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
一九六六年五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无情地在神州大地上蔓延开来。
这一年，钟书五十六岁，杨绛五十五岁。虽然他们早就搁下了笔，缄默不谈政治，虽然钱钟书还告诫朋友"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但他们这批"老先生"，无一例外地卷入了灾难的旋涡之中。
这一次，明哲不能保身，这一次，他们在劫难逃。
这时，钱钟书的一条腿突然走不得路了，杨绛赶紧替他请了假，扶他去医院就医。一位好心的车夫老王见了，主动把他们送到医院，还不肯收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在杨绛的一再坚持下，老王才勉强收了钱。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会在"文革"中受创，也不知道这个好心的车夫，会在他们最困难时，背着造反派的监管，给他们送来鸡蛋、香油。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刚刚下班回家的杨绛对钱钟书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钟书回答说："还没有，快了吧？"是的，快了。他们是夫妻，又同属学部，命运的车轮自然一起碾过。三天后，他便也被"揪"出来了。
杨绛又问："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他不知道是怎么揪出来的，这也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样的时候，揪出来是必然，原因与过程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
但杨绛这个心思细腻的女子，却记得很是清楚。那时控诉她的大字报虽然还没有贴出，但开会时传看一份文件，到她的近旁就跳过了，好像没有她这么个人。下一次开会时，有人忽然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没有人定义，也没有人答话，但以后的会议，她不用参加了。这时她已经隐隐知道事情不妙了。果然，不几日，控诉她的大字报便贴了出来。
他们就这样，被揪了出来，虽然揪出来的算什么身份，还未分明。那时，革命群众大会天天开着，号召口号时时喊着，而他们这群判了罪的"老先生"，就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等待刑罚。她坐在冷板凳上，只觉得那红红绿绿的条幅触目惊心：
"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原来他们成了敌人，不拿枪的敌人，手无缚鸡之力的敌人。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发表了。他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传看着，细细研究，窃窃私议，都以为按照通知的指示精神，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可以重新加入革命队伍。
谁知在大会上，那些群众一副十恶不赦的模样，狠狠控诉着他们的种种罪行。这一刻，他们终于愿意相信，这场灾难是躲不过去了，他们成了"牛鬼蛇神"。
最后，大会公布了他们以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开完会，他们回了家，草草吃过晚饭后，便开始如小学生那般做起手工牌子。杨绛给钱钟书寻来长方形小木板，自己则在硬纸上剪了个圆圈，两个人各按规定，精工细作地制好了牌子，然后用工工整整的楷体写下自己的款款罪名。
他们童趣依旧，罪名写好后，他们各自穿了绳子挂在胸前，还相互品评鉴赏着，宛如爱丽丝梦游仙境那般，一时兴起，他们还引用起了爱丽斯的名言：Curiouserandcuriouser！
第二日，他去扫院子，而她去扫女厕所。年过半百的两个人，一直潜心学术研究，何时干过此类活计！只是在那革命人群的唾弃之下，他们不得不去做。
一切只是个开始，还有更多没有尊严的招数，在等着他们。一天，大雨骤冷，他们学部闯进来一批造反的红卫兵，把他们这些被揪出来的人召进大席棚，给他们戴上用报纸做的尖顶高帽，然后在一片谩骂声中，将他们押上台示众。
站在队伍里的杨绛，偷偷瞥着同伴们帽子上的"头衔"，什么"黑帮"、"国民党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她看到钟书头上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禁猜想自己的名目。散会时，她在推推揉揉间，摘了高帽，原来她的是"资产阶级学者"，只是不几日，她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呵骂推揉间，他们成了人人都可欺侮的牛鬼蛇神。杨绛如是说："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牛"。"
一次钟书外出被人剃掉纵横两道头发，成了所谓的"怪头"，幸亏杨绛一直是他的理发师，赶紧帮他剃成了"和尚头"，抹了"十"字。那时候，他们的一个同伙也被人剃了"怪头"，去理发店理发，非但不给理，还让他戴上写着字的纸篓子回家了。
