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戏是后世杂技、戏剧和歌舞共同的重要源头之一。它滥觞于秦，盛于西、东汉。“百戏”一词就是产生于西汉。《汉文帝纂要》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可见百戏是对民间诸技的称呼，尤以杂技为主。但百戏中也有说唱技艺；据李尤《平安观赋》记载“歌舞俳优，连笑伎戏”，逗笑说唱的俳优当是“百戏”中仅有的曲艺节目。
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也有力地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戏剧歌舞与杂技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秦汉时期最主要的俗乐表演便是散乐，亦即百戏。秦始皇纵情声色，聚集众多倡优伎人，“妇人倡优数巨万人”。秦二世更是荒理朝政，玩物丧志，喜欢作“角抵俳优之观”。特别是西汉，经过上百年休养生息，发展到中期时，百戏便十分繁盛。它是散于四方民间之乐，与“雅乐”相对，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寻橦、吞刀、吐火等，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漫衍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角抵戏等。近年在河南、山东、江苏、四川、内蒙古等地发现的许多汉画像石砖、石雕中，有大量百戏乐舞演出内容，也充分说明汉代百戏表演之盛，流传之广。
汉武帝时，各种演出活动规模空前。雄才大略的刘彻大帝，是一个热心百戏的“超级粉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长安角抵戏演出盛况空前，周边300里之内的人皆赶来观看。元封六年（公元前105），武帝又在上林苑平乐观演出角抵戏，京城百姓几乎万人空巷，络绎不绝。汉代的帝王们不仅在宫中作角抵戏让臣民观看，以示君民同乐，还将百戏用以招待各部落首领和外国使节，令贵客惊叹不已。武帝曾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一种舞蹈）、都卢（缘竿、爬竿戏）、海中砀极（一种乐曲）、鱼龙龙曼延（汉时假形戏曲）、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鱼龙漫延戏熔歌舞、杂技、魔术于一炉，内容浪漫而神奇。鱼龙是由人装扮的一种怪兽，先在殿堂四周游戏，继而跃入殿前水池中，化作比目鱼，作雾障目，跳跃漱水；再化成黄龙八丈，跳出水池，游逛戏耍于殿堂，龙体上水珠闪烁，辉映日光，威风凛凛。此节目传自西域，宫中奉为奇珍，举凡节庆仪式等重大活动都要表演。
西汉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和东汉顺帝刘保也都喜好百戏，亦曾以之隆重招待外国客人。百戏沸沸扬扬地在宫中和京师流行，引起了一些恪守中庸、反对炫耀奢靡的儒生士子的忧虑。昭帝用百戏招待外国客人时，就曾有一些贤良文学之士提出非议：“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但这些意见并未为帝王们所重视。
在汉代，民间同样十分爱好娱乐。每逢节日庆典、红百喜事，常有百戏演出，以示隆重。在宴会上，主宾方一面饮酒作乐，一面观赏杂技表演，故称为宴乐百戏。汉代宴乐百戏演出的节目内容丰富、技艺精湛，可见杂技艺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这些民间宴乐演出的节目，与宫廷的演出大同小异。这也说明杂技艺术来源于民间，发展在民间，植根在民间，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东汉张衡在其《西京赋》中，描述了西汉乐舞百戏规模盛大的演出活动。这场“总会仙倡”的演出，有扮作豹、罴的，有扮作白虎、苍龙奏乐的，娥皇与女英（舜帝二妃）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蛇”，洪崖统领指挥，一身仙人装束。演出时的舞台设置和音响效果也蔚为壮观、奇特，会有“云起雪飞”，会“复陆重阁，转石成雷”。张衡形容说：“霹雳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
