宫廷的传教士，大都具有一技之长，且熟贯中西文化，如郎世宁、南怀仁等就是其中代表。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为清代宫廷服务，同时试图达到其传教的目的，客观上这些早期的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馆馆长巴多明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档案记载，翻译馆从雍正七年（1729年）建立到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裁汰，共历时15年，其间共招收了三批学生，全从内务府官员子弟中选拔。学生和教师的饭食等待遇照内务府的另一所学校咸安宫官学的待遇来定，由宫廷内部解决。学制和学生人数都不定。其中第一批学生20人，学制7年。共毕业13人，皆被授予笔帖式、库使、库守、拜唐阿等文职，其中万保等6人尤为勤奋，被列为优等，除授官外，还令在馆帮助巴多明进行拉丁文教学。另有7人因天资愚钝，学无进益，中途陆续被斥退。第二批和第三批学生皆为10人，其中第二批共毕业7人，第三批只学习了三年，翻译馆便被裁汰。庄亲王允禄在请裁撤翻译馆的奏折中说：“查自开馆以来，学习西洋字话俱能书写，年满补以笔帖式等缺行走者20人。臣伏思从前奉旨设立西洋学馆，原备偶有委用而设，今既学有20人，即有委之处，亦属敷用，似无庸再行接续学习。臣请将年满已补用笔帖式等缺之20人仍令西洋人宋君荣等不时教演，以备应用外，所设西洋学馆即行裁汰。”巴多明于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去世，此后由宋君荣主持馆事，直到该馆被裁汰。正如允禄自己所言，设立翻译馆本来是备偶有委用，并没有形成制度，且学生毕业后并未从事外交事务，这与清政府当时的外交状况有很大关系。闭关锁国一向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本来早期与其他国家的往来便是有些迫不得已，后来边塞无事，即便这些内务府子弟学有所成亦无用武之地，清政府走向近代国际关系的一缕微光迅速黯淡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清代烟花爆竹的燃放与管理
葛会英
从2006年春节起，烟花爆竹在北京夜空再次绽放。北京春节的夜空，又恢复了往年的喧闹。然而烟花的解禁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燃放，而是由“绝对禁放”改为“限定燃放”，并制定了相关条例，以保证人们节日的安全。其实历史上许多朝代在燃放烟花爆竹的时节，出于防火安全考虑，对鞭炮的制作与管理都有相应的规定与要求。
从历史档案中看，清代对此已有规定：“除冬至不允许燃放鞭炮外，每年的除夕夜、元旦、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及灯节都允许燃放。”皇家有专门制作和燃放的机构，民间也可出售各色烟火，竞巧争奇。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二十日乾隆帝在谕旨中曾说：“京城每遇除夕、元旦、灯节，民间所放花炮昼夜喧闹不可胜计。”
除夕夜，就是每年的大年三十，为接神日。人们要祭祖、接神、接灶。宫廷内会举行“接神之礼”，皇帝早晨要到各个佛堂拈香、拜祖先并吃团圆饺子，以示辞岁迎新，到子初时辰后接神，仪式一开始，立时鞭炮齐鸣表示敬意，整个北京城便被淹没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