那真是一段狼狈不堪的岁月。一晚，他们被集中在大院批斗，有人拿着束腰皮带往他们身上猛抽，还有人往钟书背上抹唾沫、鼻涕和糨糊，杨绛的头发也不知被谁剪去了一截……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他们被批斗完后，又被勒令脱掉鞋袜，伛着腰，排着队，环绕院中圆形花栏跑圈儿，谁直起身子或停步不前就会挨鞭子。一圈圈，他们在笑骂中不住地跑着，等直起身来时，院中的人已散去大半，他们的鞋袜也不知去了哪里。
他们这群半老的"牛鬼蛇神"有很多禁令，虽然不知是谁制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制定，什么不许穿皮鞋、不许撑阳伞、不许戴草帽，什么不许吃鱼、肉和鸡蛋，不许喝牛奶，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云云，真是稀奇古怪、匪夷所思极了。
杨绛讽刺地说："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
后来，他们知道了钱钟书被"揪"出来的原因，原来有几个人联名上书，声讨"钱钟书蔑视领袖著作"，还贴出了大字报。杨绛对此勃然大怒，大骂这些红卫兵连风影都看不见就敢捕风捉影。她说："默存如果说这话，肯定不是这口气，他会说得更俏皮些。"
咽不下这口气的两个人，拟写了一份小字报，贴在了大字报的下面，他们提供了自己知道的一切线索，并请求实地调查，只是不但没有等到清白的时日，反而换来了一场批斗。
他们说，虽然没有证据，但有人告发了钱钟书，料必事出有因，所以钱钟书便是有罪的。这样的莫须有，理由太过牵强，但当时就是有人说得理直气壮。
除了被批斗，他们还要陪斗。一次，红卫兵发现在台下低头陪斗的杨绛打起了瞌睡，便怒气冲冲地将她押上台去，挂上牌子，戴上高帽，进行一顿声讨挨批，厉声喝道：
"杨绛，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是我。"
"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又是谁？"
"是我──为了给同志们提供线索，据实调查。"
这么多天，他们体验了世态炎凉，人间沧桑。这里是黑暗的地狱，如果不是彼此扶持，他们根本没有勇气面对这样无奈的尘世。这一次，她真的厌倦了，这样不讲理的日子，他们还要过多久？
她的心寒，红卫兵如何懂得？或许，他们只是不愿意懂得，因为不懂得，便能继续打着正义的旗号嚣张跋扈下去。听她如此不屑的回答，台下看戏的红卫兵奓了毛："谁是你的同志！"
他们递给她一面锣，命她敲响。怒气冲冲的杨绛，哪还顾得了许多，木槌子一下下死命敲着发泄不满。这一次，红卫兵真的闹翻了天，他们给她挂上又黑又臭的木板，押着她去学部大院游行。
红卫兵们命她每走几步便敲两下锣，再自报罪名。我们温柔聪慧的杨绛，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她使劲敲着锣，大叫着："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在用自己的倔强抗议，抗议自己的屈辱，抗议钟书莫须有的罪名。
柳暗花明时，当杨绛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幽默地说："那场闹剧实在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她依旧是那个诙谐乐观的杨绛，只是那乐观背后，分明是缀着血泪的不堪回首。
但"文革"的摧残还不仅仅于此。他们还被抄了家，钟书的皮鞋、领带、打印机，还有那许多宝贵的书籍、书信和作品手稿都被洗劫一空。如果说，身体的摧残还可以用意志忍耐，那么精神的折磨又如何对待呢？
他们怕那些文字资料落在红卫兵手里，不是毁了，便是成了"反动"的罪证，于是硬下心肠偷偷销毁了不少，连包糖纸都不敢保留。而钱钟书这么多年的读书笔记，凝结着太多的智慧与心血，他们舍不得烧毁，杨绛便锁在了原先的家中。
有一次批斗完毕后，有人下命令说："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她怕稿子被红卫兵抄家时毁掉，便将花费数年心血造就的《堂吉诃德》译稿用牛皮纸包好扎紧，忍痛上交了。
她只祈祷红卫兵不要将稿子毁掉，哪怕是遗忘墙角也好。还算幸运，最后她又见到了这凝聚无数感情和心血的手稿，并在西洋文学组秘书的帮助下，喜滋滋地将它抱回了家。
在这人间地狱中，他们忍受着尘世不能承受之重，却只是忍受，他们的人格，依旧高大，他们的感情，依旧胶着亲密。他们是亲密爱人，只要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便能度过一切磨难。常常有人在背后羡慕道："看人家钱钟书和杨绛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
这就是他们，不声不响，不卑不亢。
不忍生离
是谁，触动了不堪一击的心弦？是谁，让他们看到这世间的黑白颠倒？旅途未知，时光难挨，他们在混乱困顿的日子里踽踽而行。
一九六九年，他们同学部的知识分子一起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他们离了家，与其他"受教育者"一起集中住在办公室里，有的六七人一间，有的九人十人一间。
在这"集中营"般的办公室里，他们度过了七个月监禁般的生活，每日除了批斗，还要在清晨集体练操，还要分上午、下午和晚饭后三个单元进行学习。而学习的内容，无外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各种各样的纲领精神。