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其中一条就是从西周末年的俳优滑稽表演到西汉百戏中的角抵戏，再到唐代的参军戏，故事表演日趋丰富，逐渐成为戏剧主体。在西汉百戏包罗万象的演出内容中，对戏剧表演影响较大的是角抵戏。它不仅是一种技艺，更因为它已具备故事情节。所谓角抵，是双方以角力强弱决定胜负的技艺表演。《汉书·武帝纪》中说：“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渝戏、鱼龙曼延之属。”蚩尤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秦汉时在冀州等地有关于蚩尤与黄帝决斗，蚩尤头上有角，以角抵人，后演变成“蚩尤戏”。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说：“秦汉间，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既然名曰“蚩尤戏”，则除了“头戴牛角而相抵”外，就应有关于蚩尤与黄帝大战的内容情节，这是它不同于一般角抵戏之处，也是它演化进步之处。而三三两两民间的模拟，则可以看出表演意识、装扮意识和戏剧规定情境意识的增强。它不是偶然性、即兴的一个表演，而是有规定程式、情境的演出。
西汉的《东海黄公》是角抵戏的代表作，它是“中国戏剧形成一项独立艺术的开端”（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该故事初见于《西京赋》，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有更详尽的描述，其原文是：“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
故事说的是东海人黄公年轻时精通法术，能制蛇打虎。他佩带赤金刀，喜欢用紫红之绸束发，站立着能吞云吐雾，坐时能成山河，威风凛凛；但到了老年，气竭力衰，加之酗酒过度，法术不能显灵。秦末有白虎出没于东海，黄公带着其赤金刀前去收服，但没想到他的法术失灵，不能制服白虎，反被白虎吃掉。关中人把这一故事加以搬演。汉代皇帝也以该故事作为角抵戏表演。
这是一场角抵戏，有人与虎的角力。但角抵已不是表演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全靠力量来角逐而行。它的故事走向与结局是预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根据特定的人物和情节来演出，演员也有了具体的服装和化妆造型要求。与《蚩尤戏》相比，《东海黄公》把戏剧表演的各种因素进一步融合起来，为戏曲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从一则“国宝回归”新闻谈起
这一节的开头，要从前几年中国几乎所有主要媒体（包括电视电台报纸网站）报道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那则新闻的题目是《国宝西汉陶俑回归记》：
从2001年3月到2002年3月，陕西西安市郊西汉文帝霸陵的窦皇后墓，被犯罪分子先后三次盗掘，用炸药爆破，墓内陪葬的西汉彩绘陶俑等多件文物被盗，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6件陶俑准备于2002年3月20日在纽约拍卖。这6件陶俑保存完好，外表呈黑色，为无臂裸体人形，质地坚实，制作相当精美，堪称国宝；且年代久远，其历史价值和科考价值难以用金钱来估量。
这些陶俑原本是青色，表面敷白色“胎衣”，再用黑褐、大红、深绛及土黄等颜色绘饰。可是，由于在墓中陶俑的上方有大量木炭，加之年代久远，原来的颜色都已消失，所以现在看起来是黑色的。在制作之初，俑体双肩处安装了木臂，可自由活动，在入葬时均穿有丝织或麻织外衣，宛若真人。因年代久远，木臂及外衣朽烂，故呈无臂裸体。这种形制的陶俑，多出自西汉时期皇帝、皇后或大臣的墓葬中。除窦皇后墓外，在汉高祖的长陵、汉景帝的阳陵、汉惠帝的安陵、汉武帝的茂陵、汉宣帝的杜陵，也有类似陶俑出土。
在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等人的努力下，纽约拍卖公司先是暂停了这6件西汉陶俑的拍卖，在中国方面出具了与文物相关的详细而确凿的证据后，2003年3月，经中美双方多次交涉和磋商，美国海关正式表示将文物归还中国。6月，文物交接仪式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几天后，一驾国际航班在陕西咸阳国际机场徐徐降落，这些国宝终于平安回到家乡……
这则新闻，除了生动记叙了国宝被盗、即将拍卖、双方交涉、出具证据、交接回归等惊险、曲折过程外，还特别介绍了国宝即6件西汉彩绘陶俑的美观造型、巨大价值和精湛工艺。