那时候，除了领袖的著作和各种文件指示，他们不能看别的书籍。于是，钱钟书便翻出一部德文原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提倡者，他的书便是"合法合理"的，钟书并不会受到批判。而马克思也是十九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有着不容小觑的辩证法思想。于是，钱钟书便堂而皇之地研读起来，不仅复习了久违的德文，也得到了不少受益匪浅的收获。
一段时日后，"军宣队"特准年老体弱者回家居住，于是这对半老夫妻便结束了"集中营"式的生活，每天只在上午、下午两个单元赶来上课。
只是他们的团圆没有长久，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钱钟书接到通知，要作为文学所的"先遣队"下放河南罗山县，开始干校生活。他们知道要下放干校，只是不知道来得这样快。
杨绛不无伤感地说："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她不是"先遣队"，要在外文所里继续接受"再教育"，暂时不能伴他下乡。只是她不忍生离，不忍放老头儿一人前往，因为这次下干校，是所谓的"连锅端"，大有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
她为他打点着行装，宝贵的图书、笔记，或穿或不穿的衣服，零零碎碎的东西，一样样，一件件，都要随身带走。她看着一个个木箱、铁箱，看着这收拾好的一大堆行李，不免怅然："这些木箱、铁箱，却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分离的日子总是来得那样快。十一日，他动身了，杨绛与女儿阿圆、女婿王德一送行。两年前，女儿嫁了他，老两口很是满意地说："得一（这是钱钟书赠女婿的号，杨绛文章里总用"得一"称呼女婿）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女婿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进拥挤的月台，把钟书送上了车。上车前，钟书对他们三人说，回去吧，别等了。他们遥遥相望，只觉千言万语哽在喉咙，杨绛默默回了家，不是耗不住等待，而是怕钟书看着他们伤感的脸，无法放心释念。
离别泪，别是苦痛滋味。只是在这旗号纷飞的时代，他们的离殇只得埋在心里，她继续配合加紧"再教育"，而他也要在穷乡僻壤的罗山东岳开始干校生活。
只是闲暇时，他们依旧不忘鸿雁传书。他告诉她东岳的天寒地冻，告诉她些许生活的琐碎事。那时候，干校需要他们自己建设，脱坯、造砖、盖房，样样都需自己来，而钟书因属于"老弱病残"的行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
只是他痴气依旧，哪怕是轻松的活计，他也闹出了笑话。有一次，他与丁声树老先生被分去烧开水，两个人忙前忙后，弄得一身狼狈，却大半天也没有把那一炉水烧开……
因为此事，两位老先生被戏称为"钱半开""丁半开"。而远在北京的杨绛，听到这样的玩笑话，还不忘为老伴儿辩护一下：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容易。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杨绛他们"连"也动身下放干校。钟书走时，一家三人相送，而她走时，只有女儿阿圆默默送行，女婿德一已于一个月前自杀了。那时的阿圆三十三岁。
杨绛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时，德一对她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是老实忠厚之人，只是在这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之时，一切都是枉然。
他自杀了，以死捍卫尊严，以死求得解脱，却奈何逝者去，生者痛，杨绛放心不下刚刚失去爱人的女儿，虽然她知道女儿从来不是脆弱的女孩子。只是，坐在火车车厢，看着女儿在月台茕茕孑立的模样，她便心生凄楚。
她忙闭上眼睛，让盈满眼眶的泪水流下来。火车开了，月台慢慢退去，车窗外再看不见阿圆的背影……她就这样离了北京的家，奔赴下一场旅途，她知道她的钟书正在干校翘首以盼。
上次一别，已是八月之久。经过千山万水的跋涉，她终于到了干校，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丈夫，只是看着又黑又瘦，脸上挂着脓包的他，她自是心疼不已。她说："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人海苍茫间，无论他变成怎般模样，他们依旧能够一眼认出彼此。这不奇怪，因为他们有一世夫妻恩情。只是虽然她一见便认得，别人却不一定认得！
有一次，钱钟书去杨绛干校黄大夫那里看病，这个心直口快的大夫，看到他在签名簿上写的名字，不禁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事后，当杨绛提起时，黄大夫掩嘴笑言："怎么的，全不像了。"
两人虽然不在同一干校，但只间隔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他们总能在十天一次的休息日见面相聚。杨绛说，比起独在北京的女儿，他们也算同在一处了。
因为身体弱，杨绛被分到了菜园班，每日只是干些轻松的活儿，学习种菜，后来，全连都搬到了学部集中的中心点，而她依旧留守菜园。这时，钟书被派作专职通讯员，每日收取报纸信件时，总能路过杨绛的那片菜地。