汉朝的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从近年汉墓出土的一些文物来看，其做工精细、工艺考究，并不亚于今日。除了上文提到的陕西西安霸陵窦皇后墓中6件无臂裸体陶俑外，还有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彩绘兵马陶俑、四川广汉出土的执锄陶俑、江苏徐州楚王汉墓出土的官员俑和妇舞俑、广州出土的汉代木船模型等，都是做工精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汉代船模制作精良，比例匀称，组件繁复，细节完整，也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可见，在我国封建社会早期，俑已取代活人作为殉葬物。秦汉之际厚葬之风盛行，俑的制作也因此不断发展，其中以泥烧制的陶俑最多。陶俑以圆雕的艺术手法存在于我国雕塑艺术之林，是一种完全或比较完全立体的雕塑艺术，也是形体美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具有生命的力量感。汉俑国内出土量较多，尤其是大墓出土的陶俑，在数量、质量上都令人叹为观止。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考见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政治军事、服饰及雕塑艺术的水平。如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的汉代少女陶俑，身材修长，垂目俯首，神态安详而恭谨，为典型的西汉侍女形象。陶佣宽大的衣袖与瘦窄的喇叭形衣裙相配合，构成优美的曲线，简洁而有韵味。
汉代陶俑分西汉与东汉两种风格，且均与秦俑相去甚远。西汉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力凋敝，甚至连皇帝用马都没有条件使驾车的四匹马（驷）具有同样毛色；而将相士大夫的马匹短缺，只能乘牛车。在这种经济状况下，艺术作品再难以维持秦代宏大威武的气势。帝陵墓中随葬的陶俑，数量未减但尺寸大为缩小。西汉早期陶俑，继承楚文化着衣木俑风格，形体较僵直，没有秦俑严格的身体结构比例。在制作工艺方面，陶俑先烧后绘，人物或立或坐，基本都为模制。陶俑整塑出衣履，袖手直立或端坐，似更多地继承着秦俑风格，但身躯的轮廓线条更流畅和优美，面目发髻塑作精致，仪态端庄，艺术造型能力远高于秦俑。最大的改进在于，汉俑除去了秦俑脚下的方形压重托板，而采用双足站立的形式，增加了俑群的真实感。
西汉早期陶俑多古拙粗犷，模制比例较高，彩绘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我国楚地陶、木俑的遗风。西汉中晚期，形式种类更加丰富，局部处理也更加细致，制作方法呈多样化。彩绘有简繁之别。简单的彩绘仅勾勒眉目，衣袖缘边，色调单一粗放；纷繁复杂者则色彩丰富，赤橙黄绿青蓝紫无所不包，用笔精细，衣带佩饰、眉毛胡须皆交待清晰，产生一种动人的真实感。细腻之处，纤及毫发，一丝不苟，呼之欲出。
汉兵马俑作为西汉陶俑的一种类别，它反映的是地方封国部队的军容，比秦俑小，但工艺一样精细、造型一样生动，重其意而不在乎其形。收藏在咸阳市博物馆的西汉指挥陶俑，高55厘米，出土于杨家湾西汉墓，据推测墓主为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在这处墓葬当中发掘出2500余件汉代兵马俑，数量、种类、配备及队列均严肃规范，相当罕见。因墓主地位逊于帝王，俑士高度普遍只有44—55厘米，骑马兵俑略高。墓中士兵俑出土近2000件，大多数着士兵装束，唯有一件身材高大，与众不同。此彩绘指挥俑高于其它陶俑，头似戴冠，身披当时极罕有的鱼鳞甲，铠甲下着绿色短袍和红色长袍，足蹬装饰华丽的长靴。该人意气昂扬，双唇紧抿，显得沉着果敢；右臂上扬、手指上举，左手下劈，似在指挥万马千军。整体造型质朴洗练，双臂有挥舞之势，极具内在艺术魅力。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在西汉发展的基础上，制陶业到东汉更加进步。它使中国彻底脱离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所专有的用品带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两汉王朝对中华文明的又一大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